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伴此城】女孩不壞！梅艷芳信佛熱心公益　張國榮離世影響大

被譽為「香港女兒」的梅艷芳，早年以「壞女孩」形象示人，予人前衛不羈之感而惹來社會關注，大熱歌曲《壞女孩》曾更被指意識不良「教壞細路」。但隨着她信佛後漸漸投身慈善工作，公眾形象也隨之變得複雜而多面向。文化評論人李展鵬認為，梅艷芳這份社會面向在一般藝人身上少見，尤其顯現在她篤信佛教以後，以及好友張國榮驟然離世，令她更進一步積極參與慈善工作，包括成立慈善基金、香港演藝人協會，以及為受沙士影響的家庭籌款等等。
李展鵬在其著作《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分析，即使梅艷芳活躍於公眾領域，但這個舞台上的「壞女孩」，始終被傳媒強調懷有傳統女人「相夫教子」的夢想，而後者所佔的新聞篇幅，甚至超過她參與慈善、提攜後輩等的豪傑事跡。因此，每當外界提及梅艷芳，總會有前衛但傳統的矛盾印象，亦反映本地社會始終對單身女性有保守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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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的內容節錄：

踏入九十年代，隨著梅艷芳刻意減少工作量，她的公眾形象多了一個元素：宗教。她信了佛，不再夜夜笙歌。在1990年7月的《明周》專訪中，記者強調她情海浮沉，她則透露信了佛，每晚為朋友、病人，也為中國的前途唸經。宗教這元素在她的新聞中佔的篇幅很少，但意義特殊。首先，這對應前文所述，有相士曾預言她會出家，而「一個受盡情傷的女人終於皈依我佛」的論述的確符合某種古老的性別想像，而上述的《明周》報導正是以「梅艷芳情海悟悔錄」為標題，頗有宗教味道。1993年，杜琪峯執導的《濟公》找她客串觀音一角，也許並非巧合。一個壞女孩竟然飾演觀音，證明她公眾形象的極度複雜。到了2000年，她更唱出佛學歌曲《心經》而受好評。

其實，一個26歲女性信佛，又何需動用「情海悟悔而皈依我佛」的修辭？但因為她的身世、臉上的滄桑、成功的事業、前衛的造型、曲折的愛情，令傳媒套用戲劇性的框架去訴說她的故事。然而，信了佛的梅艷芳並非看破紅塵、不問世事，她自言心懷朋友、病者、家國。換句話說，信佛對她來說不是出世。而且，信了佛的她不但沒有減少參與社會，反而因為淡出了舞台而有了更多時間參與慈善及社會工作。

她表示，宗教改變了她的生活方式。1998年4月，她向《明周》透露閒時愛看佛理，不再夜夜笙歌，生活變得正常；回望過去，她道出曾遭遇感情失敗、人生起落、被傳媒影響、被朋友出賣，「承受的就是男人也承受不來」。記者說她的人生比常人精彩好幾百倍，但隨即又再叫她談感情失敗及人生遺憾。連繫著宗教，傳媒呈現了一個經歷曲折人生與情感滄桑、終於修心養性的女人。

不過就算信了佛，她的形象仍然剛強。2002年是她入行20周年，《明周》出動作家林燕妮訪問她，並用「千山我獨行」作標題，巧合地對比著歌曲《孤身走我路》，圖中的她則是硬朗的短髮造型。她在訪問中自比楚留香，林燕妮又強調她是「食客三千」的大姐大。她說自小已是家庭支柱，會反過來保護姐姐，而家中女人都辛苦，男人不用工作，又說自己跟媽媽感情淡薄。內容雖有辛酸，但「千山我獨行」的框架令她更像獨行大俠，而非孤苦女子。這兩者其實是一線之差，可見同一內容如何在不同框架下差異巨大。

2003年4月張國榮去世，《明周》請她細訴兩人情誼：「我們手牽著手，共度了很多困難。當我不開心，在房間裡哭，他哄我，我便沒事了；他不開心，我也會拖住他的手，彼此扶持。」 他們同甘共苦，她交了男友也讓他過目。這噩耗為她帶來傷痛，也化成助人的力量。幾個月之後，她在《明周》表示，張國榮去世令她決心要為香港做事，於是為受沙士影響的家庭籌款，也為香港藝人打進內地市場謀策：「我把我的人、我的心、我的靈魂都交了出來為大家做事。」

到了11月，她得到「《明報周刊》致敬大獎」，得獎原因是她發起「茁壯行動」及舉辦「1:99音樂會」，為沙士受害家庭籌得2,000多萬，被形容為「親力親為，心力交瘁」；報導又稱，在港片低潮下，她組成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向內地爭取對合拍片不設限額，而香港工作人員可佔七成，被稱讚為「只求付出，不問收穫」。

此外，文章還列出她歷年善舉，包括1993年成立「梅艷芳四海一心基金會」，1995年捐款予東華三院設立「梅艷芳日間長者護理中心」，1996年捐款給瑪麗醫院成立「梅艷芳骨科手術室」，1999年任香港樂施會的「樂施大使」，親赴雲南探望貧困兒童。跟她在香港演藝人協會共事的劉天蘭親自撰文，讚美她有一顆「big heart」，又列出她2000年發起為台灣「921大地震」籌款的大型活動，於2002年以演藝人協會主席身份發聲明譴責有雜誌刊登陳寶蓮的遺容，並就劉嘉玲裸照事件舉行「天地不容」聲討大會。

梅艷芳的公眾形象有著一般藝人少有的社會面向，這跟傳媒呈現的那個「苦情女人」形成張力，構成這個明星文本的複雜性：她一方面有相夫教子之夢，她的理想人生彷彿是家庭可以滿足，而傳媒也樂於經營這傳統形象；但另一方面，她收徒愛友、熱心公益、心懷家國，這形象又比起大多數藝人（包括男藝人）都「公共」得多。她的形象始終在私領域（家庭）及公領域（從演藝圈、社會到家國）之間充滿張力。

而這種張力背後的趣味是，相夫教子始終只是梅艷芳以及為她的「幸福」著緊的傳媒共享的一個夢——儘管這個夢所佔的篇幅在她的新聞中比重最大。然而，懷著這個夢的她在21年的演藝人生中幾乎不曾間斷地在公眾領域活躍：她的歌與電影是有力的性別宣言，她收徒，成立慈善基金，熱衷公益活動，當上演藝人協會會長，甚至站在最前線支持民主運動。這個女中豪傑的公眾形象佔的篇幅不及她的愛情故事，但仍然為那個被過度強調的「傳統女人之夢」提供截然不同的論述。當中的複雜性，折射的正是香港性別社會的不同面貌。

作者：李展鵬
愛電影，愛香港，愛流行文化。

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英國Sussex大學媒體與文化研究博士，現居澳門，為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新生代》雜誌社長、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及《明報》專欄作者。著有《電影的一百種表情》、《旅程瞬間》及《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等，編有《最後的蔓珠莎華: 梅艷芳的演藝人生》（卓男合編）。文章見於香港「立場新聞」、台灣「獨立評論網」及「關鍵評論網」等，曾任台灣金馬影展奈派克獎、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酷兒影展、中國內地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等影展評審。

出版社：三聯出版

《香港01》獲出版社授權轉載，標題為《香港01》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