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以香港為方法(二)｜回望帝國與文明：「跨文明」的視野

【導讀】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為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提出了宏大的敘述，從全面、透徹、具可持續性認識的視角，站在現代文明和全球化視域為香港尋找適切的身份。強教授從數百年世界歷史的全域出發，找到香港問題的深層次解讀，將香港議題的傳統構圖，由局部擴展為整體，由短期現象延伸到歷史全貌，由被動換位為主動，將香港、中國、世界串聯起來，將經驗、文化、歷史、文明作為一體來審視。他認為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障礙是過時的世界秩序，國際地緣結構中的既得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視為威脅，但自私和霸道的權力邏輯難以持續，甚至傷害到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歷史解構了兩種論述之間的關係，為實現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為「邊疆」的香港，除了對作為中心的內地提供創想和刺激，還要參與到作為「邊疆」的中國，向曾經作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為變局的樞紐，香港一直困惑於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強世功的文章對如何在新格局中開闢更寬廣的道路給予很好的提示。我強力推薦大家耐心讀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發展的脉絡，更可以用全新的視域認識中國在世界未來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經是「海外遊子」，今天就應該以主人的身份，與國家一道為推動現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進行範式轉換的改革。這並非不可思議，香港人更不該妄自菲薄，而是應該從曾經發生的迷茫、衝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來，重構對歷史的論述，為香港和國家做出另一番事業。「一國兩制」不只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手段，它是將歷史的偶然融入新規律的方法論，用歷史的能動化解歷史中的突變，繼續培育歷史規律，推動歷史前進。（于品海）

香港「去殖民化」問題引發了「一國兩制」內在的文化矛盾，如何消化冷戰的文化衝突乃至文明衝突的遺産成為「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關鍵。從法學理論看，「一國兩制」實際上是一種獨特的主權建構理論，然而，不同於西方理論建構出來的均質性主權國家，中國作為一個內涵文明的超大型政治實體，內在地包含着中心與邊疆的複雜關係，形成「一國多制」的天下格局，這種憲制結構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可以稱之為「帝國」。

（一）從西北大陸舊邊疆到東南海洋新邊疆

從帝國的理論視角看，每一種帝國建構都隱含着一種文明建構，而每一種文明的形成又必須借助帝國的政治力量。如果說「文化政治」側重於「帝國—文明」範式中的「文明」向度，那麽「統治政治」則側重於「帝國—文明」範式中的「帝國」向度。香港之所以能够成為理解中國問題的「鑰匙」或「方法」，恰恰是因為處在中西方文明秩序互動的邊疆地帶。唯有從邊疆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帝國或文明的中心，同樣，唯有基於這種「跨文明」或「跨帝國」的宏觀理論視角，邊疆問題才會從邊緣問題轉化為中心問題。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為理解中國問題的「鑰匙」或「方法」，恰恰是因為處在中西方文明秩序互動的邊疆地帶。

從全球地理空間看，香港地處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說的「內新月地帶」與外新月（島嶼）地帶或東亞大陸邊緣地帶與海洋世界之間的過渡地帶上，處在中國大陸富庶的江南地區與南洋世界乃至西洋世界溝通的要道上。古代中國的華夏中原向江南擴展形成了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而在這個廣闊的地理空間中，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區構成了支撑中國經濟命脉的「關鍵經濟區」（key economic areas）。這些地區也成為華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核心區域，這個「中國」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心地帶屬於「小中國」或「核心中國」地區。圍繞這個中心地區會形成兩個邊疆地帶。首先是春秋戰國以來，為應對西北高原和大草原上馬背民族游牧生活方式的衝擊，歷史上圍繞「長城地帶」形成了西北邊疆；其次就是宋明以來，特別是晚清以來，為應對海洋民族以商船炮艦為代表的工商業生活方式的衝擊，又圍繞琉球、台港澳以及南洋地區形成了東南新邊疆。我們唯有從西北大陸邊疆、中心華夏核心區與東南海洋邊疆的三分地理格局及其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和工商業文明這三種文明的互動關係中，才能理解中國的歷史演化與命運興衰。如果說「長城地帶」是理解中國古代歷史演化的鑰匙，那麽台港澳代表的東南海洋新邊疆則隱含了近代中國命運的秘密。

人類文明是從簡單文明系統向越來越複雜文明系統演化的。文明系統越來越複雜，文明所建構的帝國體系的能力越來越強大，其建構起的帝國空間也越來越龐大，以至於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從古典農耕時代的「區域性文明帝國」（比如儒教文明帝國、印度教文明帝國、伊斯蘭教文明帝國、基督教文明帝國等）向現代工商業時代的「世界帝國」（現代文明）的演化。農耕時代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分布在不同的大陸空間中，而唯有工商業文明通過海洋將整個世界連接起來建構為世界帝國。正因為人類文明發展根據不同建構能力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以至於後者對前者構成降維打擊並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

早期游牧文明雖然依靠大陸心臟地帶的廣闊草原和騎兵的機動性、衝擊性對大陸邊緣地帶的農耕文明構成巨大軍事壓力和衝擊，但這些邊疆游牧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後，不得不接受農耕民族建立起來的更高、更複雜的文明體系，推動中原農耕文明不斷向邊疆游牧地區擴張，由此圍繞長城形成了文明融合和文明擴張的緩慢移動的邊疆。因此，恰恰是蒙古族和滿族兩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之後，才將中國歷史上長期處於邊疆的「長城地帶」納入中華文明的內地版圖，從而將中國的邊疆大幅度向外擴張。正因為中國將農耕文明發展到了極致，所以宋明以來，中國通過東南沿海邊疆向外發展海洋貿易，甚至將中國主導的東亞貿易圈發展為一種全球貿易的世界經濟體系——白銀資本體系。

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通過加入東亞貿易體系而實現了從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的飛躍。這種工商業文明對農業文明構成降維打擊，換句話說，歐洲列強（甚至包括處於中華文明邊緣地帶的日本）在經過工業化提升改造之後，都可以對東方的超大型帝國構成降維打擊。由此，琉球、台港澳地區以及南洋不再是中華文明向外擴張的新邊疆，而是成為防守外來文明入侵的海防「前哨」。整個香港歷史無疑需要放在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之間互動的新邊疆這個定位中來理解，以至於香港「佔領中環」的「顔色革命」要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放在一起來理解，香港「修例風波」引發的暴亂要和美國在台灣發起的一系列挑釁放在一起來理解。

如果說西北舊邊疆面臨的是宗教、民族這些傳統文明的核心問題，那麽東南新邊疆遭遇的是科技、資本主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我們唯有把兩個邊疆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相互參照對比，才能發現邊疆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如何在「多元」基礎上構建「一體」，這無疑是政治的核心。新中國將新邊疆和舊邊疆整合在國家主權法律秩序中（雖然目前台灣還未完成整合，但在國際法上已屬於中國），不僅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而且成為全球秩序「大三角」關係中的重要一角。改革開放以來，又將舊邊疆和新邊疆進一步整合在國家經濟秩序中，建構起全國統一大市場，並融入世界體系中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動機。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面臨的重大使命則是將舊邊疆和新邊疆整合在國家的文教秩序之中，從而在「和而不同」的中國文明基礎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文明新秩序。

如果說西北舊邊疆面臨的是宗教、民族這些傳統文明的核心問題，那麽東南新邊疆遭遇的是科技、資本主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我們唯有把兩個邊疆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相互參照對比，才能發現邊疆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如何在「多元」基礎上構建「一體」。

無論是台灣面臨的「台獨」問題、香港面臨的「去殖民化」問題，還是新疆面臨的「三股勢力」問題、西藏面臨的政教關係問題，都屬於精神層面的思想文化問題。而唯有「政治」這個總概念才能將法律秩序—經濟秩序—文化秩序統合在一起，這才構成完整的「主權」或者「政權」。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的政治秩序或政權建設始終處在不斷的建構進程中，是一個「未完成的規劃」（unfinished project）。這個進程並非簡單的主權國家建構或民族國家建構，而是一項複雜的「帝國—文明」建構。我們唯有在「帝國—文明」的視野下才能理解香港新邊疆的戰略意義。

（二）「跨文明」或「跨帝國」：「以邊疆為方法」

大凡文明都圍繞偉大的帝國形成，由此必然形成一種歷史論述的「自我中心主義」，即每一種文明都自詡為全人類唯一正確、高貴的文明。西方幾大宗教的一神教傳統展開至今都難以消弭宗教戰爭，而東方中國文明自認為是「普天之下」的宇宙中心。在這種「文明中心主義」的敘述模式中，邊疆無疑處於次要的邊緣位置，甚至被置於「他者」位置上。

然而，地理大發現以來，當全人類不同文明展現在全球地理空間中時，所有這些古代帝國／文明的普遍主義論述都變成了「地方性的」。地理大發現所展現的多元文明格局打破了基督教對人類歷史的普遍描述，並由此瓦解了基督教奠定的帝國文明秩序。這就需要創造新的帝國文明秩序來適應全人類共同生活的格局。這種歷史形勢最先刺激西方人思考如何建構新的全球普適文明，從而能够將「區域性文明」納入人類新文明發展的「普遍歷史」書寫中。這種普遍歷史的書寫必然以全球各大文明的比較為基礎。可以說，從黑格爾（G. W. F. Hegel）的歷史哲學、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到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和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類型學乃至當代的亨廷頓，他們都在探索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建構出適用於全人類的普適文明。同樣，以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馬克思（Karl Marx）為代表的現代社會理論家以及由此而來的西方人類學論述，都是在不同文明比較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建構出適用於全人類的現代社會，並建構出這種現代生活從古到今發展演化的譜系。

由於現代普適文明的建構源於西方，西方崛起所建構的新型世界帝國秩序也是由西方文明所推動的，以至於無論是全人類普遍歷史敘事，還是現代文明和全球秩序構想，都是以西方文明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必然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尤其是隨着非西方世界自身發展、反抗和自我敘述的展開，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述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一種多元主義的歷史書寫模式開始興起。比如，當下全球史寫作的主旨就在於打破普遍歷史敘事中建構起來的西方中心主義。

無論古典文明秩序中形成的「文明中心主義」思考方式，還是現代文明興起之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這種「中心主義」的理論思考很容易帶來政治上的文明衝突，就像西方文明中的一神教信仰必然帶來善惡對立的宗教戰爭一樣。要破除文明衝突論，就需要將這種本質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的思考方式轉變為一種「關係主義」的思考模式，從而關注不同帝國之間和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秩序，尤其是相互借鑒、相互學習、相互融合從而推動人類文明通往新文明的歷史趨勢，就像西方文明借力東方文明而崛起一樣，東方文明也要借力西方文明而復興。這就意味着我們不僅要反思西方啓蒙史學影響下的民族國家書寫對文明互動歷史的裁割與漠視，以便「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而且要反思歷史上基於「文明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而過分關注中心地帶的主體民族所形成的核心制度和價值觀念，而忽略邊疆對這種文明所産生的積極影響。在這種文明中心主義的視角中，邊疆往往是無關緊要的，處在文明邊緣的地帶甚至被視為遠離文明馴化的蠻夷之地，以至於對邊疆的論述也恰恰是作為反面的鏡子（「他者」）反過來強化中心的主體地位，就像西方人類學對非西方民族的研究往往是為了強化西方文明的主體性一樣。在這個意義上，邊疆意味着對中心的偏離，不僅是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偏離，而且主體民族變成了邊疆少數民族。這種思考方法或許適用於解釋古典時代區域性文明帝國初興的「軸心時代」，在文明的邊疆之外很可能就是無限的荒蠻之地。事實上，特納（Frederick. J. Turner）的邊疆理論就建立在北美向西部無限荒漠擴張的想像之上，由此邊疆就成為中心向外無限擴張遭遇到的地理極限，對中心無限擴張的自由精神而言，邊疆的出現就意味着自由精神的衰亡。而西方人類學研究差不多與此接近，西方文明在這些地方的擴張遭遇到的都是初級文明，歐洲人在這裏遭遇到的往往是「沒有歷史的人民」。

然而，隨着區域性文明的向外擴張，邊疆就不再是荒蠻之地。特別是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崛起並在全球範圍內與幾大區域性文明互動，使得邊疆成為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衝突和交融的前沿地帶。台港澳新邊疆在唐宋時代或許還可以說是荒蠻之地，然而在明清時代尤其鴉片戰爭之後則不再是荒蠻之地，而是東西方文明衝突和交融的邊疆地帶。在全球傳統文明邁向現代文明的大轉型中，曾經作為邊疆地帶的香港甚至變成了比內地更加發達、更加文明的國際大都市，以至於基於傳統文明秩序建立起來的中心與邊緣關係被顛倒過來。如果從西方現代工商業文明的角度看，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而廣闊的內陸反而成為現代工商業生活方式不斷去拓展的邊疆。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從東南沿海向內陸擴張以推動「中部崛起」，然而對於更遠的東北和大西北的內陸，「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說法恰恰說明區分中心與邊緣標識的不同視角。可見，唯有從「關係主義」的視角審視全球各大文明之間的關係，關注「跨文明」的問題，尤其關注文明之間衝突和交融的邊疆地帶，才能打破文明自我中心主義的陷阱，理解不同文明秩序的內在機理，比較不同文明秩序之間的優劣，從而推動文明之間相互借鑒吸收，最終推動人類文明的不斷融合和發展。

如果從西方現代工商業文明的角度看，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而廣闊的內陸反而成為現代工商業生活方式不斷去拓展的邊疆。

事實上，隨着後現代思潮對本質主義思考方法的解構，「關係主義」越來越成為理論思考的出發點，由此推動交叉學科的興起以及由此形成的種種「跨界」行動和研究。這種「跨」意味着擺脫學科劃分形成的研究對象的牢籠，上升到對更大範圍、更為整全的問題的關注。就像在傳統社會理論中，一旦跨出對具體社會形態的研究，關注不同社會形態和不同社會體系之間的互動，必然上升到對更大範圍的「文明」的研究，關注不同「社會體系」之間互動的「跨社會體系」或「超社會體系」。因此，經典社會理論都包含着對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進行比較並關注社會形態發展和轉化的文明問題。儘管如此，筆者提出「跨文明」研究，不是簡單的帝國比較或文明比較研究，而是希望對帝國和文明的研究能够將目光從中心地帶轉向邊疆地帶，形成「以邊疆為方法」的研究範式。這並不意味着要用邊疆研究來取代對中心地帶的研究，而是強調一種研究策略的改變，就像地緣政治中提出的「邊緣地帶戰略」一樣，邊疆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心地帶以及不同文明的中心地帶通過邊疆如何與其他文明展開互動，從而推動文明的更新、豐富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以邊疆為方法」恰恰包含着認識事物真理的方法論，就像社會理論通過對「失範」的研究來理解社會秩序的內在機理，政治理論通過對例外狀態的研究來認識常規秩序，我們唯有通過對邊疆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帝國或文明的中心。因此，唯有「以邊疆為方法」，才能真正意識到邊疆地帶並非文明中心主義下的剩餘物，邊疆並非消極的疏離中心的力量，而是積極能動的力量，甚至成為推動中心文明更新的革命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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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作者強世功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北大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文章原刊於《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獲作者授權全文轉載，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