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法治沒有「以洋為師」

律政司舉辦香港法律周，特首李家超形容是「說好香港法治故事的一個好開始」。說好香港法治故事，跟政府近來念茲在茲的「說好香港故事」差不多，既曰「說好」而不是「做好」，就帶有香港故事本來就是好的意思，只是不被外界認識。有麝沒有自然香。

但香港法治故事是否已經做好，這不無商榷。反修例風波之後，一些法官似乎立場先行，未能中肯履職。即使不說這個棘手爭議，早前不是有裁判官處理行人亂過馬路案件，也花上超級九十天的審訊後才有裁決嗎？堂堂法院竟然出現這樣明目張膽的「拉布」，實在叫人咋舌。還有初選案尚未開審，有法官形容是漫長的等待，立場新聞案的檢控方亦被質疑處事未周。香港法治故事看來不只要說好，也要做好。

公信力是矛與盾

說好香港法治故事，或者說好香港故事，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得到別人的正確認識和欣賞是重要的。不然清者自清，大可抱着不管流言蜚語、只管做好自己的心態，對外界的批評處之泰然。李家超在香港法律周提到，政府全力支持「增強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顯然國際社會的信心也是重要的。

英諺有謂「公義不僅達致，並得以彰顯」，法治當然應該要有目共睹，不能曲高和寡。如果政府高舉法治但市民感受不到，社會不這樣覺得，那樣的法治是不足夠的。因為得不到信任的法治，所能夠發揮的作用也會大打折扣。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我們當然也希望這裏的法治能得到世界認同，令人流、資金流也樂於進來香港，發展機遇。

但得到別人的認同，跟法治始終是兩回事。反修例風波前不久，時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便曾提及，除了公義要得以彰顯之外，也「不能為求人前彰顯公義，而導致公義無法施行」。盲目追求別人的認同，可能會令法治精神要被妥協。反過來說，得不到別人的認同，也不一定是法治水平不夠。認不認同，因素很多。

香港的法治水平很高，是世界銀行亦都認同的事實。香港在世界管治指標的法治指數，長年得分超過九十分。以往不少人形容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是金絲雀，他們來港參與審訊便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否則就是投下不信任一票。但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及副院長賀知義兩隻金絲雀飛走了，包括賀輔明在內的許多海外法官仍然留任，那到底是走的金絲雀代表事實，還是留的金絲雀才反映真相？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欲來港代表香港政府出庭訴訟，西敏宮的政客卻百般阻撓，那香港的法治到底得不得到英國人的認同？

香港司法堪肯定

《基本法》第82條訂明終審法院可邀請海外法官參與審判，法例又容許具豐富經驗的海外大律師來港就個別案件出庭訴訟，海外法官、海外大狀在客觀效果上好像是在給香港的司法制度加持。許多人都知道賀輔明曾經稱許公民抗命是光榮傳統，而雙學三子公民廣場案的終審法官之中包括了賀輔明，那不就代表那個判決很具說服力？人權大狀彭力克多次來港參與訴訟，不就代表香港的司法制度有公信力？十多年前地產商與立法會興訟，分別從英國聘來御用大律師，被視為是顛峰對決。如今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案即將開審，請來的也是英國御用大律師，別人還未說什麼，一些人好像已認為案件立即高了一個檔次。

不是說不能夠外聘大狀。問題是為什麼鄉議局打丁權案，聘請的是彭力克而不是香港大狀？為什麼香港政府檢控未經批准集結，要找英國的David Perry？為什麼黎智英找人為自己辯護，也是找英國御用大律師？香港有沒有自己的賀輔明？

過去香港本地培訓的法律人才有限，《基本法》容許海外法官參與判決，不只可以加強各界對香港司法的信心，也能夠受益於海外司法人才的經驗和觀點。但今天香港已經累積了不少法律人才，張舉能更是首位本地培訓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香港司法即使在外地法官缺席下，質素仍有保證。我們的資深大律師約100名，不論是刑事或是民事，是商業法或是人權法，不應該沒有自己的人才。海外法官和大律師參與審訊，或許能加強公眾和國際商界的信心，但這不能夠代表必須要有海外人才的參與，香港司法才能夠獲得信任。

甚至在某些方面，本地法官和大律師應該更加勝任。畢竟裁決不只涉及法律原則，關鍵往往在於對具體情況的掌握和判斷，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應該對此更加了解，更加明白抽象的法律原則在特定情況下該如何應用。

立足香港的法治

黎智英外聘的御用大律師是刑法和人權法的專家，在國際刑事法院、歐洲人權法院都曾出庭訴訟，經驗毋庸置疑。但沒有兩宗案例是完全相同，每一宗案件都有它的獨特性，更何況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憲政秩序之下，差異更加大。美國對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規範，跟西敏制的英國就顯然不同。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受英國影響甚深，但又有着殖民地管治的行政主導特質，加上九七之後的「一國兩制」憲政秩序，香港在理解《基本法》以至其他涉及政府的法律爭議時，便不可能不考慮香港具體而特殊的情況。

即使是歐洲人權法院，也有非常重要的自由空間原則，認為國際級法院須給予個別國家的行政、立法或司法機關一定的彈性，因為他們更能掌握當地的需要和情況。當兩種權利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怎樣取捨，當歐洲穆斯林希望戴頭巾而政府認為有礙治安，當一些人認為侮辱宗教是言論自由而另一些人認為已超出社會底線，當美國左翼高舉女性墮胎的自由而右翼強調胎兒的生命，抽象的法治精神、人權原則難以幫助我們找出最恰當的裁決，而必須從具體的法律條文、社會背景來考慮。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法律周的致辭表示，法治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持續發展，並且要滿足社會的需要。

這樣說不是要陷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掏空法治和人權的理念。相反，香港的司法應該在具體案件中，說明我們如何平衡不同權利和價值，同時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國家安全，真正體現法治和人權。在一方面，香港承受着中西文化的碰撞，法制上又是中國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在拿捏平衡方面的挑戰本來就特別大。但另一方面，香港又是「一國」之下的「兩制」，是國家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城市，我們應該有更大的空間和自信展示香港的獨特優勢，說明我們是如何推進法治、實踐人權。

這是香港的挑戰，也是香港的機遇。要說好香港故事，沒有事情比說好香港法治故事更重要。《港區國安法》的案件充滿爭議，初選案、立場新聞案、黎智英案備受關注，甚至是被國際媒體放在放大鏡下檢驗。在法庭審訊控辯雙方的時候，我們的司法和法治本身亦在被社會審視。能夠處理好不同價值的平衡，拿捏好內地與香港法制的差異，香港的司法和法治便能通過考驗，擦亮香港招牌。香港的法律制度健全而人才深厚，值得我們審慎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