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貝聿銘》：成名背後高低起跌　處變不驚靜待世事無常

【藝文編按】本文選自李菁、賈冬婷《百年貝聿銘──游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建築大師》第四章，講述貝聿銘人生中低谷漢考克大廈玻璃幕牆脫落事件，以這件事看一代建築師，在成名背後如何面對人生高低起跌。
貝聿銘(1917-2019)是著名華裔美籍建築師，曾奪普立茲克獎得主，成名作品包括香港中銀大廈、紐約賽奈醫院古根漢館、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等。建築風格擅於以建築融合自然的空間觀念，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

1966年，事務所搬到紐約麥迪遜大街600號的一幢辦公樓裡，貝聿銘與合作夥伴考伯和弗里德，這三個性格各異的人結成一個團結高效的工作團隊。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繼續前進時，公司卻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擊。1973年1月的一個晚上，經過夜間的一場大風暴，波士頓考帕列廣場上正在施工的漢考克大廈(John Hancock Tower)的立面遭到了嚴重的損壞。幾十塊雙層落地玻璃脫落，還有好幾百扇窗被飛落的碎片打壞。不得已，大廈所有玻璃脫落的部分都被鑲上膠合板，引起建築界的一片譁然，當地的民眾則戲謔地稱其為「膠合板大廈」。而漢考克大廈正是貝聿銘事務所設計的。當地媒體幸災樂禍地將大樓稱為「世界上最高的木製樓」，在他們眼裡，這個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規發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場。其實事後的調查報告發現，問題的癥結在於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麼樣，貝氏事務所的聲譽當時遭到重創。貝聿銘的一位高級助手後來回憶，那段時間，他們坐出租車時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是在為貝聿銘工作，否則就會遭受一頓嘲弄。自此之後，貝聿銘的事務所門可羅雀。貝聿銘晚年在回憶此事時說：「漢考克事件給我的事務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為誰也不會雇用一位被懷疑有失職嫌疑的建築師。我成了建築界不受歡迎的人。」

IBM曾於1969年雇用貝聿銘設計該公司的辦公大樓。貝聿銘的初稿也得到了IBM高層的認可。漢考克大廈風波之後，IBM不再和貝聿銘聯繫，而悄悄起用了另一位建築師。漢考克風波也讓貝聿銘與洛克菲勒家族失之交臂。1974年，洛克菲勒家族從四名候選人當中挑選了貝聿銘，來為其在公園大道上的亞洲協會設計一所藝術館。藝術館裡將收藏洛克菲勒三世捐贈的價值1000萬美元的東方藝術珍品。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貝聿銘都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是當貝聿銘提交了自己的設計方案後，卻並未得到熱烈的回應。其身邊人斷言，「洛克菲勒家族顯然受到了漢考克大廈的影響」。無奈之下，貝聿銘以提交一封辭職信的方式體面地結束了雙方的關係。

20世紀70年代後期，整個美國經濟開始衰落，建築業也跟着蕭條。而貝聿銘很早就在建築界裡有一個「名聲」─如果你要按照預算來完成工作，那麼就不能請貝聿銘。在這個大形勢下，貝聿銘的日子更加難過。這給貝聿銘的事務所以致命打擊，甚至一度到了破產的懸崖邊。

漢考克大廈進行了徹底的修整，1976年10月以嶄新的面貌矗立在波士頓街頭。後來，該事件還引發了漢考克公司、玻璃製造商及貝聿銘事務所之間一系列錯綜複雜的訴訟，訴訟糾紛一直持續到1981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當事各方都同意接受和解，承諾「永遠不再公開談論大樓有關問題」。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波士頓人也開始接受甚至欣賞起漢考克大廈，還有人將之比喻為「波士頓的埃菲爾鐵塔」。

「漢考克大廈風波」讓貝聿銘經歷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機。150人的事務所陷入困境。但是了解貝聿銘的人都知道，他笑容可掬的面孔是堅強意志的寫照。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前院長羅伯特・蓋蒂斯說：「貝可以和他的建築一樣咄咄逼人。」

貝聿銘令身邊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種處變不驚的超人般的冷靜。他的合伙人伊森・列奧納多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1960年5月的一天，貝聿銘和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到了之後才知道，這一天，智利發生了大地震，而地震引發的海嘯以每小時700千米的速度，橫掃了西太平洋島嶼；僅僅14小時，就到達了美國的夏威夷群島。為了預防不測，他們預訂的飯店已經把最下面的三層樓全部搬空。可是這卻激起了貝聿銘的好奇心，他告訴伊森：「我得看看這玩意兒。」凌晨3點鐘，貝聿銘和伊森站在傢俱已經搬走的空蕩蕩的大廳裡。此時，他們已經得知，幾小時前海嘯已經撞擊大島的東海岸，造成幾人喪生。這個消息還是沒有嚇倒貝聿銘。他和伊森兩人緊緊抓住「粗得張開雙臂都無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嘯如約而至，但並沒有想像中壯觀，這還令兩人有點失望。他們後來才知道，巨浪摧毀了夏威夷島西岸的防波堤，淹沒了大片的土地；不到24小時，又到達了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列島。太平洋沿岸的城市、鄉村和一些房屋，以及一些未來得及逃離的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波濤捲入大海。想起這一幕，伊森心有餘悸：「我們很幸運，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甚麼東西打交道。」

1970年，貝聿銘夫婦帶着小女兒，和朋友索爾古夫婦一起飛到柬埔寨遊覽吳哥窟。一天早晨，他們醒來時發現旅館已經人去樓空。原來共產黨軍隊發動突襲，奪取了從旅館回金邊的道路。人們正驚慌失措地忙於撤退。索爾古給法國使館發電報，後者建議他們向西逃跑。於是貝聿銘一家和朋友丟棄行李，擠到一輛租來的小車裡，在熱浪和滾滾灰塵中行駛100英里到達泰國邊境。索爾古的西方面孔可以提供保護，但對貝聿銘一家人來說就有點危險：一旦他們的護照被沒收，他們就會被人誤認為是逃亡的柬埔寨人。儘管其他人都忐忑不安，但貝聿銘還有閒情逸致在路旁的水果攤前停下來嚐嚐榴槤的味道。後來貝聿銘一家安全抵達曼谷機場，他們在衞生間洗完澡以後接着飛往東京。在那裡，他們找裁縫重新做了一套衣服。兩天以後，他們穿着高雅精緻的服裝出現在巴黎，除了稍微有點受驚的樣子，還是一如既往地從容自若。

這副從容鎮靜的神情，同樣出現在貝聿銘面對自己的職業險情時：甘迺迪夫人初次拜訪時擺放鮮花的習慣一直延續下來；事務所裡也照樣飄蕩着咖啡的芳香。他不願意解雇事務所150名員工中的任何一位。與齊肯多夫共事的經歷也讓貝聿銘見慣了大風大浪。從他的表情上，大家看不出任何驚惶不安的跡象。

「幸運的是，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場。」黃慧生說。一個解釋是，貝聿銘能躋身新加坡的建築業是因為新加坡的銀行家都認識他父親。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貝聿銘已在着手建設華僑銀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52層高的總部大樓，即華僑銀行中心。「來自地球另一端的項目一個接着一個，那個地方使我們在業務處於低谷時得以生存。」黃慧生說。同時，貝聿銘又在科威特、伊朗等中東地區開展業務。從小就在典型的中國大家庭長大的貝聿銘，對這種權威結構毫不陌生，與王公貴族們打交道，也游刃有餘。讓人驚訝的是，中東的那些權貴們很喜歡同貝聿銘打交道。在最艱難的時刻，海外業務的拓展使貝聿銘事務所得以維持生存。

《百年貝聿銘──游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建築大師》

作者｜李菁 賈冬婷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本書內容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