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從大亂到大治　香港需要改革者

反修例運動爆發六個月以來，香港陷入前所未見的撕裂，儘管暴力浪潮在區議會選舉後稍為減弱，但社會整體上仍未恢復安寧，遑論找到清晰的前進方向，難免令人痛心。就此《香港01》多番呼籲，我們必須盡快安靜下來，凝聚改革共識並付諸實行，在大亂後謀求大治。不然，香港只能原地踏步，繼續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競爭中虛度光陰。

但是，改革必須有明確方針，政府對此有覺悟嗎？政府已下定決心做改革者嗎？上周三（12月4日），當局推出第四輪涉及逾40億元的紓困措施，包括非住宅用戶獲水電、排污與差餉減免。短期紓困措施是有必要的，畢竟政府有責任幫助受反修例運動影響的市民應急。然而，假如政府以為單憑「派錢」、「派糖」便足夠，企圖用一些「小恩小惠」麻痺市民，那肯定是對香港的真正問題有所誤解。

治末必須循本，我們並不否認香港的問題部份源自政制發展滯後，但更關鍵的原因是經濟發展遲緩和社會不公，而這又可歸咎於源自港英時代、目前已極其嚴峻的深層次矛盾，以及嚴重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若要衝破困局，小修小補並不足夠，必須施行「大手術」。政府和社會各界理應告別毫無意義的政治空轉與內耗，其中坐擁「行政主導」優勢的政府更應具備改革精神，以改革者的身份，對香港的前景作出全盤規劃並落實到底，藉以建立全民共享的社會。若非如此，縱使反修例運動僥倖完結，但類似的社會動盪可能還會陸續有來，市民永遠無法過上太平日子。

相比不斷改革的內地，香港確實欠缺改革精神，只知守成而不思變革。這個情況之所以出現，原因是香港曾經長期領先，導致港府和市民以為自己是無敵的，一旦出現問題，便把責任歸咎於國際局勢劇變、中共打壓等「外來因素」，絲毫沒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意識。每當問題出現，理應擔當改革者的政府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味「派錢」、「派糖」，卻對香港身處的結構困局後知後覺，甚至茫然不知，以致錯過許多改革的契機。

摒棄固有思維　正視深層矛盾

香港與許多歐美發達經濟體一樣，長期忽視深層次結構矛盾，對社會民生議題承擔不足，沒有解決既得利益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衝突，從而為政治激進主義埋下種子，最終通過「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的形式呈現出來。現在回想，倘若港府早就對矛盾與衝突有所覺悟，自命「改革者」而非「守成者」，適時就房屋、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民生議題發力，情況未必像現在那麼糟糕。

對特區政府而言，討論是否需要改革其實已經落後於形勢，它現時應該思考如何做一個改革者。我們認為，第一步就是擺脫「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等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不要再於社會民生議題上卸責。

改革者應該做什麼，看看內地就一清二楚。鄧小平在文革後推動「解放思想」，協助內地從僵化的政經結構中解放出來，再透過持續不斷、具針對性的開放政策，帶動內地在過往四十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香港當然毋須照抄內地，畢竟兩地情況截然不同，但共通點都是需要改革。港府理應效法內地對改革的執念，在經歷反修例運動後來一次香港版「解放思想」，通過「思維創新」帶動「政策創新」。

撤換無能官員　彰顯管治新風

平心而論，港府未必不想做一個改革者，它最近確實有一些改革計劃，但依舊給人「唔湯唔水」、理念不清的觀感。例如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中《施政報告》中提出二百多項措施，包括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大規模收地建屋，呼應《香港01》長期以來的倡議。問題是，縱使當局在困擾香港的土地住屋議題上看似有所承擔，但租務管制、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同樣有助撼動既得利益結構的舉措卻通通欠奉，根本無法讓人相信，港府有決心幫助市民守住生活底線。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土地房屋只是其中一項。若要大刀闊斧地推動改革，具政治識見、懂得規劃和執行的官員必不可少，可惜港府此刻卻是庸官當道。反修例運動之所以爆發，深層次結構矛盾固然是主因，但主事官員無能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例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沒有妥善回應市民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合理憂慮，不斷重複站不住腳的論點；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同樣失職，包括拒絕採納「港人港審」等理性建議，一味力挺有問題的修例草案，最終激發民憤。我們認為無能者不可能是改革者，倘若港府希望恢復市民信心，起碼須撤換上述兩名官員，讓市民看到管治新風。

做好全盤規劃　扛起改革重任

同樣重要的是，港府必須就香港當下面臨的種種問題重新作出全盤規劃，在推動改革大業時展現領導力。提起領導力，不少人認為是對港府官員的苛求，但香港歷史上其實不乏例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港英官員對深層次結構矛盾採取「無為而治」態度，結果釀成1966年和1967年兩場大規模動亂。1971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不甘於充當普通的殖民地官僚，而是當機立斷，展現令人驚嘆的改革精神，全方位地改革市政。事實上，麥理浩任職十年半期間推行的改革是非常深刻的，包括大規模興建公屋、開拓新市鎮、成立廉政公署、實施義務教育、改善公共醫療服務等，這些改革都令香港面貌煥然一新，為這個城市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奠定堅實基礎。

在管治哲學上，我們不希望特區政府效法麥理浩之後的港督，把自由經濟「發揚光大」，而是該就着香港的諸多弊端，提出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切切實實做改革者，在房屋、教育、醫療、安老養老等範疇作出全面而長遠的規劃，透過做好一次、二次分配，建立一個全民共享的社會。必須再三強調的是，港府並非沒有本錢推動上述改革——我們不厭其煩地指出，香港擁有萬億元財政儲備，有很多具備現代專業品質的人才，更不用說在法治、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擁有強大競爭力。對香港的改革者而言，改革並非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為與不為的問題。

「從大亂到大治」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歷史事實支撐的——內地「改革開放」建基於文革廢墟，「麥理浩新政」始於「六七暴動」，兩者皆是源於對改革的重視和執行。《香港01》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不久便指出，港府和市民毋須再浪費時間討論是否需要改革，而是要認識到我們已進入改革的「執行時刻」，應該聚焦做什麼、如何做的問題。香港能否以今次運動為契機，開始一段全新征程，端視管治團隊究竟想做名垂青史的改革者，還是被歷史湮沒的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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