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案底社工與邊青同行：反思以一紙表格「幫人」的社工文化
「我是一個有案底的社工。」梁曉暘有把留了三年的金色長髮，長度貼近腰間，頭髮自三年前衝擊立法會被捕後一直留到現在，算是一種形式，牢牢記住當年自己的模樣。
同時作為註冊社工與犯法者，他認為，如果社會不公，便有責任實踐社工所要維護的公義，哪怕要他犯法。
作為社工，他不欲把服務對象定義為「有問題」、不願把問題歸咎於個人，因此站於社會運動前線，將矛頭指向制度。他在2014年反對東北發展的衝擊後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並向感化官說：「我沒有悔意」，明天（6月21日）將面臨高等法院的刑期覆核。他相信這個時代，社會扭曲至病入膏肓，每個人都有被邊緣化的經驗，所謂「有問題」與「沒問題」，已經很難再定義，如是以社工身份，走在邊緣位置。
九十後社工：我都是一個邊青
第一代青年外展服務始於1979年，外展社工致力幫助邊緣青少年重回正軌。以前說「邊青」，指的是與主流生活與價值取向相異的青年，如毒癮者、隱青、街童、黑社會等。然而隨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轉變，愈來愈多青年走向困局，很多人難以看到出路，陷入躁動與迷茫，漸漸脫離「正常」狀態。
社工要幫助這樣的一群人。但梁曉暘坦言，自己都是一個邊青。
社工系第一課，老師說：「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但他作為九十後，面對制度傾斜與經濟霸權，一代人處於低薪與高物價的狀態，他自己也說不出社會有什麼出路，便反問自己，作為年輕社工，能夠怎樣幫人？
以一份表格找出有問題的人
兩年前，他做夜展實習，在球場見到有班青年食煙吹水。梁曉暘要介入他們，了解為何流連街頭，找到問題就開 case。
社工落區，通常會帶着「社工個案評估表」（Case Face Sheet）（照片見 gallery），評估表的項目很多如「家庭問題」、「行為問題」和「情緒問題」。他指出，「一般社工會問，為何那麼晚還出來坐，是否跟家人關係不好？為何不留家看電視？然後有可能會剔上『親子關係』或『與其他家庭成員的問題』一格，他們便被視為有問題。」
但他覺得，事情不是這樣。放工放學落去吹水有什麼問題？ 社會現況那麼差，一家幾口住得迫、供不起樓要住劏房、父母長工時、甚或返幾份工，沒空陪子女，夜晚落街hea也很正常。」
他嘴角上揚：「我也經常打機、不愛交際、會質疑權威、不與家人住、夜晚會去球場坐。如果跟住個表定義，我都中了好多項。」他不斷思考社工的意義，不是說不開case(個案)，但到底怎樣去決定開case？他覺得，如果硬要以社工角色去找出「有問題」的人，甚至為了跑數而開case，他認為自己沒有這個「權力」。
如是，畢業後他雖有為社工牌作宣誓，但由於未想清楚根本問題，如「社工是否就是正常人？或者有權力去導正人？」便暫不想入行。第一份工作，他到基層團體做地區組織，與工人爭取權益、開課程處理他們的進修前程。在基層團體一年，他嘗試以「同處」而非「幫」的態度、不會稱自己為「社工」或「幹事」，而是與工友共同分擔日常困境的「同行者」。
被讀社工的師兄警察打了一身
反對東北發展衝擊案中，梁曉暘被控「企圖強行進入」、「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和「非法集結」，後兩項被裁定罪名成立。從被捕到拿感化報告，他見過兩位社工。
三年前六月被捕那刻，他被從前讀社工而現職警察的師兄打了一身。
當時他的身體被壓制往下朝，看不到警察的樣貌，直至回家看報導，從不同照片都見到那位社工師兄的兇猛模樣，他心頭一震便寫下，「昨天的場景只要一閉起眼就會見到，當扶起被警察推倒的戰友後，頭髮立即被粗暴的手扯住，痛得來不及反應，只聽到軍裝大叫：『拉佢！拉住呢件仆街！』，不消數秒，身邊被十名軍裝圍堵，之後頭的兩則被重擊，眼鏡飛脫，有少少昏迷感覺。」
梁曉暘感慨，「社工本應要與被邊緣化的人同行，但當他成為警察，拘捕指出社會問題的抗爭者，便淪為政權工具。」
被同是社工的感化官評估
第二次見社工，是社會服務令的感化官。
他淡淡回憶道：「他問我的家庭背景和兒時經歷，勸勉我別再犯法。我們都是社工，我知道他在用什麼方法做評估。」他語氣轉為堅定，「但其實他說不出，作為公民，在遊行集會、公眾諮詢後，我們還可做什麼反抗不公義。他覺得公民抗命觸犯法例就有問題。然而一班人去到絕望之時才會以身犯險，制度把我們送上法庭、以各種教化方式規範政治犯，勸我們重回正軌。到底什麼才是『正軌』？」
做社會服務令時 才當上真正的社工
他曾提及，在做社會服務令之時，才覺得自己在做真正的社工。
他被派到學校油牆120小時，過程沉悶，很多時間吹水。大家都知道同來油牆的人，都曾經犯事，於是沒什麼隱瞞。他聽過的故事有販毒、走私、偽造文書。梁曉暘並沒一下子就對「撈偏」帶有前設，而是在言談間感受彼此，「工友面對的生活壓力是如此真實，大家希望做正行，但世態迫人。」
他感到大家都很內化「罪犯」身份，覺得自己是唯一做錯的人。他曾遇到作為家庭唯一支柱的大叔，沒有專業資格與技能，便走去「撈偏」。梁曉暘「輔導」了大叔很久，沒有合理化他「撈偏」的行為，而是從社會結構分析犯罪原因，讓他們知道社會制度有份把大家推向邊緣位置，繼而跟他們談起遇到老闆拖薪要加入工會、為自己爭取合理權益的途徑，讓他們知自己雖然處於弱勢，還是可以透過力量作出改變，改善生活狀況。每當有工友夠鐘離開，大家總會說「走了不要望返轉頭，『唔老黎』呀」。
把社工證放一旁
來到2017年，他已是兩年的註冊社工，但一直拒絕入行。雖然行業中有「進步社工」的分流，意指追求改變現況、抗衡主流並以推動社會公義為核心想法。但於梁曉暘而言，既然很多問題都沒想清楚，進入大型傳統社福機構亦會讓他有機會成為自己不願成為的人，如是就這樣靜靜地把社工證放在一旁。
他目前正在「炒散」，做過地盤、酒吧、樹木護理員、搬運工人，即使身處何方，他都記得社工註冊守則說過「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當公義不得彰顯，他會在工作中帶着使命走進人群，體察基層需要。
梁曉暘即將再度上庭，面對法律審判，他認為要為自己的公民抗命負責，但會質疑，「我是要『找數』，但我是為誰『找數』？若然是政府破壞市民家園，我是否也在找當權者『找數』？」
他形容自己是主流定義下的邊青，縱然如此，他謹守自己所相信的原則。在需要向上爬才能過得安穩的社會，他也有生計、事業與前路考慮，然而他以堅定意志選擇拒絕沉默。 他有想過犯法會否令自己失去社工資格，但還是覺得「說來慚愧，有想過會否被釘牌，卻忘了讀社工其實都是學做人，為了資格而放棄最基本的原則，其實連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的資格也一同放棄。」只要走在不屈服的道上，他沒什麼需要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