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摩士公園的萬人集會　走過30年基層街坊熱血變恐懼　

「黃大仙七區近萬人昨晚在摩士公園集會，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集會後，人群遊行到九龍塘新華分社九龍辦事處遞交聲援信及大批區內居民的簽名……」1989年5月27日，《文匯報》報導黃大仙萬人參與聲援內地民運集會、遊行的情況。黃大仙街坊於5月26日集會遊行，此前，5月20日北京正式戒嚴、5月21日港島有百萬人大遊行至馬場，支聯會正式成立；之後兩日，跑馬地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又有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
黃大仙的一場萬人集會，隱匿其中，30年過去，或者無人記得。香港01記者尋訪當年曾參與集會的街坊、發起遊行的區議員和舊報導，嘗試拼湊黃大仙六四集會的歷史圖畫。因為窮過，區內一對基層夫婦，曾因看到內地有改變的希望，變得投入、激昂；也因為窮過，因為恐懼，當年熱血的老夫婦，只埋首做善事，淡出政治。
攝影：高仲明

當時的集會遊行都在港島，作為地區組織，想在九龍區搞一次遊行，好讓街坊不用過海亦有機會參與。

一個窮的國家，如果有能量，好像有個希望，個心好雄壯。

有希望的一刻

在無人足球場上，蕭先生的記憶如水窪倒影活現眼前。

驟雨中，沒有大台，沒有人維持秩序，參與集會的人頭帶黃巾，寫上「支援學運」。《大公報》的舊剪報提到，當時人們手持「反對軍事鎮壓」、「化戾氣為祥和」等橫額，高呼「風飄飄、雨瀟瀟，中國人民不折腰」的口號。蕭先生記得，當時的人在雨中沒有穿雨衣，情緒很高漲，令他感覺到人與人是連在一起，是開心的，「一個窮的國家，如果有能量，好像有個希望，個心好雄壯。」

當時他已經走遍維園、彌敦道集會遊行，一聽到街坊說黃大仙有集會，二話不說就落樓去。當時家家戶戶挨著電視收看北京天安門的最新情況，蕭太負責在家裡照顧仔女，到傍晚時分也落樓去看看集會，結果發現一向內歛的丈夫，正在掛旗幟，現在想起她還是激動地紅了眼眶：「他真的這麼上心？我想不到他平時怕醜，但當日這麼積極。」

意大利批燙的墓碑，涼浸浸，好舒服。一到夏天夜晚，墳場起碼有二百人，我相信世界無鬼，洗乜驚，佢驚過你，你係窮鬼！

木屋區窮人　夏天睡在墳墓上

蕭先生當年參與集會，原因很簡單：窮過。

生於潮洲家庭的他，爺爺是縣太爺，爸爸是校長。1940年代，他爸爸帶著他逃難至香港，一無所有，當時他五歲。「那個年代需要苦力，他是文人，所以失敗。」初時他們住侯王道唐樓，後來付不起租，搬到老虎岩木屋區，「當年我們窮到唔識講。」他發覺原來窮會教人連鬼也不怕。

木屋區居住環境惡劣，每逢夏天悶熱得住不下人。蕭先生每晚跟著爸爸走到樂富基督教墳場睡覺，「意大利批燙的墓碑，涼浸浸，好舒服。一到夏天夜晚，墳場起碼有二百人，我相信世界無鬼，使乜驚，佢驚過你，你係窮鬼！」

當年大部分黃大仙人是住在徒置區再上樓，好多人內地來港，親人也多在內地，所以關心中國政治。

當年窮過　內地親人艱苦　「想國家更好」

當年黃大仙多草根階層，蕭先生左右鄰里，不外乎做清潔工、執垃圾、小販、賣菜，而他自己則是個木匠。如果把時間推前至1979年及1981年，老一輩黃大仙人都記得馬坑仔大火，馬仔坑村、獅子山下村、仁愛村及仁義村四村化為烏有，5,200多名村民無家可歸，後來並引伸安置問題。

在內地窮過，在香港窮過，他們純粹渴望能夠生活。他們在1970年代一個個擔挑抬上內地，眼見親人生活艱難，「當年有個希望，想國家更好，希望人民豐衣足食。」不只是蕭先生，當時的黃大仙區議員廖成利也說：「當年大部分黃大仙人是住在徒置區再上樓，好多人內地來港，親人也多在內地，所以關心中國政治。」

好深印象，老竇有幾可喊？

遊行情緒的高漲　直至鎮壓來臨

根據《文匯報》報道，群眾隨著集會完結，由鳳舞街出口出發，先沿著東頭村道、聯合道，吸引屋邨街坊參與遊行，再經窩打老道走到九龍塘約道新華分社九龍辦事處遞信。報導提到，當時不少人沿途加入遊行。當時他們的第一點訴求，是立即撤銷軍隊武力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過了幾天，六月四日凌晨，蕭太太在電視看著北京現況直播——有人在坦克車前面，學生推著傷者奔跑。「我喊啊，男人都喊：點解會咁㗎？」他們的女兒當年只有十歲，還記得蕭先生看著新聞流眼淚：「好深印象，老竇有幾可喊？」

蕭太太又說：「有街坊覺得，咁傻仔，快點走啦，你點夠佢嚟？」蕭先生補充：「當時有些人覺得他們搞搞震，抵死……」鎮壓前一起圍著電視，曾經為中國政府行為而憤怒的街坊，開始有不同看法。

從民協足跡看70、80年代香港

不論屯門、深水埗或黃大仙區六四集會的發起，當中都能窺見民協成員的足跡。這個在1986年成立、由十多個團體組成的參政團體，以民生關注組形式介入社區。創黨成兼當時黃大仙區區議員員許錦成，就曾經在2017年的一次講座中，提到當年組織居民的視野：「當時大家有一個信念，就是認為社區是一個推動居民參與和教育的地方，甚至是推動民主信念的平台。」

當時在社區推動民主信念的起源，是組織居民改善生活。「假如你晚上去探訪大坑東的社區，你會見到父母兄弟守在浴室門口，以防止別人偷窺，原因廁所、浴室的門是破爛的……」社會學家、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在同一個講座提到，香港1970、1980年代的城市發展，經歷了很大的轉變，由麥理浩年代通過興建公屋，隨後推動新市鎮的過程，每天都有社會矛盾爆發。「當時的社會就是充斥住大量的搬遷徒置、舊區重建的事件，因而你會看到七、八十年代出現大量的居民參與，背後是社工支援的居民組織出來的。」

這種社會環境，令1980年代中期至後期成為香港居民組織參政的黃金時期。但至1990年代，許錦成提到地區少了社區爭議，建制派慢慢學習了組織工作，政策也逐漸改善和落實。呂大樂也提到，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對一般草根社區而言，是一段頗為風光的時光……所以當時就算在公屋內講草根的議題，到底有沒有人理你呢？」他沒有答案。地區參政形勢，慢慢轉變。

「驚得失人，不敢再參與」

蕭先生曾經是橫頭磡居民服務中心執委，也曾為民協助選，但當年他有感左派勢力愈來愈大，看著當年一些民主派人陸續轉軚，參與集會的朋友老死的老死、消失的消失，各種因素使然，他選擇淡出政治。

六四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在內地出世，當然有情感。哪個人民不愛自己的國家，國家興旺，匹夫有責。那國家離棄你，或不喜歡你，我就收皮。」蕭先生坦白自己的恐懼。「驚得失人，不想衝撞，不敢再參與。牽涉政治的，我不做了。」70多歲人，不是了無牽掛的歲數？「你始終有仔女。」

我們只是講出當年所見所知，真有發生過的事。

八九六四已過去30年。老實說，兩個老人對集會的記憶有限，但失勢、恐懼的感覺，從沒消失。問道回歸後，會否擔心香港狀況？有年輕一代擔心逃犯條例修訂，又怎樣看？「我覺得香港狀況不好，所以更加收聲。」

這幾年，他很少再參與集會遊行。他後來投入做社區事務，做善事、做善舉，遠離具政治色彩的爭議。少時做木匠，師母教他待人善良，「那時不時有乞衣到傢俬店，我學師嘛，師母就會叫我煮多兩嘜米。她教曉我人不怕窮，最重要不要歪心腸。」他說：「師母的方法是對的，你布施是不怕的。」

記者曾經尋訪當年其中一個發起遊行的黃大仙區議員，他說自己忘記集會情況了。為什麼兩夫婦還會受訪？蕭太太這樣說：「我們只是講出當年所見所知，真有發生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