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最撕裂的政治衝突。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進退失據，完全無法掌握民情，徹底暴露管治失效的問題。隨着修例工作實際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靜下來，並為香港重新出發獻計，但真正的考驗是，港府能否準確為香港的問題把脈，繼而對症下藥。

在修例一役中，年輕人的反對聲音特別響亮，部份甚至參與武力抗爭。此刻恐怕沒有人會否認，一股焦躁、怨憤和無奈的情緒正在青年之間彌漫。正因如此，無論政府官員、部份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還是宗教領袖，都對青年問題表達關注，彷彿這就是社會問題的全部，但何謂「青年問題」，他們卻未能說出個所以然—有人歸咎通識科令青年思想激進，有人認為他們精力過剩無處發洩，也有人斷定他們受泛民「煽動」，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上述認知並非全錯，但顯然犯了在脫離脈絡的情況下，抽空地看青年問題的毛病，實際上只是瞎子摸象。從世界各地的經驗可知，青年群體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種形式表達自身感受和不滿，他們的情緒總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現出來。換句話說，我們雖不能說青年困局是社會困局的全部，但起碼是個縮影，兩者無法脫鈎—假如青年困局解決不了，社會困局也解決不了；反過來說，若不觸碰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亦無從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然無法讓人相信，她已經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雙重困局。在上周二（7月9日）的記者會上，她承認從「佔中」到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滿其實反映社會有一些「深層次問題」，強調應該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然而，沒有失憶的人應該記得，她其實早在2017年7月1日的就職演說中，已聲稱「明白年輕一代對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責任「找出事情的癥結，更宏觀地為香港謀劃出路」。

管治精英須斷對症社會問題才是根本

事隔兩年，這位號稱「好打得」的特首，竟然還停留在「尋找問題癥結」、而非「解決問題」的層次，其管治思維之滯後、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搖頭嘆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特區首長也對香港整個格局欠缺辨識能力，那麼，執政團隊內的其他官員會有多窩囊？就連香港面對什麼問題都不清楚，管治危機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糾結於政治衝突的表象，根本無助治癒沉痾。對此《香港01》多番強調，主權移交以來的連場衝突，其實源於社會經濟出了大問題—由於受到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本地經濟結構逐步失衡，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傾斜。在這個大氣候下，青年因上流機會大減而心懷怨懟，導致政治激進主義發酵，並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洩出來。

深層結構矛盾不除港青繼續深受其害

港青面臨的困局驚心動魄，而這實際上折射整個社會的問題。就以升學、就業為例，出身基層的莘莘學子進入大學，便開始背負沉重學債，在「起跑線」上處於劣勢；離開校園後，亦不見得前景光明—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壟斷，創新科技等新興行業並不發達。由於產業結構固化，許多傳統行業的職位，特別是中高層的位置被少數精英階層佔據，導致年輕人難以「上位」。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畢業生收入的平均數，僅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

林鄭月娥上任後，公屋輪候年期屢創新高，樓價亦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即使年輕人有不錯的際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職位，但在扭曲的樓市面前，只得淪為「樓奴」，根本沒有餘裕創業，從而釋放個人潛能。

同樣嚴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時間「供樓」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強積金勉強過活。倘若政府無法確保市民「老有所養」，他們在年輕時便難以放膽追尋夢想，只能為了「生存」而營營役役，擔心日後悲哀終老。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求學、就業、置業，還是退休，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充滿不必要的障礙，因為現行利益結構早就把他們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層次結構矛盾嚴重，他們才會因前路茫茫而滿肚子怨氣，繼而採取激烈的方式抗爭。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此尖銳，任何有識見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夠繼續採取鴕鳥政策。我們要拷問政府，為什麼明明坐擁巨額儲備，卻一再拒絕推行大學免學費，以及全民退休保障？為什麼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條例》這柄「尚方寶劍」，卻一再拒絕從地產商手上收回閒置土地，繼而廣建公屋，為青年解決住屋問題？我們亦要拷問政府，為什麼只懂以「派糖」紓解民怨，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

林鄭須效法麥理浩大刀闊斧推動改革

香港需要一個勇於拋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強大領導力的政治領袖。乍聽起來，這好像不着邊際，但在香港歷史上，其實珠玉在前。

還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香港面臨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再加上內地難民湧入這個外因，解發了1966年的「天星騷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這兩場大型群眾抗爭的人士，許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人，但當年的港英政府並未單純地視之為「青年問題」，而是就整個社會遭遇的困局，進行全面檢討。在這個基礎上，於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展現了令人讚嘆的魄力，包括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會面貌才煥然一新。

林鄭月娥與其漫談「搭建溝通平台」這些搔不到癢處的廢話，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歸前的麥理浩，展現膽識和魄力，以極具前瞻性的視野，領導社會向前邁進。若當局拒絕挑戰既得利益者，拒絕促進社會的公平，為包括青年在內的全體市民，建設一個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美好家園，那麼青年的焦慮、怨憤和躁動，總有一天會再次爆發。

林鄭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壽終正寢」時，要求社會給予政府機會和時間，刻意擺出一副和解的姿態。但這種和解必須是積極進取、有建設性的，斷斷不能是「和稀泥」，企圖蒙混過關。所謂以小見大，我們希望港府適時「更新」管治思維，認清「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問題的本質，明白到若不直視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便難以解決。有了正確認識後，還要以無比決心撼動不合理的、傾向既得利益的政經結構。否則，香港只能繼續空轉，永遠無法跨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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