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嗲佬・二】馬拉當係寶、華人當係草 沙嗲都跟種族歧視有關？
全港的印尼沙嗲佬又豈止一人。張生是柴灣「沙嗲佬」的代表，年逾七旬的他，當年也是因印尼排華而歸國的華僑之一，那年他18歲。
當年在印尼，華人與馬拉人互相「歧視」；因此他登上回國的船時，懷着的是一顆「愛國」的心、想着的是「終於回到自己的根」。然而在內地接連遇上全民配給制及文化大革命，他又「逃亡」來港。來港後眼見華僑賣沙嗲賣得風山水起，他也決定「入行」——儘管當年沙嗲在他的眼中，是「低下階層」才吃的食物。
（此為系列之二）
（張生不願上鏡，相中人為系列其他受訪者）
沙嗲是草還是寶？
上集提及的印尼華僑徐基通，是華人和馬拉人的混血。他說在印尼，「沙嗲」是大時大節的「賀禮」，如有人結婚、生日、新年時，才會把沙嗲薰到肉上，請鄰居吃，作為慶祝。
然而，75歲的張生並不認同，「我小時候在印尼，沙嗲是Cheap嘢，低下階層才吃的。」為何會有這個差異？可能是因為張生的父母均是華人。「沙嗲是馬拉人發明的醬料，而那時華人的地位較馬拉人高。只有娶不到華人妻子的才會娶馬拉人做妻子，會被華人圈子看不起。」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列國紛紛在東南地區進行殖民統治。歷史學家Wertheim曾指出當時的「殖民地等級結構」，該結構由3層組成：歐洲人位處最上層、土著（即印尼的馬拉人）位處最底層；而華人則居於中間，扮演兩者之間的「中間人」。歐洲人常需要華人幫忙，代為管理土著。歷史學家Purcell指，這種「居間」角色為華人帶來「有危又有機」的社會地位：「華人因為所提供的服務受到歐洲人器重依賴，卻受到土著懷疑；但因為其政治和經濟實力增長，也受到歐洲人懷疑。」由此可見，當年在印尼的確有種族歧視風氣。
為了生活，沙嗲變成華僑在港創業的獨有資本
張生也是1960年由印尼回到內地，被國家分配到雲南，但他父母的家鄉在廣西。1973年他由內地來港，即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於文化大革命，張生不欲多提，只說「很恐怖」，外出時子彈都在亂飛。「當時中國政府調整僑務政策，准許歸僑出境至香港或澳門，我馬上就申請了。」他的父母早逝，孑然一身來港，在工廠工作5年後，至1978年決定「創業」——推木頭車，在街邊賣沙嗲串燒。
當年有一批印尼華僑來港時和張生一樣，沒有學歷財富、又不會廣東話。若想擺脫「打工」生涯，就創業吧，而他們獨有的資本，就是調製沙嗲的技術。70年代某幾名印尼華僑成功以此維生，張生眼見及此，決定效法，特意回印尼請教調製沙嗲的秘方。「小時候在印尼時，我的父母從事布匹買賣，家人中從不曾有人做飲食業，也不會調製沙嗲。」
從事飲食業40年：味道不是最重要
雖然是「半途出家」「入行」，但張生的生意也還算不錯，沙嗲串燒一賣40年，成為柴灣人的集體回憶。他也是由小販做至「入舖」，收入也夠養妻活兒，甚至置業。
然而，從事了40年飲食業的他，對「沙嗲」本身並無執著，一切只為糊口：「味道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與街坊建立起關係，留住人心。」訪問當晚，他能和多位路過的街坊聊上一頓，又對部分街坊的生活瞭如指掌。有位青年來光顧，他竟知道對方最近失業，青年向張生打趣道：「所以你快聘請我吧。」張生笑說：「我看住他長大的，當然了解」
年屆花甲，他已忘記沙嗲當年在印尼是「Cheap嘢」：「現在人人也吃，很普遍」。畢竟他也是憑這種一度看不起的事物得以在港糊口，命運讓他對沙嗲心存感恩。
這批「沙嗲佬」飄泊半生，最終「選擇」在港定居，背後又走過怎樣的路？請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