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施政由表及裏　治理實事求是

中共今天召開「二十大」，舉世關注人事佈局。「二十大」將會決定中共未來五年的方向，也等如刻劃中國未來五年的路徑。在香港，特首李家超三天之後發表的《施政報告》，不論如何也將決定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香港會是怎樣的光景，香港人是否仍要瑟縮劏房，這份《施政報告》將會預示答案。

李家超政府或許有意修訂買家印花稅，讓來港工作滿一定年期的人士退回稅款，減低置業成本同時增加留港誘因。但若然香港樓價再次走高，即使能夠退回買家印花稅，對減輕居住成本的作用又有多大？尤其是放寬印花稅可能改變投資氣氛，按揭利率最快在明年見頂，樓市復熾是大有可能。

人才、房屋難題涉及結構成因

為了搶人才，政府也可以放寬指定行業輸入人才的條件，讓企業有更大自由度招聘境外專才。但更便利的簽證條件只是從企業需求的層面着手，始終沒有增加香港對於海外人才的吸引力。若然香港的生活成本依然高企，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等的發展機遇仍然有限，從供應端的角度看，人才來港及留港的動力不會大。

將臨時檢疫設施改建成過渡房屋，劏房戶或許可以有較好的居住環境。但先不說數量杯水車薪，而且公屋單位沒有長足進展、置業成本沒有顯着回落的話，公營房屋供不應求的問題始終不會改善。最終入住的基層要麼「過渡失敗」，要重返不適切居所，要麼只能長期滯留在過渡房屋，看不見真正安居的曙光。

類似的問題，我們還可以數下去。即使入境安排放寬至「0+0」，但旅遊發展若然未能轉型，香港找不到新的吸引點的話，始終無辦法長期吸引旅客訪港；即使明年政府收回西隧專營權，調控隧道費以促進三隧分流，但若然香港的職居分離不改，城市發展過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的話，過海的時間及經濟成本仍然難有大幅改善；即使最低工資上調至40元，但若然僱主的利潤仍然被地租蠶食，僱員仍然處於權力結構的下風，那麼打工仔始終不會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貪一時方便隨時尾大不掉

人才的問題跟生活成本和產業發展息息相關，居住的困難源於政府的供應和對市場的調控，交通規劃的底下是城市規劃，勞工權益的背後是營商環境和勞資結構……香港面對的積弊往往涉及更根本的結構成因，而且環環相扣，互為表裏。若然我們只是個別用藥、見招拆招，最終不但不可能解決問題，甚至可能弄巧成拙。貿然樓市「撤辣」便容易引起新一輪的樓價上行，最終不但外地人才卻步，本地居民也無法負擔下去。

方便的手段總是吸引的。美國慣以「印錢」和「收水」來應對經濟危機，結果卻是走不出高通脹和經濟衰退的兩難怪圈。香港過去對表象問題見招拆招，不論是靠內地旅客來支撐旅遊業，用停建居屋來托住樓市，以樓價升幅來充當收入增長，或是靠土地收入來支撐庫房財政，都是依賴方便的手段，但結果有目共睹。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由董建華政府說到現在，住屋困難由曾蔭權年代延續至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十年管治不足以撥亂反正。社會及經濟問題尾大不掉，不但在反修例騷亂和新冠疫情中表露無遺，近來股市和樓市雙雙下挫，亦令人發現所謂的經濟繁榮只如泡影。

五屆政府、廿五年的軌跡說明了香港只求治標而不治本，最終標與本俱不能治。周三（19日）公布的《施政報告》作為李家超五年施政的藍圖，絕不能夠再止步於表象成因。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言要真研究問題、研究真問題，中共政府強調實事求是，兩者都是指要由表及裏，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由表及裏的施政不可能靠過渡房屋來「告別劏房」，解決問題的管治也不可能放寬了簽證就當吸引了人才，提高了最低工資就當保障了勞工權益。

中共治國由表及裏、實事求是

後騷亂、後疫情的現在，是結構改革的契機。就好像北歐乃是在二戰之後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兗路，成功發展出經濟高增長同時收入分配公平的北歐模式。中共在經歷十年文革之後改革開放，同樣從經濟結構着手，而非見招拆招地針對表象問題用藥。大亂後要大治必須經歷改革，而歷史上沒有改革能夠不觸及深層次結構而成功。

習近平「十八大」上台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結構層面扭轉金融海嘯大水漫灌遺留下來的問題。「十九大」確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在於追求現代化的治理水平，中國特色堅持的是按國情需要實事求是，社會主義的理念確保施政以集體利益和共同富裕為依歸。「二十大」面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地方防疫政策的張弛失衡、核心技術的卡脖子難題、經濟金融圍堵的美國挑戰，中共不可能流於處理表面問題，而必定會從雙循環經濟結構、治理體系和能力等層面入手。

毋庸諱言，人事佈局總是更受注目。或許這就是當代社會典型對「政治」的理解。特朗普抑或拜登，約翰遜或是卓慧思，政治就是誰下、誰上的權力問題，民主也約化成決定誰下、誰上的選舉機制。但對於中共政府而言，同樣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誰上之後，政策是否以廣大人民利益為依歸。去年《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便指出民主「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而且「民主與國家治理緊密相關」，「好的民主一定是實現良政善治的」。

香港的失治有民主政制爭議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乃是治理失效的問題。李家超政府打着「開新篇」的旗幟上台，肩負着香港由治及興的寄望，特首比社會任何一個人都更需要實事求是，由表及裏。香港要走出新時代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符合香港社會的發展需要，治港者必須首先經歷一場思想革命，推進治理模式的範式轉移。哥白尼若然沒有拋棄地心說，之後的科學革命也就難以出現。治港者若不改革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結構，「開新篇」的願景也只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