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載・自由褪色】記者「樹洞」岑蘊華　睹傳媒興衰排名下跌

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基本法》27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不過回歸20年來，無論是本港還是國際組織統計，香港新聞自由指數不斷下跌，更從2012年起，在無國界記者統計的新聞「自由」地區，跌至「部分自由」地區。
這些年，新聞界亦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傳媒轉型、賣盤、自我審查，前線記者壓力日增，曾任無綫和有線新聞的岑蘊華，2004年轉行開設咖啡餐廳，雖然離開前線卻躲不過行業漩渦。餐廳就似一眾記者行家的「樹洞」，無論前線還是中層，都會在深宵找他「輪街症」吐苦水，折射新聞界的自由褪色。

岑蘊華1992年加入剛開台的有線新聞，之後轉至無綫，從每日新聞做到《九七透視》和《星期X檔案》，到2004年遇上樽頸，於是與另一位前同事一同開設咖啡餐廳TC2，一做13年。

97後無劇變　近年逐漸惡化

1997年回歸一刻，岑蘊華在會展外的示威區採訪，「就是很多人記得播貝多芬音樂的地方」。當局圖以音樂蓋過示威聲，再與煙花的爆炸聲交錯，這個反差，成為岑蘊華對回歸一刻的記憶。

「入行時有一個很大的議題在前面，大家都想像，中國收回香港後，新聞自由會否惡化。」回歸前，有亞視管理層干預新聞部播放六四紀錄片的「六君子事件」，但岑蘊華說，當時新聞界實際的干預不太多，「過了97，還可以批評共產黨、批評國家，心理上似是鬆了一口氣，反而近幾年的發展令人擔心。」

新聞自由度大跌　僅有部份自由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從1997年起開始調查本港的新聞自由評價，從最初的7.02分，一直有上有落，到2012年還有7.01分。但從走勢圖可見，2012年後就急劇下跌，到今年只有6.37分。

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公布全球的新聞自由指數，指數愈高分愈不自由，2002年香港得分4.83，排行全球18，被列為有新聞自由的地區，但之後節節下跌，去年指數「創新高」達28.5分，排名大跌至全球69位，自2011年起，香港已跌出「自由地區」，只有「部份新聞自由」。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去年發布的《言論自由年報》，85%的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自由程度變差，54%的受訪市民亦有同樣感覺。

經營環境轉差　政治控制市場

從1998年商台主持鄭經翰被斬，到2004年商台續牌風波、2014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無綫記者就七警「拳打腳踢」聯署，以及銅鑼灣書店事件，都是20年來新聞自由褪色的縮影。

數字上，香港新聞自由急劇惡化，岑蘊華亦指愈來愈多具體事件發生，如2014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六刀、《主場新聞》突然倒閉等，令人感到威脅新聞自由和言論空間，「這些都是近幾年發生的。」

20年來，香港依然有言論自由，無論是高呼「結束一黨專政」，還是觸及港獨的言論，均未有以言入罪的事件發生，社交媒體或派發傳單，各種聲音依然百花齊放，但這些聲音能否折射到新聞界中？岑蘊華認為傳媒內在經營環境惡化，加上政治壓力，令參與新聞運作的人和普通市民，都覺得香港新聞空間在收窄，「一間傳媒要靠廣告維生，得罪內地，更令廣告商抽廣告。」他認為網上聲音並不等於經營媒體，新聞採訪需要成本，眾籌未必是出路，始終要面對經營和廣告的壓力。

自我審查　避爭議報道

岑蘊華在2004年已離開新聞最前線，但他這間以電視新聞術語「TC2」為名的餐廳，就成為前線記者的樹洞，深宵時常有記者放工後到訪，向他吐苦水。

這個樹洞，聽到不少新聞界前線或中層的故事，如上司不喜歡某一類的故事，又不放資源做某些故事，甚至是抽稿，而更多的自我審查，但難以有實質證據。

「你要做到一篇真的有爭議的新聞，才會被抽稿。如果不痛不癢、不會得罪任何人，只會令觀眾很開心，一定無問題，但這叫不叫自由呢？ 」

行頭窄　守不住底線只能離場

近年傳媒經營環境轉差，多份報章雜誌停刊、傳統報章和網媒相繼裁員、有線賣盤，而新聞呈現的方式亦從傳統媒體走向網媒，岑蘊華分析，傳媒更進一步市場導向，「面對click rate（點擊率）的壓力，追求數字、追求like，令記者用心做新聞的時間少了，大家有一點跑數的感覺。能夠做有價值議題的時間、精力和空間少了，這算不算收窄新聞空間呢？」

餐廳內常記者的離職歡送派對，「隔一個月就有人farewell，很多人是轉行。為什麼要離開這個行業呢？不是沒有熱情，而是媒體的數量少了，也沒有一個很理想的環境。當記者可以選擇的地方少了，為了搵食要留下來，就要聽老闆話多一點。記者都有底線，不願放棄專業，完全遷就老闆，唯一的選擇就是離開。」

未來悲觀　唯有盡做

雖然告別新聞前線，但岑蘊華似是從未離開新聞界，除了餐廳成為行家的樹洞，他還在浸大兼職教廣播電視新聞，面對行業環境惡化，他卻在校園中灌輸新聞界理想化的一面，「他們實習一兩個月，就知道新聞界的現況。如果我們在學校不講一些理想化的東西，沒有給予一粒種子、一把尺，只把教新聞當作職業先修，就失去了教育的意義。」

不過他對香港新聞界的前景感覺悲觀，「我看不到行業有一個很突破的發展方向，大家都在生存的邊緣掙扎。」面對如此境況，他只能用記者行家與他在餐廳通宵聊天後的話作結：「盡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