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社會不安響警號：六六天星加價騷動
自195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由轉口港過渡至工業城市，1960年代更是紡織、成衣等製造業的黃金年代；但在繁榮的背後，草根階層的生活並不好過。
（本文原載2017年4月10日《香港01》周報第55期B15版，按此訂閱周報）
【參閱前文：社會躁動與文革共釀六七災難】
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雖然在60年代初升逾一倍，在六七暴動前也升了近一倍，但仍追不上當時的物價升幅，加上居住環境惡劣等社會問題，勞工問題愈趨嚴峻。此外，政府對於必需的公營服務，也承擔甚少。以醫療服務為例，當時公立醫院能提供的服務相當有限，通常一大清早就派完籌。另一邊廂，私家醫生的收費一般高達十元，就連中藥每劑都需三至四元，普通打工仔女根本無法應付。工聯會則針對性地提供便利勞工的夜診服務，收費更只是兩元，這怎能不受勞工階層支持？自工人醫療所開設後，工聯會在兩年內陸續提供留產所、X光檢驗所等服務。工聯會的做法，很快得到其他工人勞福團體的肯定，這更突顯政府在基層醫療上的不足。不要忘記，醫療問題只是當時社會問題的其中一環。
加上當時政府統治腐敗，警察部更是貪污重災區，普羅大眾生活過得更困苦。同時，開始惡化的貧富懸殊更令他們心生不滿。也就是說，在「六七」前已種下使貧苦大眾躁動的種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論讀者年歲為何，許冠傑那些膾炙人口、道出香港升斗市民苦況的金曲，大概總會幾句。例如《加價熱潮》中就有「時時話加！年年話加！無盡咁加趕到絕，求助哪吒，我望能生對翼，即刻飛上月球再搵過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加就加！拜拜啦！」另外，《半斤八両》中有：「半斤八両，就算有福都冇你享，半斤八両，仲慘過滾水淥豬腸，半斤八両，雞碎咁多都要啄，出咗半斤力，想話攞番足八両，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両咁理想！」這兩首歌曲雖是成曲於「六七」後，但歌詞描寫通貨膨脹問題與勞工被僱主欺壓狀況，在「六七」前已非常嚴重。
1966年爆發的九龍騷動，是對港府的莫大警號，政府在這一年的連番失民心之舉，引來社會極大反彈。是年4月，天星小輪宣布加價，由每程兩毫加至兩毫五仙；由於當時未有海底隧道往返九龍與港島，渡輪近乎是升斗市民渡海的唯一選擇，是故引起輿論強烈反對。在天星小輪宣布加價前，市政局民選議員、著名社會運動家葉錫恩（Elsie Elliott）在1965年11月已收集超過兩萬名市民的簽名，強烈反對加價安排。但政府不但沒有疏導民情，反而進一步刺激輿論。港府先後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收費，令輿論不滿政府不僅對天星小輪加價坐視不理，更帶頭引起加價潮。
到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商議加價時，除葉錫恩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與會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禮士（M. A. R. Herries）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一時間輿論嘩然──市民上街抗議加價，引起九龍連續兩個晚上出現騷亂。結果，港英出動軍警鎮壓，最後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
這場六七前的大型騷亂，史稱「天星小輪加價暴動」或「1966年九龍騷動」，已經為港英政府敲響了管治的警鐘。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在騷亂尚未結束之時，即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時任首席大法官何瑾（Michael Joseph Hogan）擔任委員會主席，傳召示威者、港府及警務處代表、現場警員、記者、巴士司機等作供，又訪問及調查了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後把研究寫成長達167頁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報告除了從政治、經濟、教育、住屋與社區政策等方面，分析市民的困境與壓力外，也特別注重「加價甚或通貨膨脹引發暴動」。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與普羅大眾對當時經濟發展認識並不一致。據報告所說，政府同意經濟學者的看法，指就1966年4月的經濟環境，大概沒有人會意料到會有暴動發生。但經過調查後，報告指出：「我們認為對經濟情況和渺茫的前途所感到的憂慮，以及因公營事業費用增加而引起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恐慌，形成了公眾憂心忡忡的情況，並且造成使示威獲得人們支持的氣氛。」可以說，報告側面承認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錯判了社會形勢。
此外，報告又提到市民未有充分認識到香港政府在社福政策上的努力，反映了政府和市民之間溝通不足：「這次調查發現較為使人困擾和較為重要的事項，其中之一是我們發現大部分人士對政府的成就所知甚少，而且社會人士對於指摘政府對他們的福利漠不關心的陳述輕予置信」。舉例說，香港政府在1950年代始，投放了大量資源在公營房屋之上，但住在徙置區的居民卻鮮有知道政府耗費了大量資源，才能令他們可以稍安其所居。報告書因而強調，政府必須改善和市民間的溝通，「即政府應更清楚顯示它對輿論的反應，建立更完善的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途徑……增進公務員與民眾之間的更多個人接觸」。
但港府有沒有完全吸收九龍騷動的教訓？單就1966年騷動報告看來，似乎沒有。先是，報告把騷動爆發的一大部分責任，推到葉錫恩身上。它是這樣說的：「根據我們所得的證供，似乎各示威者的動機非常不同；但是報章對天星小輪問題的報道和對葉錫恩女士組織的請願的頗大宣傳，助長了動亂的氣氛、感覺，並使任何大城市環境較差的人必要存在的不安與不滿的心情，集中在公眾關切的一件事上。」
其次，報告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它在最後講到「我們不相信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動的直接原因。」雖然報告說到「我們曾提及在經濟及社會方面必須加以注意的若干因素，以免它們將來演變為足以釀成騷動的原因」，但委員會與政府似乎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經濟、社會等的諸多問題的嚴重性，最後更被左派人士利用、煽動，成為引爆六七暴動的超級火藥庫。
當然，論者也許會說，釀成天星小輪騷動與六七暴動的社會背景既然大體一樣，兩者事隔也不過一年，為什麼前者與後者在規模、時長與死傷數字會相差甚遠？的確，我們不能說「六七」暴動是由單純、偶發性由罷工所演變而成，港共與香港左派的組織和策動，在整場暴動中起着關鍵影響力，沒有左派的組織與來自大陸的資金援助，也難以發動這樣大規模的暴動，這裏希望強調的，是我們在理解六七暴動時，並不能只看中共一方做了什麼、就是只注重於政治矛盾，而忽略整體地理解當時源起於經濟問題、民生困難的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