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以香港為方法(四)｜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

【導讀】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為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提出了宏大的敘述，從全面、透徹、具可持續性認識的視角，站在現代文明和全球化視域為香港尋找適切的身份。強教授從數百年世界歷史的全域出發，找到香港問題的深層次解讀，將香港議題的傳統構圖，由局部擴展為整體，由短期現象延伸到歷史全貌，由被動換位為主動，將香港、中國、世界串聯起來，將經驗、文化、歷史、文明作為一體來審視。他認為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障礙是過時的世界秩序，國際地緣結構中的既得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視為威脅，但自私和霸道的權力邏輯難以持續，甚至傷害到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歷史解構了兩種論述之間的關係，為實現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為「邊疆」的香港，除了對作為中心的內地提供創想和刺激，還要參與到作為「邊疆」的中國，向曾經作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為變局的樞紐，香港一直困惑於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強世功的文章對如何在新格局中開闢更寬廣的道路給予很好的提示。我強力推薦大家耐心讀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發展的脉絡，更可以用全新的視域認識中國在世界未來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經是「海外遊子」，今天就應該以主人的身份，與國家一道為推動現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進行範式轉換的改革。這並非不可思議，香港人更不該妄自菲薄，而是應該從曾經發生的迷茫、衝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來，重構對歷史的論述，為香港和國家做出另一番事業。「一國兩制」不只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手段，它是將歷史的偶然融入新規律的方法論，用歷史的能動化解歷史中的突變，繼續培育歷史規律，推動歷史前進。（于品海）

在關於香港的主流論述中，經常出現「香港問題」這個表述，以至於在不少人的論述中，香港這個「海外遊子」在回歸之後似乎變成了一個頑劣淘氣的「問題兒童」。這種將香港作為「問題」（problem）的思考方式，顯然是從中心視角看邊疆。假如從邊疆的視角看中心，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是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國民黨想收回香港，但因為邱吉爾不答應也就無能為力。人民解放軍大舉南下，香港人民群衆翹首盼紅旗，可大軍勒馬羅湖邊境，要香港人民群衆做好被殖民壓迫的「長期打算」。剛說好要「長期打算」，又突然要求展開革命鬥爭，將反帝反殖民的革命運動推向全球，然而在革命運動被殘酷鎮壓之後，卻回過頭來批評香港左派冒險的盲動主義。香港好不容易熬過艱難歲月變成了「亞洲四小龍」，成為「會下金蛋的鵝」，然後則有了「一國兩制」。香港人希望「民主回歸」，但中央提出「港人治港」，將香港人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變為一種政治身份。基本法是中央主導起草的，無論「雙普選」還是國家安全立法都是基本法載明的。既然基本法規定香港要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基本不變，那就意味着香港應當按照資本主義內在邏輯來運作，競爭性選舉、司法覆核和言論自由都已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

可見，香港邊疆的歷史和今天的模樣主要是由中西兩個文明中心的力量塑造的。「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中央治港出現問題首先應當反求諸己。文明衝突與互動就像颳風下雨一樣屬於自然規律。因此，不是風動，也不是旗動，而是心在動。如果說存在什麽「香港問題」，那也不是「香港的問題」，不過是「發生在香港的問題」，那與其說是香港的「問題」，不如說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病症或許在香港，但病根卻在全球文明之間的互動。我們唯有反求諸己，理解中心與邊緣的文質互動對中國文明的塑造意義，才能真正讀懂香港「人心」，才能理解香港人的話語言說中隱含的「無言的憂怨」。

對改革開放這一代人而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曾經是心目中的聖地，而對於中國崛起的一代人而言，香港則變成日益普通平庸的地方性城市，需要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來尋找自己的出路。從改革開放之初內地人面對香港的自卑，到中國崛起後內地人對香港的傲慢，這種態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未能在觀念上和理論上處理好中心與邊緣的有機關係，始終從中心的角度看邊疆，以至於形成居於中心即傲慢，落入邊緣而自卑的心態。

從改革開放之初內地人面對香港的自卑，到中國崛起後內地人對香港的傲慢，這種態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未能在觀念上和理論上處理好中心與邊緣的有機關係，始終從中心的角度看邊疆，以至於形成居於中心即傲慢，落入邊緣而自卑的心態。

由此，我們發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與「一國兩制」的觀念理論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斷裂。「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以及中央對港方針政策高度重視香港，始終將香港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來思考。然而，在「一國兩制」的主流觀念理論表述中，要麽基於民族國家理論，要麽基於文明自我中心主義，始終是以國家中心為尺度來提出香港「問題」，以「一國」中心的社會主義觀念來看待「兩制」下香港邊疆的資本主義，從而不斷批評、指責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無論是兩制衝突，還是人心回歸，始終將香港對中心的偏離看作「問題」，將其看作有待克服和解决的消極因素，要麽認為等待「五十年之後」應採取「一國一制」，要麽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喪失了示範意義。這種思維方式和理論主張顯然不符合中央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定位和長遠發展戰略。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突出強調「一國兩制」將「長期保持不變」，提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優勢，不僅是對處於焦慮中的香港人講的，更是對所有持上述觀念和理論的中央治港决策者乃至所有內地人講的。

可見，要形成一種與「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國兩制」的觀念、理論和文化，就必須秉持一種「跨文明」的視角，「以邊疆為方法」。文明自我中心主義者將邊疆理解為消極的邊疆，必然形成對邊疆的封閉、傲慢、批評乃至整合同化的衝動，強調將香港融入內地秩序中；而以邊疆為中心的「跨文明」視野將邊疆理解為積極能動的邊疆，必然形成對邊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學習融合的努力。這兩種對待邊疆問題的不同理論態度和視角導致我們對「一國兩制」形成兩種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會主義的「一國」外加資本主義的港澳台，還是內地社會主義和港澳台資本主義共同建構為「一國」？這兩種理論想像歸根結底取决於我們對正在建構中的「一國」的政治想像，即「一國兩制」中作為根基和基礎的「一國」只是內地社會主義的「小中國」，還是包容台港澳邊疆資本主義體系在內的「大中國」，甚至要包括對海外華人展開統一戰綫工作的「大中華」。當年，國共內戰時期，面對北方蘇聯的社會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圍繞定都南北的討論就形成共産黨的包容西北邊疆乃至蘇聯社會主義在內的「大中國」論述，與國民黨在新的華夷之辨下形成的民族主義的「小中國」論述。而今天，面對台港澳新邊疆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對「一國兩制」的思考方法、理論建構究竟是以民族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小中國」想像，還是基於文明秩序建構和容納吸收資本主義乃至全球發展的「大中華」想像？

兩種對待邊疆問題的不同理論態度和視角導致我們對「一國兩制」形成兩種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會主義的「一國」外加資本主義的港澳台，還是內地社會主義和港澳台資本主義共同建構為「一國」？

如果從「大中國」的想像看，香港作為邊疆顯然不是「問題」（problem），反而是我們思考「問題」（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既是中國瞭解和學習西方文明「窗口」，同樣也是中國向外拓展輸出的「跳板」，曾經向外輸出革命，現在正在向外輸出商品和貨幣，未來當然可以向外輸出思想和文化。因此，講香港問題不反思中國問題，那是沒有腦子；講中國崛起不思量香港貢獻，那是沒有良心。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借助香港的「一國兩制」學會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如今隨着「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伴隨中國崛起和中美全球競爭這百年大變局的到來，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學會駕馭全球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輿論環境下掌握國際話語權，無疑成為中國崛起必須完成的必修課。由此，香港的競爭性選舉、普通法體系和司法覆核制度以及自由傳媒體制並非作為「問題」（problem）的「負資産」，反而應當成為中國學習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和文教體系的訓練基地，成為對海外華人開展「大統戰」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無論是在一般意義上講「以邊疆為方法」，還是具體講「以香港為方法」，人們都會想到柯文（Paul A.Cohen）提出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或溝口雄三提出的「以中國為方法」。的確，「以中國為方法」主要強調中國領土的廣闊性，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和文明建構的複雜性，從而以中國為常態來回應「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下對中國的裁剪。然而，筆者在此提出的「以邊疆為方法」或「以香港為方法」，重點在於強調在「跨文明」視角下關注中國文明演變乃至全球文明格局中邊疆與中心之間的質文互動。19世紀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現代文明秩序開始成型，然而，無論是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的興起，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運動，還是今天中國的崛起，實際上都是邊疆地帶對文明中心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正是由於作為人類現代文明秩序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腐敗、墮落和停滯，才為中國文明崛起提供了歷史性機會，而如何在全球吸收西方現代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礎上，建構面向人類未來的、更美好的文明新形態，無疑是中國文明崛起所必須承擔的歷史天命。

講香港問題不反思中國問題，那是沒有腦子；講中國崛起不思量香港貢獻，那是沒有良心......香港的競爭性選舉、普通法體系和司法覆核制度以及自由傳媒體制並非作為「問題」的「負資産」，反而應當成為中國學習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和文教體系的訓練基地，成為對海外華人開展「大統戰」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本文源自《「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作者強世功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北大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文章原刊於《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獲作者授權全文轉載，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