【歷史探秘】從漢唐至解放後　中國如何在新疆開拓戍邊傳統？

近期美國屢屢批評中國治理新疆政策，還加碼宣布制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理由是兵團乃陳全國「持有」的準軍事組織，不過顯然美國絲毫不明白其法理與歷史沿革，刻意要藉題發揮削弱中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於1954年，源自解放軍第一野戰軍下的第二軍、第六軍，以及前國民黨駐疆部隊和三區革命民族軍等改編而成。事實上，其戍邊屯墾的任務，也是沿襲了自漢唐以來中國治理西域的古老傳統。

當漢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通西域後不久，為了與匈奴爭奪該處，便「置校尉，屯田渠犂」，替往來的軍旅積聚糧食，搜粟都尉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也上奏「故輪台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主張加大屯墾規模。

儘管稍後漢武帝頒佈《輪台詔》否決桑弘羊的提議，但日後漢朝終究因軍事需求恢復了屯墾政策，在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輪台（今新疆輪台縣）、渠犁（今新疆庫爾勒市以南）、車師（今新疆吐魯番）、焉耆等地皆置有可耕可戰的吏士，司禾府、西域都護府、戊己校尉等在新疆設置的機構亦都肩負促進生產的重任。雖然起初漢朝在西域屯墾的規模不大，但在對抗匈奴、鞏固西域的過程裡貢獻厥多，既替中國治疆奠定最早的基礎，也加速了新疆地區的開發。

到了武功更盛的唐代，在西域的拓邊與屯墾活動便更形盛大。依據政書《唐六典》記載，唐代在西域開闢了「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等多個軍屯區，並「取前資官，嘗選人、文武散官等強幹善農事」為屯官，有利生產增加。由於唐朝營田規模比漢朝廣闊，加上西域都護府的建制又更完備，都督府、守捉等一系列駐軍機構層層佈防，因此唐代治疆遠比漢代嚴密且成功。即便在安史之亂後，吐蕃趁機攻佔河西領土，隔斷長安對西域的連絡，殘留的唐軍依舊堅守在原駐地好些年，令吐蕃大軍久久不能得手。

至於清代，為了擊敗準噶爾汗國，清朝先在哈密、阿爾泰等地屯田，接著在攻取新疆後，又在更多城鎮推廣屯田以供養軍士。且除了讓綠營兵屯墾之外，乾隆帝（1711─1799年）還下旨鼓勵內地百姓前往新疆：「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西陲平定，疆宇式廓，闢展烏魯木齊屯田……其於惠養生民，甚為有益」，希冀藉由移民新疆緩解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此外，清朝還遷徙犯人移墾，多居處於南疆的維吾爾族也被遷移至伊犁地區墾殖。結果光是民屯面積，在嘉慶年間便廣達百餘萬畝，每年可供應近10萬石米麥，令清朝駐軍的給養不需要中央的額外供給，大大節省了花費。

雖然清末新疆叛亂與俄國的入侵，致使當地人口大減與生產受損，但清朝仍未放棄移民實邊的做法。在1884年新疆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錦棠（1844─1894年）制定《新疆屯墾章程》，大力招集流亡人口開墾荒地、讓兵士復員為農戶，加快了當地的經濟開發。但可惜的是，隨着清朝瓦解與民國軍閥混戰的亂局，中華民國政府對新疆的控制力度大不如前，蘇聯、美國等外力相繼入侵試圖扶持分裂政權。因此當中共解放軍進入新疆後，如何在這片邊疆上扎穩統治根基、同時又自給自足便成了極大難題。

1950年，近20萬駐疆解放軍超過15萬投入生產運動裡，原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後投降受職為第二十二兵團司令的陶峙岳（1892─1988年），曾回憶過屯墾的艱辛：「軍墾部隊到達各墾區後，遇到的困難是說不完的。墾區都是萬古荒原，人煙極少，首先遇到的困難是食宿問題。既無民房，又缺帳篷，但有蘆葦遍野。戰士們乃砍伐蘆葦，搭蓋棚子，或挖地窩子，以蘆葦覆蓋，這樣聊以藏身」。

駐疆部隊胼手胝足地在當年繳出開荒96萬畝、播種83萬畝、收穫糧產3,290萬公斤、牲畜18萬頭與油料186萬公斤的顯赫成績。到了1951年，駐疆部隊不僅實現自給的戰略目標，甚至還有餘糧能支持地方。此外，王震還開辦了煤礦、水泥廠、水電站、紡織廠、麵粉廠等工業項目，大大促進了新疆經濟的換代升級，而與此同時，部隊也對當地的分離勢力起到了強大震懾作用。

儘管中共於1954有意撤銷原屬國軍的駐疆第二十二兵團、改成立交由新疆省政府管轄的生產建設兵團，正式脱離軍事序列。但考慮到可能引起軍心波動與屯墾戍邊的重要性，最終仍決定保留軍隊屬性，正式改組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雖然在1975至1981年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度遭撤銷，但文革引起的經濟凋敝、中蘇關係緊張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斯坦的險峻局勢，終究令中共恢復了兵團建置，以鞏固對新疆的統治。

迄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依舊是捍衛邊境、拱衛國土、提振新疆經濟甚至綠化環境的大幫手，而這些貢獻既傳承了漢唐治疆的歷史使命，又突破了前代王朝的侷限，因此才使新疆不致再出現清末民國時的大規模暴亂。也正因如此，這個不同於一般地方行政體系、能戰能產的特殊兵團建置，才被美國視為眼中釘，在這波圍堵中國的狂潮裡成為美國法案的重點打擊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