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載・政壇風雲】從立法會變遷　回顧中港廿年政治互動

回歸20年，香港政局經歷多次風雲變幻，政壇人物驟現驟落冒起又淡退，廿載之間換了幾個世代。作為政治主舞台的立法會，民主黨涂謹申、街工梁耀忠、新世紀論壇馬逢國成為碩果僅存、由九七臨立會至今仍置身議事堂的「稀世物種」，埋在他們心底的回憶與感歎，成為見證本港時局幻變的活頁。
《香港01》分別訪問了三名資深議員，帶你由局內看清行政立法、建制泛民、京港之間的微妙關係，以及二十年來的脈絡變化。

民主黨涂謹申於1991年當選立法局議員，至1997年臨時立法會被迫「下車」，之後在1998年首屆立法會選舉至今，一直戰無不勝。身處議會20多年，涂謹申深深體會殖民地政府與特區政府的分別，尤其是政府官員與議員之間的溝通明顯減少。

他憶述91年至97年間，政府是非常緊張民選議員的意見，「佢一定要想辦法同你拉近距離、妥協，會多啲商量……有無得討價還價、有啲地方可以修改、有啲地方可以接受你嘅修訂」，在如此的議會氣氛下，令人感覺「議事係有意思，你講嘅說話係政府願意去聽，提出嘅意見係會好重視」。

港英年代行政、立法關係大不同

與涂謹申想法相同的還有街工梁耀忠。他同樣由首屆立法會連任至今，回歸前曾出任兩年立法局議員。他形容，港英官員很緊張票數，關心議案是否獲全體議員支持，「只要有一票反對都會唔開心」，因此會盡力遊說，看看政策上能否切合議員要求。反觀回歸後，董建華、曾蔭權年代尚有官員與泛民溝通，「但梁生（梁振英）四年幾五年真是絕無僅有，佢唔理你，只要過就過、做就做，唔理議會看法。」

不過，於97年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的馬逢國就完全不認同，他認為殖民地年代的政府很強勢，「要填海就整個沙田填出黎、整個將軍澳填出黎」，他以現在發展西九文化區為例，政府已順應社會的看法，作出調整，將本來的計劃推土重來。他認為特區政府面對的困難較殖民地時期更多，主因是社會過度政治化，「太多人將政治嘅解決方案可能性放係立法會，令立法會變成與政府抗爭嘅平台」。

行政立法關係漸趨惡劣？

回歸後，立法會組成經歷過四次改變，由一開始20名地方直選、30名功能界別以及10名選舉委員會產生，其後增加地區直選、減少選委產生，慢慢變成只由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佔一半，立法會的組成較回歸前更具民主成份，但梁耀忠認為這不等於議會變得民主。他指，現時政府只要取得足夠建制派票數，「離地嘅事都可以照做，知道建制派嘅底牌就得」。

涂謹申稱，以往議員向政府提出意見時，政府會聆聽、考慮，「政府會睇下有無得拉近、兩全其美，但依家唔係」，建制派現時將議會當成通過政府政策、撥款的工具，而不是監察政府的機構，令議事氣氛變差。

他以遴選委員會主席為例，以往是有能者居之，不會因為對方的立場決定應該出任主席與否，「大家覺得佢會更好帶領立法會去監察政府，將法例雕琢得更好，而官員亦覺得經過立法會有公信力嘅雕琢，最終成品先會令社會接納、信服」。他又指，以往的行會成員不會出任委員會的主席，「咁係完全破壞體統，呢個係以前諗都唔可以諗，你做係大逆不道，你唔會出來選」。

人與人之間嘅尊重，失去咗係可惜，可謂識英雄重英雄。就算你唔認同他，但覺得佢嘅辯論是有份量的，你會特別去聽，覺得要回應，唔回應是不夠份量、唔尊重對手！

面對泛民的指控，馬逢國一一反駁，批評民主派將立法會變成政治抗爭平台，「無論政府有幾大誠意、努力都好，佢哋仍然係唔合作、破壞、拖延，令政府表現唔到、唔能夠行使職能為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建制派不得不支持政府，否則整個政府會被癱瘓。

2003年成轉捩點　中央治港政策漸趨嚴厲

馬逢國認為，回歸初期北京對香港政策過於寬鬆，中央政府為了表現有誠意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基本上採取不干預的態度，「如果佢係對你無信心，第一天就將國家安全法係香港適用」。不過，一國兩制實施幾年後，逐漸出現不少問題，例如禽流感、沙士、經濟衰退，以及2003年因廿三條立法導致50萬人上街後，中央治港方針調整成「第二階段」。馬逢國稱，當時中央是希望盡量幫香港解決問題，「唔會指指點點要求你黠樣做，仍然覺得香港自己解決」，形容是「採取提醒的階段」。

你個兒子生生性性，讀書成績好、樣樣都好，你話做咩打波、游水、潛水，得！你讀書讀得好無問題，但如果你表現唔好，達唔到佢期望，佢當然想辦法幫你，希望你做到。

他形容香港出現問題時，就正如一個小朋友開始不讀書，選擇去「食煙飲酒」，促使中央對港管治踏入第三階段，變得「主動」。對於外界批評中央加緊對港控制，他認為只是北京最初沒有做應做的，現在「做後，大家突然覺得有些不習慣，「直到現在北京仍然相當克制，佢嘅願望係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你令佢放心，佢就無必要收緊或做其他事」。

不過，對泛民來說，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日漸收緊。涂謹申指，回歸初期中央不會插手香港事務，就連人大、政協等人都不會對港事務有半句批評，「中聯辦好似隱形咁，從來都唔講嘢，只係出席下酒會，點會好似依家咁協調」。然而，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覺得港人人心未回歸，擔心未來會有大亂子，最終演變成「西環治港」。

涂謹申說，以前的香港是否有可能出現銅鑼灣書店、肖建華等事件？但如今市民由「內地點可以咁做」，變成「內地係咁樣做」，出現如此轉變，他認為是中國在國際影響力增加後，香港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

是否存在50年不變？

《基本法》保障香港「50年不變」，但過去20年是否沒有變？梁耀忠直言，雖不能說是180度轉變，但已經是90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中聯辦講一句唔可以，你就唔可以做，那是否真的港人治港呢？」

依家先20年，我唔能夠講係180度轉變，但都已經係90度轉變

但在馬逢國眼中，卻是「變才是永恆」，認為50年不變只是當時中央提出來的一個策略，「不變係佢採取嘅態度、政策，佢希望你政治體制不變，希望城市發展、生活唔向負面變，而日日向好的方面發展」，更直言不會相信不變，亦不應該不變。

涂謹申同樣認為「已變」的事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法治、民主指數一直下降」，但未來30年是否一直變差，他不敢下定論，認為要視乎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繼續擴大愛國愛港力量、箝制泛民為目標，而決定香港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