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以香港為方法(三)｜能動的新邊疆：邊疆的居間性與革命性

【導讀】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為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提出了宏大的敘述，從全面、透徹、具可持續性認識的視角，站在現代文明和全球化視域為香港尋找適切的身份。強教授從數百年世界歷史的全域出發，找到香港問題的深層次解讀，將香港議題的傳統構圖，由局部擴展為整體，由短期現象延伸到歷史全貌，由被動換位為主動，將香港、中國、世界串聯起來，將經驗、文化、歷史、文明作為一體來審視。他認為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障礙是過時的世界秩序，國際地緣結構中的既得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視為威脅，但自私和霸道的權力邏輯難以持續，甚至傷害到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歷史解構了兩種論述之間的關係，為實現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為「邊疆」的香港，除了對作為中心的內地提供創想和刺激，還要參與到作為「邊疆」的中國，向曾經作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為變局的樞紐，香港一直困惑於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強世功的文章對如何在新格局中開闢更寬廣的道路給予很好的提示。我強力推薦大家耐心讀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發展的脉絡，更可以用全新的視域認識中國在世界未來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經是「海外遊子」，今天就應該以主人的身份，與國家一道為推動現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進行範式轉換的改革。這並非不可思議，香港人更不該妄自菲薄，而是應該從曾經發生的迷茫、衝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來，重構對歷史的論述，為香港和國家做出另一番事業。「一國兩制」不只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手段，它是將歷史的偶然融入新規律的方法論，用歷史的能動化解歷史中的突變，繼續培育歷史規律，推動歷史前進。（于品海）

在歷史上，促進技術、物種、制度、觀念、文化在不同的文明之間交流有各種方式。比如戰爭征服推動的大規模人口遷徙和移民乃至政權統治無疑是最直接有效的，西方歷史上的殖民開拓就是典型例子。然而，邊疆之所以出現，恰恰是由於兩種文明力量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形成了勢均力敵的穩定狀態，從而在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成為文明交融地帶，發揮着「通道」的作用。邊疆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在歷史上真正承擔起居間聯繫和文明傳播的主體往往是商人、傳教士、游吟詩人等等。其中，流動的商人組織在邊疆地帶形成一些商業城市，並圍繞這些邊疆商業城市構成一個居間溝通的網絡。正是這一個一個邊疆商業城市，將歐亞大陸的各大文明串聯起來，組成了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網絡。

（一）邊疆的居間性：「通道」與「聯絡人」的兩面性

雖然全球化的推動力量來自文明的中心，但發揮關鍵作用的卻是那些邊疆地帶發揮居間功能的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雖處在區域性文明的邊疆，但恰恰是在這裏率先誕生了一種域外意識，一種跨文明意識，甚至全球性的世界意識。這些邊疆地帶率先擺脫區域性文明的束縛，變成推動全球化的支點和中心力量，發揮推動全球化的「通道」作用，以至於將整個世界分成平行的兩個部分：區域性文明中心地區成為下層世界，而通過將這些邊疆地帶的商業城市相互連接起來，構成了全球化的上層世界。所謂「世界是平的」，描述的就是這個上層世界。借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理論，下層世界遵循的是自由市場的商業交換法則，即這些邊緣地帶的商業城市推動不同中心地帶的物産資源之間進行市場交換。然而，在這些商業城市之間建構起來的上層網絡中，遵循的卻是資本集中壟斷的法則，它能够有效地利用全球分散在各地的下層世界相互分割的信息不對稱而賺取比商品市場交換更大的利潤，這就是布羅代爾所說的「資本主義」。

這種上層世界與下層世界的劃分恰恰在於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往往是借助有形的領土控制和統治而建立起「有形帝國」（formal empire），而上層資本主義世界帝國已經不再吃力不討好地控制這些有形的領土，也無須對這些領土承擔治理責任，而是採用更為複雜和精緻的手段來控制全球的科技、金融、法律、文化意識形態，並通過一些超級商業城市作為節點來控制全球，構築起「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全球化就建立在以邊疆地帶的超級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國際大都市」）為中心所構成的網絡中，由此，紐約、華盛頓、倫敦、巴黎、瑞士、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東京等國際大都市建構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的「超級版圖」。這種超級版圖又形成自己的中心與邊緣結構，對應這些邊疆城市所代表的國家、帝國乃至文明在世界帝國秩序中的中心與邊緣結構。世界金融中心紐約就是世界帝國的中心，代表美國在世界帝國中的主導地位，其他超級商業城市無疑處在相對的邊緣地位上，倫敦、新加坡和香港雖然是國家金融中心，可依然要依附於紐約。今天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鬥爭乃至於中美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超級商業城市建構的上層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與下層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之間的鬥爭，也可以說是下層古老的區域性文明爭奪上層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的控制權的鬥爭，某種意義上也是處於邊疆地帶的超級商業城市之間為爭奪上層世界「超級版圖」的中心地位展開的鬥爭。在這樣的文明圖景中，我們更容易真正理解香港的歷史乃至香港的未來。

今天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鬥爭乃至於中美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超級商業城市建構的上層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與下層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之間的鬥爭，也可以說是下層古老的區域性文明爭奪上層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的控制權的鬥爭......在這樣的文明圖景中，我們更容易真正理解香港的歷史乃至香港的未來。

在中國文明向海洋世界的擴展中，一開始重要的商業城市不是香港，而是寧波、泉州和廣州這樣的城市。這些城市連接起日本、琉球以及台灣、馬尼拉、新加坡等等邊疆地帶的商業城市，從而與印度洋乃至地中海世界連接起來，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共同推動了第一波商業貿易的全球化。然而，隨着英國崛起，打開中國大門成為其首要任務，而香港意外地成為英國商業進入中國的「通道」。由於語言、文化和掌握信息的差异異，英國人意識到沒有華人作為商業上的中介人和「聯絡人」，對華貿易根本無法開展。為此，港英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來吸引富有的華商到香港定居，並給予優厚待遇，以便其成為合作的商業夥伴。這樣的政策一開始並不成功，但恰恰是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內戰乃至新中國成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一波又一波地將中國內地的資本家、企業家和勞動力驅趕到香港，從而形成了英國人與華人資本家的合作。正是華商的合作，將英國人的商業貿易納入了在漫長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全球海外華人商業網絡中。由於華人商業網絡的加入，香港對於大英帝國而言才真正如虎添翼，從英國進入中國的「前哨站」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跨國商業網絡中心，成為西方建構的世界帝國超級版圖中重要的戰略支點——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由此，香港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在於其成為中國內地與西方世界聯繫溝通的「通道」，它不僅是推動大英帝國進入維多利亞鼎盛時代的重要力量，而且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而香港要發揮這種「通道」作用，就必須有承擔起居間功能的「聯絡人」，那就是既熟悉中國又熟悉西方，既擁有中國網絡又加入西方網絡的精英群體，尤其是那些被吸納到港英體制中的香港華人精英——從早期被看作「洋買辦」的大商家，到20世紀70年代又進一步擴展到的香港中産專業人士。地處同樣地理空間、同樣制度下的澳門雖然也具有「通道」功能，卻無法發揮出類似香港的積極作用。因為香港人的背後是遍佈歐美、大洋洲、東南亞、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整個海外華人網絡，而這個人才流動網絡在漫長的歷史上已經融入英美主導的上層資本主義世界超級版圖中。比較之下，澳門人融入的葡萄牙語網絡已經衰落，無法進入這一超級版圖。

因此，中國打開香港的大門，就意味着利用世界超級版圖的網絡將全球的資本、技術、人才和最新的觀念引入中國，這必然推動中國的復興；而關閉香港的大門，則意味着中國會被封閉在區域性秩序的下層世界。可以說，近代中國的經濟方式、政治觀念和文化思想的革新都是通過香港的「口岸知識分子」和「買辦商人」這些「聯絡人」推動的。秉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使命的新中國竟然在成立之後保留香港這塊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之地，改革開放之後又率先拋弃冷戰觀念搞出「一國兩制」來保留殖民地的遺産，無疑是看重香港在世界帝國超級版圖中形成的網絡。鄧小平在設計「一國兩制」時明確指出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強調中國需要更多的進入世界超級版圖的國際大都市。

在下層區域性本土秩序與上層世界超級版圖的互動中，香港人要真正發揮「聯絡人」的居間作用，就必須掌握上層世界所通行的觀念和法則，比如接受英文的「深度教育」，認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當他們努力將這些價值觀念、生活準則和行為方式內化到身體中，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産生出「去中國化」的心態，從而脫離下層的中國世界。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漸漸失去了對下層世界的感知，忘記了上層世界帝國體系根植於西方文明的下層世界中，忘記了中國革命乃至中國崛起正在通過改變下層世界而改變上層世界帝國體系的結構。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國全面開放，更多的內地城市逐漸進入世界超級版圖中，香港作為通道的「聯絡人」優勢不斷被削弱。某種意義上，一些香港人恰恰是為了努力保住自己的優勢地位，才推動香港成為美國對中國推行「顔色革命」的基地或者「橋頭堡」，從而鞏固美國在世界超級版圖中的優勢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居間「聯絡人」的兩面性，既有服務於中國戰略的一面，又有服務於西方戰略的一面。當雙方利益一致時，「聯絡人」就會成為雙方的座上賓而左右逢源，甚至左右通吃；然而，一旦雙方發生利益分歧乃至出現分裂鬥爭時，「聯絡人」就很容易被雙方都不信任而成為被拋弃的對象，就像美軍逃離喀布爾時再現了當年逃離西貢時的一幕，從美國飛機上摔下來的都是居間的聯絡人。

（二）邊疆的革命性：質文之辨

邊疆的居間性凸顯了兩種文明在和平時期的相互影響和交流，尤其是商業貿易、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互通有無。然而，從長遠歷史看，這種文明的相互交流往往是不對稱的，即強勢文明或文明中某種強勢因素對弱勢文明或文明中的弱勢因素施加了更大影響，尤其在遊牧文明、農業文明和工商業文明出現維度差异的情況下，文明互動更是以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毀滅並進行重組的方式展現出來。就像今天的「長城地帶」已不再是邊疆，而是被穩固地納入中國的中心地帶，農耕定居乃至工業化城市生活已經成為主要生活方式，即使放牧生活也不再依靠歷史上的馬背民族，而是被機械化車輛乃至無人機所取代，馬背民族與草原牧歌一樣或將成為文化記憶。因此，邊疆從來都是高維度文明征服取代低維度文明，或興盛文明征服衰落文明的「基地」或「跳板」。長城地帶不僅是農耕民族防禦游牧民族入侵的防綫，也是農耕生活向草原拓展的後方基地。同樣，香港作為新邊疆始終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進入中華文明的基地。從大英帝國的海洋帝國戰略看，以香港為中心輻射的江南地區就像南非、印度一樣，成為大英帝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從海洋向歐亞大陸擴張的跳板，用麥金德的話來說，就屬於大英帝國包圍大陸地所精心選擇的島嶼或半島。大英帝國之所以成為「島嶼收藏家」，恰恰是為了將這些島嶼作為基地和跳板來進入此前對其封閉的大陸。

從這個角度看，邊疆的形象就不再是對中心文明的消極偏離，而是成為改變甚至毀滅文明中心地帶的積極能動的力量，成為推動文明中心實現變革的革命性力量。希臘文明最終被邊疆的少數民族所毀滅，但由此促成希臘文明向東方擴張的「希臘化時代」。

雖然希臘文明乃至羅馬文明對於邊疆地區來說文明維度較高，但最終被邊疆低級文明所毀滅，因為這些高級文明處於衰落停滯階段，而邊疆野蠻文明正處於勃興的階段。更何況這些邊疆野蠻文明因佔據了大陸心臟地帶，擁有草原騎兵的機動性優勢，抵消了他們在文化創造上的劣勢。文明不僅包括人造的人文世界，而且包括它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空間。人類早期文明都是在適合人類居住生活的溫帶平原上誕生的，甚至都依托大河、湖泊的養育才成長起來。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從西向東分佈着的幾大區域性文明帝國，就像圍繞在大陸心臟地帶上的珍珠項煉。因此，大陸心臟地帶與大陸邊緣地帶之間的地理分界線，始終是文明之間衝突和交融的邊疆地帶。今天發生於烏克蘭的俄烏戰爭就像歷史上發生在中國長城地帶的故事一樣，屬於發生在「文明斷裂帶」上的邊疆故事。在這個文明斷裂帶上，邊疆的能動性和革命性動力源於心臟地帶的文明興衰，因此，來自邊疆的衝擊就像潮汐一樣間歇性地漲落。

然而，對於文明而言，重要的不僅是人為創造的器物、技術、制度、文化等外在的、僵死的、定型的呈現，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能動自由的、創造性的精神力量。文明不僅是「已成之物」，更是有待創造生成的「未成之物」。如斯賓格勒所言，「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為的狀態。它們是一種結論，是繼生成之物而來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結後的死亡，是擴張之後的僵化。」這個人造的文明世界一旦像自然世界一樣成為一種必然性的約束力量，就會像自然地理一樣成為僵死不變的東西，僵死的文明意味着停滯和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一種外在力量來摧毀不適應時代發展的文明形態，創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就像清朝乾隆皇帝將馬戛爾尼使團看作野蠻人，而在後者的眼裏大清帝國已經陷入文明僵死的停滯狀態中，需要新的觀念、新的精神、新的文化表達乃至生機勃勃的旺盛生命力來毀滅趨於定型、僵死的文明，喚醒「沉睡的雄獅」，並創造出新的文明。

因此，從「跨文明」的文明互動視角看，或者從文明生成演變的動態歷史視角看，按照文明自我中心主義敘述所形成的文明與野蠻、中心與邊疆的等級關係或許可以顛倒過來，即文明中心作為一種既成的創造可能陷入僵化、衰落和死亡，反而野蠻的邊疆所誕生的自由精神和活潑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着創造、未來和希望。「文明」是對野蠻的馴化和養育的結果，而「野蠻」孕育着文明成長的生命種子。這無疑構成了文明與野蠻、中心與邊疆的辯證法。「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邊疆與中心在文明的生成、興盛、衰亡、轉化、再生的動態歷史進程中有機地交織在一起。「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文明生生不息的變化發展恰恰基於文明與文化、文明與野蠻、中心與邊緣相互顛倒轉化的辯證法。由此，文明和野蠻就不再是單純的高低等級秩序，反而可以成為相互顛倒的陰陽兩極。

文明中心作為一種既成的創造可能陷入僵化、衰落和死亡，反而野蠻的邊疆所誕生的自由精神和活潑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着創造、未來和希望.....文明生生不息的變化發展恰恰基於文明與文化、文明與野蠻、中心與邊緣相互顛倒轉化的辯證法。由此，文明和野蠻就不再是單純的高低等級秩序，反而可以成為相互顛倒的陰陽兩極。

中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不僅是文明與野蠻的文化等級之辨，也是文明演化進程中的文質之辨，更是「內中國，外夷狄」，中心與邊緣的內外空間秩序建構之辨，以及中心漢族與邊緣少數民族的政治關係之辨。文化政治、統治秩序和族裔身份與王朝更迭、文明演化的歷史法則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複雜生動、不斷變化的政治圖景。而這場漫長的歷史爭論實際上包含着「內中國」尺度的「小中國」想像與中心邊緣內外結合的「大中國」想像。以「小中國」為尺度的中原王朝觀很容易在文明自我中心主義的基礎上，強調中國與夷狄內外之別的「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的「文明衝突論」，邊疆夷狄被視為對中心華夏文明的偏離和挑戰。而這種理論盛行時，往往是邊疆少數民族處於強盛階段而對相對衰弱的中心華夏王朝構成「危險的邊疆」的時期，比如宋代、晚明這種論述尤其盛行，其目的無非是凝聚華夏王朝內在共識以共同對抗邊疆少數民族的入侵。然而，以「大中國」為尺度的天下秩序觀往往具有一種「跨文明」的意味，強調「以夏變夷」的跨文明的文明融合論，以至於將邊疆少數民族的文明也納入中華文明的正統敘事中，從而強調「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並致力於建構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可見，圍繞邊疆展開華夷之辨實際上是文明互動格局背景下，圍繞形成的「小中國」與「大中國」兩種政治格局，文明中心主義與跨文明關係主義的辯論。中國文明不斷更新發展的動力或源頭活水當然來自華夏中心地帶的文明創造，但在文明中心地帶陷入腐朽衰落之際，反而需要借助邊疆野蠻能動的生命力來激活中心地帶，促使文明革新和再生。由此，我們看到，無論秦漢、隋唐還是明清，恰恰是借助西北和東北內陸邊疆的能動力量建構起多元一體的「大中國」。晚清以來，由於傳統農業文明發展到巔峰陷入停滯，來自新舊邊疆的挑戰不僅成為破壞性力量，比如南方基督教傳播帶來的太平天國運動，西北則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宗教勢力挑起的西北大叛亂，而且成為積極推動文明更新的革命性力量，比如來自香港新邊疆地帶的革命性力量推動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上全面「北伐」，而來自北方舊邊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念，共同推動中國傳統文明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的現代革新。

當然，新邊疆的新的革命性力量不是傳統的馬背民族，也不是近代以來的商人群體，而是晚清以來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正是他們從精神、理念的「文化」源頭發起對既成的、僵化的「文明」的毀滅性革命。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明秩序而言，掌握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就如同「洪水猛獸」一般的「野蠻人」。整個五四運動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源頭活水都是從野蠻的邊疆而來，從舊邊疆傳入共産主義，從新邊疆傳入自由主義。我們唯有從「跨文明」的視野，把歐美資本主義文明與蘇俄締造的社會主義文明同時納入與中國文明互動的視野中，從能動邊疆的革命性入手，才能理解中國文明從死亡到再生的創造性轉化。

我們唯有從「跨文明」的視野，把歐美資本主義文明與蘇俄締造的社會主義文明同時納入與中國文明互動的視野中，從能動邊疆的革命性入手，才能理解中國文明從死亡到再生的創造性轉化。

（三）邊疆的革命性：「跳板」與自由的兩面性

不同於舊邊疆馬背民族帶來的尚武精神，也不同於新邊疆商人群體帶來的理性精神，推動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帶來的是現代自由精神。現代精神或現代文化的核心乃是「自由」。然而，現代的自由精神恰恰源於邊疆的野蠻人。正是在歐洲文明的邊疆北歐的維京海盜不僅最先發現了海洋，而且通過海上劫掠衝擊着歐洲中心的羅馬文明，這些海盜的後裔進入大陸又變成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蠻人。正是這群野蠻人摧毀了羅馬帝國，將歐洲帶入封建自治的混亂秩序中。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盛讚這群野蠻人的自由精神，認為來自北方寒冷地帶的，具有勇敢、自由精神的野蠻人摧毀了羅馬帝國奴役的鎖鏈。孟德斯鳩對這種邊疆野蠻人的自由精神的讚揚基於對歐洲歷史經驗的總結，他對英格蘭自由政體的嚮往也強調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蠻人所帶來的自治，自由精神同時意味着對自我同意的法律秩序的服從，法治精神由此而來。

這樣我們就看到現代自由精神的兩面：桀驁不馴、征服搏殺的一面與理性計算、同意服從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大英帝國的興起不僅獲益於全球海洋上的海盜劫掠及對這種海盜精神的繼承，而且獲益於理性化計算推動的科技革命和商業經營，所謂「仗劍經商」的說法恰恰同時結合了現代自由精神的兩面，「仗劍」具有馬背民族尚武征服搏殺的一面，「經商」則體現理性化的精明計算的一面。後來霍布斯（Thomas Hobbes）進一步將這種野蠻人精神賦予了哲學上的「自由」意義。「自由」精神一方面是邊疆野蠻人的精神狀態，即像野獸（狼）一樣處於生死搏鬥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就是商人精明計算的精神狀態，是面對死亡威脅而達成社會契約並服從契約的一面。現代自由精神的這兩面，後來被黑格爾進一步區分為「主人人格」與「奴隸人格」，而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哲學中，則上升為「超人」與「末人」的區分。

如果我們從現代自由精神的兩面性來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引入的現代自由精神，就會發現這種自由精神推動形成了兩種文化政治。一種是從近代以來從南方新邊疆傳入的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文化，由於東南沿海新邊疆的居間性，使其與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秩序融為一體，並認同了以自由市場和法治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文明秩序，由此展開「北伐」。這種文化政治可以稱之為「承認政治」，其自由精神根基更多基於理性計算，並服從於西方建立起來的世界帝國秩序。無論是香港華人精英被吸納到港英殖民統治秩序中，還是國民黨在內戰期間簽署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將中國置於美國保護之下，表面上是服從契約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條約共治」，但這恰恰反映出其奴隸人格，因為「條約共治」的結果是西方人作為主人統治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北方舊邊疆傳入的共産主義的「革命政治」，無疑將現代自由精神發揮到極致，不僅用暴力革命推翻一切「既成」的不平等文明秩序，而且要展開前所未有的自由創造：「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種自由精神無疑繼承了來自舊邊疆的桀驁不馴的尚武精神。由此，五四運動之後，國民黨和共産黨所代表的兩種「文化政治」的鬥爭，不僅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政治道路的鬥爭交織在一起，而且與南方海洋新邊疆的英美資本主義陣營和北方大陸舊邊疆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地緣政治格局交織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地理格局中，這不僅與中國新邊疆塑造的南方商業理性和舊邊疆塑造的北方質樸尚武的人格品質交織在一起，而且與國民黨秉持新「華夷之辨」並最終定都南京的「小中國」想像和共産黨秉持民族平等、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天下一家」理念並最終定都北京的「大中國」想像交織在一起。

可見，古代中國文明是南北邊疆作為積極能動的力量參與推動塑造的，同樣，現代中國文明也是南北邊疆作為兩種能動的力量推動現代自由精神的兩面相互激蕩而共同塑造的。從南方新邊疆而來的資本主義推翻了傳統帝制卻依然未能解决「條約共治」的殖民主義，而從北方舊邊疆而來的社會主義推動中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獨立自主並完成了工業化的重任。改革開放重新借助南方商業理性而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實現經濟崛起，而今天又重新借助北方鬥爭精神並背靠俄羅斯與英美世界帝國秩序展開世界超級版圖的爭奪。在這樣的歷史中，香港既是西方文明向中國輸入商業、民主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同樣也是中國向西方輸出革命、商品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向西方輸出革命，改革開放以來向西方輸出商品，而在新時代開闢的未來無疑會向西方輸出思想和文化。當西方文明崛起陷入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的爭奪時，唯有中國在地緣政治上能够借助南北邊疆將大陸世界與海洋世界融為一體。可以說，中國文明不斷成長、壯大恰恰來自南北邊疆力量的相互接力，在多元開放中向外拓展，在夯實一體中內部不斷壯大，這不僅是自由內在的兩面互動的辯證法，也是文明演化中質文互動的辯證法。

現代中國文明也是南北邊疆作為兩種能動的力量推動現代自由精神的兩面相互激蕩而共同塑造的......在這樣的歷史中，香港既是西方文明向中國輸入商業、民主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同樣也是中國向西方輸出革命、商品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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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作者強世功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北大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文章原刊於《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獲作者授權全文轉載，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