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難民同行】在港出生卻是無國籍者　難民二代盼擁謢照成香港人

「難民」總是被貼上負面標籤，他們流落異地掙扎求存，縱使能暫時停居留甚至誕下孩子，但依然是無根的人。在港出生的難民二代亦不例外，他們雖然是土生土長，但免不了受到無國籍（statelessness）身份所限，沒法得公民資格，也不可能擁有護照，成年後更不能在本地就業，現實困境無法解決。
於香港教育大學當助理教授的伍鳳嫦博士（Isabella）是為本地難民奔走的學者之一，她在著作《與難民同行》中以個案反映難民兒童的困境，例如一名16歲、在港出生的難民二代，雖然克服難關在學校與同學相處愉快，更被選為足球校隊的成員，但他不能取得護照，因而無法代表學校出國集訓與比賽，倏地明白到日後仍會繼續受難民身份所限，恐難展翅發展人生。伍鳳嫦博士指許多難民二代都能說流利廣東話、英語及烏都語等，且十分渴望在落地生根成為香港人，但現實是只能面對沒有前途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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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與難民同行——港人與難民的故事》的內容節錄：

「難道我不是香港人嗎？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為什麼我沒有護照？」

16歲的Ali與母親同為免遣返聲請者，來港多年，相依為命；兩年前，我們的組織接獲兩母子的求助。當時，我們在元朗附近的Yoho Mall（形點）天橋上會面。Ali先作自我介紹說：「Madam，我現在讀中一，學校老師欣賞我踢足球的天分，我已被選拔為校隊成員，學校給予了機會讓我跟其他同學一起到外地集訓和參加比賽。」驀地，Ali向我提出請求：「請問你可以幫助我取得護照嗎？我十分渴望出國進行集訓與比賽，我需要一本護照。」

面對他如此興高采烈的請求，我頓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內心感到十分難過。若我答應可以，則是欺騙他。但是，我亦不忍心向年紀小小的Ali誠實以對。停頓了一分鐘後，我平復了情緒，跟他道出殘酷的事實：「Ali，我明白你很積極，亦欣賞你的努力與成果，但是，我很抱歉，你不能夠取得護照。」他感到十分愕然，當即追問我：「為什麼我不能擁有護照？我不是香港人嗎？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是應該擁有護照的啊！」我惟有解釋說：「在香港，由於你們沒有國籍，所以你是不可能擁有護照的。即使你媽媽居港已久，亦不可能擁有。若你們離開香港，將難以回來。」

此時，Ali便激動起來，並不停地追問我：「為什麼我離開香港後不能回來？為什麼我沒有護照？我是香港人，為什麼他們不給我護照？為什麼？」我被他一連串的問題給愣住了。我惟有無奈地回應他說：「沒錯，你是在香港出生的，即使如此，你是一個沒有國籍的香港人，我很抱歉。」

以上Ali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與大部分在香港出生的免遣返聲請者二代一樣，他們的父母來自不同的國家，例如Ali的父親是巴基斯坦人，母親是印尼人。在Ali小時候，他的父親已經被遣返到巴基斯坦，各散東西，剩下母親與他在香港相依為命。鑑於兩母子回國會面臨生命危險，留在香港是唯一的選擇。

最初，Ali的媽媽對申請免遣返聲請者的細節與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無所知，直到Ali進入就讀小學的適齡歲數時，他們才申請為免遣返聲請者。然而，Ali在初中適齡歲數時才被送進學校。已經沒有讀書超過11年的他，面對學習上的種種困難，很多事情須要重新學習。儘管如此，他沒有打算放棄，校內的老師十分照顧他，與同學們關係良好，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他表示喜歡上學，學校也供給他免費的校服與每日午膳。長遠而言，他希望自己可以留在香港生活。

其實，Ali與其他在香港出生的難民兒童一樣，不但能使用流暢的廣東話與人溝通，還可以良好的英語、烏都語及少量印尼語交談，他能在險惡處境下生存及掌握多種語言實在是才略卓越。縱使如此，這群難民二代往往受到香港政府的制度所限，即使語言能力游刃有餘，仍未能振翅高飛。以上種種困難，Ali與家人默默承受，苦苦忍耐。Ali表示：「我很失望，感到氣餒，但我不會放棄！」因為他希望有一天，在香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縱然種族與膚色各異，終會被承認其港人身份。

除了上述所及，在香港出生的難民兒童所面對的，是根深蒂固的難民在港身份問題。與爭取給予工作權利相較，香港政府並沒有強烈表態怎樣處理這些難民兒童，其中一個主因為香港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之一，有異於其他締約國，香港政府在對待難民的政策中已違反了作為締約國應有的責任。是故，香港政府並沒有像否定難民的工作權利般主動限制在香港出生的難民兒童及在公開場合表態。

在2015年前出生到現在的難民兒童，有些已長大為青少年，有些則是初生或在就讀小學，他們均受我們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卻不被承認是香港人。更甚的是，香港政府採取排外政策對待來港難民，從多年經驗可見，香港政府慣常地期望盡快完成大量來港難民個案，因此，香港政府部門及負責人員不會仔細地研究每一個個案的情況，特別是那些家庭中擁有不同國籍的父母們，他們的孩子隨時面臨與父母骨肉分離的情況。

不值得成為公民的孩子們（The undeserved little citizens）

Aihwa Ong撰寫的Buddha Is Hiding: Refugees, Citizenship, the New America裡，她引述了在美國的柬埔寨難民怎樣被白人的社會認定為「不值得作為公民的人」。在香港的情況，此針對性思維更是明顯。香港學者黃冠能先生就在他的文章裡提及，在香港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建制派以「種族血緣論」（ethic nationalism）作為種族認定的主軸。更甚的是，在港的免遣返聲請者多數會被認為是低等的人，令罪案率上升，香港社會更一貫地以種種負面標籤攻擊難民，包括危險、污衊、可怕、帶攻擊性。即使是難民的後代，也躲不過上述負面標籤帶來的逼人生活。

從以上所及，可見這群難民二代比香港本地孩子更國際化，更能為香港這個大都會的發展出一分力，不幸地他們正面臨身份等挑戰，被香港政府拒諸門外。難民二代的困境——沒有明天的孩子在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的調查中，超過五成人（51.6%）贊成給予難民孩子擁有居港權。有關報告刊登後，《南華早報》的其中一封讀者來信中亦建議香港政府應給予難民孩子一個機會。

當香港的出生率已經是全亞洲位列第三少的地區時，為了香港的將來與發展，我們是否應給予難民孩子一個機會發揮所長呢？

作者：伍鳳嫦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研究、媒體理論及移徙人口（包括難民及無國籍人口）。研究地方主要在香港及東南亞。她更是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創辦人之一。

出版社：紅出版 （圓桌文化）

《香港01》獲出版社授權轉載，標題為《香港01》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