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其實有「國際創科發展遺址」
維港兩岸高樓大廈外牆的大型霓虹燈招牌，曾經也是展現香港夜繽紛的活招牌，九龍東部觀塘海濱一幢工廠大樓的整個外牆，也曾被一個巨大的「飛翔F」佔據。這個標誌代表的是當時半導體產業的王者——Fairchild（中文譯名為「快捷」或「仙童」）。1960年代，開發出全球第一款商用集成電路的Fairchild，選擇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開展其走出美國向外擴張之路，與啟德機場跑道盡頭垂直相對的觀塘恒業街是它的落腳點。
觀塘海濱曾經的亮麗風景
晶（芯）片的研發與生產如今成為全球兵家必爭之地，而在記載晶片發展歷史的書籍中，Fairchild落戶香港是一個重要時刻，因為東亞地區就是從這裏開始，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晶片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想出「飛翔F」的Fairchild工程經理曾憶述，他看到香港很多建築物外牆都有霓紅燈標誌，於是決定效法。在美國電腦歷史博物館的網頁可以搜尋到這樣一張黑白照片：背景是「飛翔F」所在大樓，標誌上方有一架飛機正徐徐降落啟德機場，前方則有一艘中式帆船。不過，這張圖片的主體多已成為過去式——Fairchild的輝煌很短暫，它在香港的工廠也已是沒有標記的「遺址」，啟德機場跑道則變成郵輪碼頭，唯一「保留」的是印證香港曾是繁忙漁港的帆船，它成為了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商標。
晶片生產在香港的起步其實是成功的，根據Fairchild當年派駐香港的美國管理人員憶述，香港廠1964年建成後，短短兩三年間聘用的員工人員已增加至6000人，比該公司在加州聘用的人還多一倍。隨後，美國與日本大型電子企業紛紛在香港設立生產基地，帶動香港經濟急速增長，躋身「亞洲四小龍」，工業出口曾達到本地總出口的八成以上。電子工業的發展吸引晶片領域專才來港發揮所長，亦在本地培養出許多人才。曾於摩托羅拉香港分公司任職的電子工程師劉振韜便曾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憶述：「九十年代，我四十多歲，公司開七位數字人工挖我……你想像一下，以前香港有一班好似我這種級數的人！」
再後來的故事香港人就都很熟悉了，由於承受不起土地與勞力成本的上升，香港製造業紛紛遷離，電子業也不例外。更致命的是香港政府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理念，不同政治光譜的社會精英階層也紛紛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在經濟面對巨大轉型壓力的時期，這種意識形態枷鎖使得香港錯失了難得的發展機會。回歸初期，美籍華裔創投家徐大麟提出在香港建立「矽港」，希望把在台灣發展晶片產業的經驗移植到香港，可是「土地問題」成為香港跨不過的門檻。投資者希望香港提供稅務優惠及撥出土地滿足建晶圓廠的需求，但土地在香港的「慣性思維」裏是要「吊高來賣」的，輿論紛紛質疑撥地如同變相讓人「炒地皮」，最終港府拒絕撥地，一直虎視眈眈的上海則漁人得利，用土地與稅務的優惠成功吸引「矽港」落戶，發展成為香港股民現在毫不陌生的中芯國際，亦是名列全球前五大的晶片生產企業。
寧德時代如何帶來新希望
時光拖沓二十多年後，創科又再被捧為重振香港經濟的救命草。「搶企業、搶人才」可以說是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一年多來最積極落實的一項KPI，主要對象就包括創科領域的企業與人才。全球最大電動車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上周宣布在香港成立國際總部，令特區政府交出迄今最引人矚目的「搶企業」成績單。關注香港金融市場發展的人肯定會被同一時間傳出的消息吸引——寧德時代考慮明年來港上市集資，若成事可成為近三年本港最大型新股，但對香港整體的長遠發展來說，這只是一個小算盤。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要以「產業導向」推動多元發展，說明政府有意識要化被動為主動，更積極地支持和引導經濟結構轉型。寧德時代計劃未來五年在香港投資12億元及招聘500名科研人員，對這家市值7000億元及已擁有18000研發人員的企業來說看似九牛一毛，但卻為香港帶來及時春雨。全球爭搶創科發展高地，無不強調其集聚效應，創科局長孫東形容他與財政司司長等政府高層「三顧茅蘆」，終於把寧德時代請來香港，如此重視，必然也希望寧德時代能夠發揮龍頭作用，吸引更多科研投資及更多人才參與促進科研成果落地，形成良性循環的創科生態圈。這才應該是特區政府的大算盤。
願景很清晰，但從「想做事」到「做成事」，需要跨越一道又一道鴻溝，而香港發展創科的往績無法讓人信服，與鄰近的深圳相比，香港在創科發展道路上如今更處於「追落後」。2023年度財富全球500強企業榜上有六家以香港為總部的企業，當中只有聯想集團與科技相關，但香港只是它的註冊地，而不是主要運營中心。深圳則有十家企業上榜，包括港人熟悉的創科巨頭華為、騰訊與比亞迪。為了提升長遠和策略性社會經濟議題的研究能力，現屆特區政府成立了「特首政策組」，深圳短短數十年內從依靠香港發展轉變為GDP超越香港的創科重鎮，就值得香港的政策制定與執行者好好研究。
如果擔心研究不夠「接地氣」，也可以找出一些具體案例仍深入分析。例如，論及香港如何「走寶」時，本地科研專家最常提起的例子是無人機龍頭企業大疆，這家國際知名的「獨角獸」由香港培育的人才創立，卻無法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香港創科發展之痛。特首政策組大可把它列作專門的調查研究對象，抽絲剝繭地找出影響其創辦人從內地來港求學到踏上創業之路再到擴展商業版圖的種種關鍵因素，從而查明香港從高等教育到基礎科學研究再到科研成果落地這個鏈條之間為何一直處於斷裂狀態，政府對此有什麼責任。特區政府既然決心發展新界北打造創科之都，這樣的調查研究便顯得極為迫切必要。
不能再犯令人難堪的錯誤
當然，有些現象不用作深入調研也看得出一些端倪，香港留不住大疆的表面原因便早已廣為流傳。真正需要解決的難題是，是什麼東西阻礙着改變，如何才能展開真正的改革。Fairchild五十年前選擇前來落戶，說明香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創科產業的發展早已進入另一個天地，如今的香港又有什麼優勢，如何才能更好的發揮？大疆創辦者汪滔曾形容來香港求學造就了他後來的成功，他也成為香港基礎科研實力雄厚的明證，但這個優勢在香港是否真正獲得重視？深圳如今也在全力推動基礎科研，早前便高調宣布組建醫學科學院，而要數生物醫學頂尖人才，香港為數不少，但匯聚這些人才的香港科學院成立多年卻顯得默默無聞，原因何在？
這些問題說到底都關乎政府是否意識到它能夠推動產業發展。引入寧德時代為特區政府落實創科發展藍圖提出的「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開了一個好頭，英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早前也宣布將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為香港生物醫療科技壯大了聲勢。阿斯利康是全球對抗新冠疫情其中一個主要疫苗供應者，專家早已研判類似的世紀大疫仍會再臨，香港本身也有研發疫苗的頂尖學者，在吸引外來企業的同時，是否也可以為本地科研專家創造條件，推動香港成為全球疫苗研製中心？
在發展創科的道路上，特區政府正用積極的行動向市民表明它很希望「做成事」。做成事的前提是「能做事」，土地問題曾經使香港裹足不前，錯失發展科技的機遇，開發北部都會區首要處理的問題仍然是土地，政府是否已經充分汲取了教訓？城市規劃與政策研究領域的專家們不無擔憂。雖然發展產業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創科生態變化日新月異，不容「嘆慢板」，現屆政府提出了一些簡化規劃程序的舉措，能否有效扭轉為人詬病的官僚作風，仍待觀察。令人為官員們感到頭疼的是：大事還未辦成，小事卻一直添亂。政府不斷向普羅大眾強調發展創新科技的重要性，公共服務的科技應用卻屢屢出師不利或臨門脫腳，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也成為「錯誤示範」。
國家對治理者定立的要求是「打鐵還需自身硬」，能力是衡量「硬」的一項指標。當政府的科技應用一而再再而三犯錯，顯然就是能力出了問題，負責資訊科技管理與應用的官員固然責無旁貸，整個公共行政體系的資訊科技能力恐怕也要重新檢視。政府要求全港學生接受資訊素養培訓，這門課也得為公務員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