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社會躁動與文革共釀六七災難

1967年由5月初開始爆發，一直延續至年底的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動亂事件。港府在暴動後推出多項社會改革，民間也開始重視參與社會事務；可以說，六七是香港歷史的一大分水嶺，也可以說，了解六七暴動，是理解香港問題的基礎之一；而理解六七暴動的起因，則須先理解引發這場暴動的內、外因。

（本文原載2017年4月10日《香港01》周報第55期B14版，按此訂閱周報）

二戰結束後，香港曾先後爆發兩次大規模暴動，兩者共通之處是有香港以外的勢力影響，而且還是關鍵因素。一為1956年由右派（親國民黨人士）發起的「雙十暴動」，事件造成超過60人死、300人傷。右派暴動的「意外收穫」，是令香港的工運主導權落在左派的工聯會手上。是次暴動令國民黨在港的特務、非法組織系統均大受打擊。除了被槍殺的45人外，港英拘捕了1,527人，未被捕的不少被撤至台灣，或自行逃離香港。親台勢力大受打擊，工團總會嗣後也不再對工聯會主導的工潮加以阻撓。

二為1967年由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事件造成51人喪命、800人受傷。「六七」按敘述者立場，一般被稱作「六七暴動」或「反英抗暴」，其記憶是血腥的，教訓是沉痛的，成因是深沉的。於暴動中，八歲的黃綺文與四歲弟弟黃兆勳，當年於北角清華街被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一時撼動整個社會，幾乎使輿論一面倒傾向反暴動；另一邊廂，當年有份參與暴動、領導「炸彈隊」的郭慶鎏，接受羅恩惠導演採訪時回憶「六七」，卻是激動得枱面也不斷搖動，「我們（港九油漆總工會）工友朱日基、蔡南在7月16日被警察擊斃，我要搶屍搶不到、救人又救不到……我們是這樣死的，怎能不跟她（港英政府）死過？」可以說，「六七」對於香港人而言，意義非常深重而複雜。因此，雖然50年過去，不少人至今仍然對左派工人被打、左派「通街放菠蘿」（土製炸彈），與商台主持林彬被活活燒死之事依然歷歷在目。就個體而言，「六七」或是痛失至親與工友的記憶，或是部分人因平暴有功而一路高升的命運契機，或是政治理念完全轉向。

但若然把歷史鏡頭拉遠，「六七」作為一場大規模的工人暴動，無疑是促使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開展各種社會改革（特別是工人權益問題：自1969年至1977年，新訂的勞工法例條款多至每年15項），以至獨立工運抬頭（當中以公務員工運最為重要）、示威群眾揚棄「勇武抗爭」，轉投「和理非」的分水嶺之一。六七暴動的影響巨大，也令我們不得輕視一個關鍵問題，「六七是如何煉成」？到底那是因為工人罷工、被警察擊斃而偶發的「抗暴」，抑或是左派蓄謀已久的「革命」？到底是怎樣的原因，可以令一群工人由罷工示威，演變成以城市暴動、暗殺、放置土製炸彈的形式對抗港英政府？

點燃火藥庫的火把──文化大革命

若然沒有文化大革命，則不會有六七暴動──至少在形式上、時間上，不會有我們所認識的六七暴動，這一點大概是沒有人會否認的。「六七」之張弛，與當時國內局勢緊密相扣，事情的發展也證明，文化大革命對六七暴動有着極為關鍵的影響：先是影響澳門，再而波及香港。

1966年5月16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大陸正式展開；同年的12月3日，一宗因警民衝突引爆的事件（即「一二． 三事件」）在澳門釀成衝突，引發澳門左派到澳門總督府示威，要求涉事者道歉、離職；澳葡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傷。1967年1月初，澳門左派發動罷市，大陸更斷絕澳門的食水供應，葡萄牙政府最後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並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澳左」的成功鬥爭經驗，使到濠江祝賀的香港左派深受鼓舞，同時主張學習其鬥爭經驗；另一邊廂，原本負責港澳事務、指示「不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條件漸成。

於一二． 三事件之後，香港很快便颳起標示着六七暴動開始的「五月風暴」，也就是由香港人造膠花廠罷工所開始引發的風潮。而在風暴颳起的關鍵時刻，中國外交部在5月15日發出措辭極為嚴厲的聲明。中共在聲明中強調，引發暴動的責任在於港英政府，並認為這次「血腥」暴行，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國政府以圖干預中國內政的陰謀的一部分。

中國外交部的這份聲明，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六七暴動的爆發，是美國企圖把香港變為她侵略越南的基地（當時正值越戰）。也就是說，六七暴動除了在香港社會、中國內政之外，還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同時也可以說，中共在策劃六七暴動的背後，還存在對越戰局勢的考慮。當然，這份聲明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共一方面肯定六七暴動是受到文革的影響，「旨在對香港中國居民進行血腥鎮壓，妄圖以高壓手段抵制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她支持港共、左派份子行動的立場，「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和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的鬥爭，並且堅決做他們的強大的後盾。」

半個月後，《人民日報》在6月3日再刊發社論，措辭更為「煽風點火」，直接鼓勵左派工人以「美英帝國主義」為「鬥爭」目的，更要求香港左派聯合青年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盡量發動最多的香港居民參與這場暴動。文革期間，大陸再次鼓吹「唯成分論」，也就是強調工人階級的「優越性」；而在這場被部分學者稱為「香港文革」的暴動中，《人民日報》也要求「鬥爭」、「革命」的主力需要是香港的工人階級。與外交部的聲明一樣，這篇社論也強調文化大革命對這場暴動的意義：「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千百萬紅衛兵支持着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着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港九愛國同胞們，向着偉大的勝利奮勇前進吧！」

在香港方面，港共與左派份子也積極回應來自北京的號召。《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刊登後，本港的《大公報》隨即在翌日呼應，發表社論〈隨時準備響應祖國號召〉。《大公報》說：「在大搏鬥的暴風雨前夕，祖國傳來了無限振奮人心的聲音」，並強調《人民日報》的社論「不僅是對英政府和港英當局加劇鎮壓港九同胞和向全中國人民挑戰的有力答覆，也是對在垂死掙扎的英帝的最後判決書。」在港的左派份子，更在得到中共的支持下，一意在香港鬧大事件。

中共煽動的是絕望群眾

《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早前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港英在六七爆發後，一度希望和左派和解，只是左派當時深受國內文革影響，並不領情。而在暴動的關鍵事件上，中共高層、特別是周恩來，都有重要影響力。例如，1967年7月8日，300名中共民兵越界引發的「沙頭角槍戰」之主事者，正是周恩來；羅導演更強調來港的是軍隊。後來阻止700打、共8,000多把甘蔗刀付運香港的，也是周恩來。這些例子都充分說明中共高層在六七暴動中的影響力。香港在六七中經歷的種種苦難，與大陸的左傾政治思潮關係至為密切。

深入研究六七暴動的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中，也強調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但他同時強調，暴動的導火線是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張家偉的說法，強調觀察六七暴動不能忽視「內因」的重要性。而事實上，當時香港法律對工人的保障普遍不足。以膠花廠這次的糾紛為例，就是源於廠方不公平對待工廠的工人。據張家偉所說，資方推出了不合理的工作規例，引起工人不滿。到了1967年4月底，資方更索性解僱650名不接受新規例的員工，才引起了工人一方的抗議，更在5月6日於工廠外集結，阻止貨物進出，繼而引起警民衝突。

羅恩惠也指出，膠花廠事件也不是獨例，在這之前已經有過不少類似事件。她補充：「像（時任見習督察的）陳欣健所說，參與示威的人都已是裝備齊整。左派在『一二． 三』到澳門『學習』後，可說是已在等候召集。最後港澳工委選擇在膠花廠事件中『吹雞』，所有工人、學生也就聚集了，在外圍相當激憤。」簡而言之，在當時的社會氣氛當中，縱使沒有膠花廠事件，長期積累的民怨也很可能引發另一場大規模騷亂。

工人遭受不公平對待，是源起香港政府對勞工的保障極為不足──第一套較為完整的《僱傭條例》是在1968年才制定的，也就是在六七暴動後才出現。可以說，左派陣營能借助人造膠花廠事件大做文章，關鍵還是當時社會實在有太多足以令人憤慨的不公不義之事。若然勞工保障法例齊備，不論《人民日報》還是在港的《大公報》等發表怎樣的社論，大概也難以在香港激起大規模動亂。

我們甚至可以說，惡劣而令市民見不到未來的社會環境、政府政策才是釀成六七暴動的元兇，沒有當時民怨沸騰的社會環境，大概中共或港共也難以發動這樣大規模的暴動；換個角度來看，就是說沒有中共或港共的挑撥，香港在1966年騷亂後，還是很有可能爆發另一場大型民眾騷亂事件。那麼，當年的香港人有多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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