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會議 · 上｜審議式民主實驗　拓青年論政空間盼在港落地開花

最低工資應否大幅提升？標準工時應否立法限制？退保醫保應否強制執行？......這些問題反覆討論多年，但特區政府總以社會存在極大爭議為由擱置；如果全港市民都有權力決議政策，大家會基於「二元對立」而嘈得不可開交，還是能夠實事求是地達成共識？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聯同香港新方向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較早前合辦全港首場「審議式民主」實驗，嘗試探索更加適用於香港的「公民參與」模式。

全港首場審議式民主實驗

「代議民主」傾向以「少數服從多數」決策，「審議式民主」旨在促進公眾以公共利益作為共同價值訴求，因應某項政策或議題進行平等、公開、理性的磋商，找到共識。適逢特區政府正與港鐵公司就票價調整機制進行檢討，而社會對於港鐵應該如何平衡商業原則和市民期望向來頗有意見，MWYO和張欣宇於2月4日及5日合辦「港鐵票價青年傾」論壇，看看參加者能否經過充分認識、表達、思考和協商，達成人人接受的結論。

30多名18至40歲的青年，經過14個小時的頭腦風暴，期間就「調整票價應該考慮因素」、「如何調整及改善現時機制」、「其他更好方法釐定票價」三大問題進行討論，並向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公共行政學者張炳良、曾任九廣鐵路公司管理局主席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大學經濟學系講師阮穎嫻三位專家反覆請教，最後成功通過小組共識再達成大組共識，建議港鐵引入利潤對沖機制。事後，張欣宇已約見政府反映意見。

在一些人眼中，論壇微不足道，但對主辦方而言，這場一場關乎「審議式民主」能否成功在港落地開花的社會實驗，更是探討青年可以如何更好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大機會。

證青年有能力理性論政

「我真的很感動。」擔當「旁聽者」的張欣宇，在論壇結束後告訴《香港01》，活動更令他相信，年輕人絕對可以做到換位思考、積極解答他人疑慮，從而達成共識。

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政治氣氛繃緊，作為風波主要推手的年輕人，議政論政士氣更加低落，「公民社會」發展前景令人擔憂。張欣宇本就希望藉此為青年提供一個了解、討論和分析公共行政的平台，又承諾日後將會繼續用不同方式促進青年建設社會。

是次活動負責人、MWYO社區及外展經理陳凱穎也說，事前她曾經擔心年輕人已經不想討論任何公共事務，而論壇證明並非如此，也許他們只是缺乏一些深入了解社會議題的正式途徑，而非真的完全「冷感」。她尤其對參加者的投入和認真感到欣慰，無論是專家分享環節還是大小組討論，他們都準備充足、積極參與，展現出理性論政的模樣。

助議員突破政策盲點

論壇最令人緊張的時刻之一，就是六個小組當中，只有一個小組反對港鐵引入利潤對沖機制，其他五組都極力遊說該組，而不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姿態放軟手腳。該組經過反覆思考和討論，最終認同該方案對公共利益具備一定價值，願意投下贊成票。

全場取得共識後，張欣宇向一眾參加者分享他身為議員的內心掙扎：「經常有不少市民前來向我表達意見，但是九個人可能有十二個意見，到底你要照單全收，或是按照自己的判斷來揀選意見呢？」他坦言，一直以來都要求自己在表達意見時要頭頭是道，但總會有心虛的時候，會不斷拷問自己的說話是否具代表性、能否經得起辯論和挑戰。

張欣宇提到，參加者的討論甚至突破了自己在議題上一直存在的盲點，「大家連日來所建立對議題的理解，甚至已經超乎我當年在做鐵路工程師時的時候。」例如根據現行「服務表現安排」，每宗港鐵事故會按「列車服務延誤時數」計算罰款，他本身以為有關機制沒有太大爭議，但在論壇中，不同組別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除了延誤時數，「受影響人數」、「傷亡人數」、「繁忙時段」等因素都應該計算在內。就此，他意識到，每個議員和從政者都需要多聽不同意見，才能更好解答市民心中的疑慮。

盼在香港落地開花

MWYO營運總監葉維昌在總結發言時提醒，參加者不要執著於最後的「共識」，因為這場實驗帶來很多反思，全都比「共識」更加重要，包括：是次「共識會議」方式呈現的「審議式民主」，是否實現「公民參與」的最好方法？社會還有什麼議題，適合用「審議式民主」進行討論？要讓多少市民參與、參與到什麼程度？全都值得社會思考。

「我們不需要追求100%的共識，就算最後未能達成大組共識，最重要是要紀錄下大比數支持的原因、其餘組不支持的原因，並思考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那些少數人提出的疑慮——這才是對於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東西。」陳凱穎也向《香港01》憶述，無論討論有多激烈，她始終堅持不以投票方式達成共識，因為「共識」是要讓參與者感到自己的意見被聽見、被考慮，若然執著於「達成共識」，反而會失去討論的意義。

陳凱穎又透露，MWYO將會就論壇發表研究報告，根據參加者填寫的四次問卷調查，分析他們在不同階段對議題的認識和態度，歸納出推行共識會議的經驗。另外，有參加者反映，之所以出席論壇事源有望向體制內反映意見，陳凱穎因而有意與更多立法會議員或體制內不同組織合作，推動「審議式民主」和「共識會議」在香港「在地化」。

那麼，參與這場「審議式民主」實驗的年輕人們，又有着怎樣的體會和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