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載．自由褪色】資深傳媒人對前景悲觀　不盼逆轉只盼撐住

1997年，當時鐘敲響7月1日零時的一瞬間，英國國旗徐徐降落、五星紅旗和香港區旗冉冉升起之際，記者區家麟和陳婉雯分別在添馬艦空地和會展進行採訪，看的卻是同一齣回歸戲碼。區家麟難忘獲發一疊很厚的「劇本」，陳婉雯感覺港人作為「配角」，只能苦笑說「今天應該很高興」 。
香港這齣劇漸漸脫離記者想像的劇本發展，要數2003年之後。他們認為20年時光過去，變化最大的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大國崛起令中港的主次、強弱關係對調，政治、經濟形勢變化造成採訪空間萎縮。
對新聞自由的前景，兩人均感到悲觀，區稱「不奢望逆轉，但希望頂住先」，陳婉雯和應：「傾向悲觀，但未絕望」。

1997年6月30日下午，中央代表團正式抵港，英方舉行告別會。傍晚時分，雨下個不停，在無線電視負責公共事務科的區家麟，於添馬艦露天場地冒雨採訪英方告別儀式，任職亞洲電視英文台的陳婉雯則在會展中心預備進行政權交接儀式的直播。回憶這場回歸的「好戲」，區家麟稱在交接儀式舉行前幾日，已收到一疊厚厚的流程表，「是一疊劇本來的，寫到24小時前後，每一分每一秒、誰人在做甚麼、台詞說到哪一句。」經歷漫長中英談判和過渡期採訪的陳婉雯直言，對主權交接儀式沒有任何期望，「無人出錯、無人跌倒、旗很順利地升起，好像劇場般，其實是反高潮。」

今天應該很高興？

回歸戲碼無風無浪落幕，區家麟嘗試採訪觀禮的市民，他至今仍清楚記得那夜普羅市民的表情。他在訪問時模仿那些人臉上的木獨和空洞，空氣中凝住幾秒難以名狀的死寂，「到底這些表情代表了甚麼呢？」

陳婉雯在儀式會場採訪，卻反被中央電視台的記者追訪她對回歸的感受，她硬着頭皮回答一些明知會被「河蟹」的肺腑之言，「我希望香港人可以像以往般生活及有更大的自由度。」她明知道官方的標準答案應該是「我今天很高興」，但她當時確實感覺不到港人有為此而很高興。

外媒以六四視覺看回歸

大英帝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結束長達155年的殖民管治，中外傳媒雲集香港。區家麟表示，當時不少外國記者期待回歸日會發生特別的事，但香港人知道，最戲劇性的事情不會在那刻發生。陳婉雯認為外國記者是用了六四事件的視覺去看待回歸，「這些外媒就如parachute（跳降傘）般，不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但心目中已有一些劇本，認為故事就如一個資本主義的樂園被共產政權接管，期望看見解放軍進城、異見人士被補，甚至是衝突的畫面。」

陳婉雯眼中　回歸後那些「嘴臉」

20年後，打開塵封的記憶，區家麟和陳婉雯細數七月一日後，香港社會的微妙變化。曾為本地英文台及外國媒體工作的陳婉雯，最在意英文記者的空間收窄，在港英時期，不少通曉英語的政客，回歸後面對英文傳媒的提問，突然轉用廣東話，「好似突然失憶，唔識講英文。」她感覺，這些政客的嘴臉改變十分明顯，似乎想向中方獻殷勤。她亦忘不了回歸後爆發的居港權爭議，灣仔入境處外長長的人龍，皆是爭取居港權市民。

區家麟難忘立法局一夜變天　位置變了各有隊友

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80年代接見香港人士時曾拋下一句「馬照跑、舞照跳」，承諾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區家麟表示，97年後社會的確沒有即時發生很大變化，唯獨有一幕相當諷刺的畫面仍縈繞在他腦海：「1995年在立法會選舉輸了的那班建制派，在1997年7月1日坐在臨時立法會的議事廳上，雖然畫面上不明顯，亦沒有衝突，但你想深一層，那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他所指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組」政改方案，將9個新增功能組別選民基礎擴大到全港市民，當時彭定康估計只要「新九組」方案通過，北京就會接受現實，但最後事與願違，北京未有接受方案，而是勃然大怒，取消「立法會直通車」安排，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作為過渡。

回歸初年　中聯辦絕跡

回歸帶來的轉變一開初不是驚天動地，立法會的面貌如是，新聞自由亦如是。九七後的數年可說是政治蜜月期。時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的書」，區家麟憶述，初期中聯辦官員在香港幾乎絕跡，不會發表公開言論，對香港的事務說三道四，「那時感覺上香港是高度自治的，中央放手讓時任特首董建華去主導。」

2003年可說是香港命運的轉捩點。經過當年的七一大遊行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逐步介入香港事務，區家麟認為「現在每年七一的焦點不再是慶回歸，而是數算遊行人數，穿黑衣的人佔據了馬路多少空間。」陳婉雯則點出2012年特首梁振英上場後，令很多事進一步浮面，例如特首控告專欄作家，到政府經常辦閉門吹風會、深夜才出新聞稿、以寫網誌代替面對傳媒等現象，均反映現在這個政權對傳媒很有敵意（hostile）。從不同的新聞自由指標以至具體事例，均映照新聞自由日漸褪色。

大國崛起　中港強弱對調

新聞自由不斷受壓，源頭來自政治變化，陳婉雯認為，與其問「回歸20年香港有何轉變」，其實更應該問「中國20年來有甚麼轉變」。區家麟坦言中國崛起的程度是他回歸那刻從沒想像過，「大家強與弱，主和次對調了，有很多香港人都接受不了。」面對中國的經濟實力變得強大，不少本地的傳媒老闆均要與內地人打交道，加上國內的資本在香港活躍，直接影響着主流傳媒的廣告收入。
 
出於政治混合商業的考慮，區認為「整個（傳媒）面貌是保守了不少，沒有從前般進取。」過去的記者勇於「追新聞」，希望「要獨家要爆」，現在不少記者都是抱着「你做先，我再跟進」的心態，各間傳媒的調查報道、中國報道做少了很多。

學生捱一兩年就頂唔順

陳婉雯和區家麟分別在2008年及2010年放下記者的身份，在大學執教鞭培養新一代的記者。看著新聞系畢業生相繼投身市場，二人目睹前線記者的工作越發困難，員工流轉越發頻密，有學生滿腔熱誠，但「捱一、兩年就頂唔順」，最難捱的不是工時或工資問題，而是找不到較開放的傳媒去實踐理想，唯有離開。二人同稱對新聞前景感到悲觀，但亦勸勉一眾後輩要「頂住」，把握網絡平台，利用新媒體尋求出路。

我是悲觀，但不是完全悲觀的。 見到有些希望頂得住，不奢望逆轉，但頂住先仍有希望。

傾向悲觀，但未到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