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50年．覺醒｜香港人還愛國嗎？
今年是保釣運動50周年，台海局勢再度升溫，早前美日峰會提到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屬於《日美安保條約》的範圍，間接承認日本擁有釣魚台的主權。可是，比起1971年成功掀起一場保釣示威和活動，此番釣魚台主權爭議如今在香港卻不見泛起一絲「愛國」的漣漪。在這五十年間，香港對國家認識和國族認同為何有如此大的變化？而今日社會對國家的抗拒和疏離，究竟是源自愈來愈深刻的認識，還是愈來愈盲目的偏見？我們又應該怎樣重新認識國家？近日，台海局勢再度升溫，美日在4月16舉行峰會，雙方領袖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罕有地提及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是自1969年以來美日聲明後的首次，表示將共同面對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挑戰，另外也提到釣魚台屬於《日美安保條約》的範圍，且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領土不受武裝攻擊。
保釣50年系列報道四之一
系列文章：
此番不顧釣魚台主權誰屬的發言，海峽兩岸的官方回應可謂南轅北轍。中國外交部批評美日聯合聲明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強調台灣和釣魚台是中國領土，已通過外交渠道向美日表明嚴正立場。台灣外交部則指會與美、日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緊密合作，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絲毫沒有提及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被單方面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適用範圍，有「喪權辱國」之嫌。
其實，在美日峰會召開之前，中美日三國已頻頻圍繞着中、日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附近水域進行軍事行動。無奈的是，不論是美日峰會侵犯主權的聲明、中美日三方的連串軍事行為，還是台灣政府的「卑躬屈膝」，均沒激起香港泛起一絲「愛國」的漣漪，只有網上廖廖懷緬保釣運動踏入五十周年的文章，而曾多次不顧性命安危組織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的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自2018年後未見發起任何活動。民間更鮮有討論相關議題。
不禁讓人感到惋惜，在1971年成立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的五十年後，不少香港人對國家和國族已不只模糊，更似乎已成與我無關的「局外人」。而要了解這五十年來香港國族認同這翻天覆地的變化，還須回到歷史，認識保釣運動發起時的社會背景，並隨時間推移，從港人國家身份認同的演化中找到脈絡，以尋覓重新認識國家的良方。
「香港的保釣運動可以分為三波浪潮。」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陳裕南和副主席區伯權憶述保釣運動的發展脈絡。他們指出第一波可以追溯到1970年台灣、北美學生引發的保釣浪潮；第二波為1990年前後幾年與保釣相關的向日索償運動；第三波為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的北小島架設燈塔，再次引發保釣熱潮，並與曾健成、陳裕南、柯華、羅堪就組織保釣行動委員會運作至今。
第一波保釣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追溯到1970年9月，其時，沖繩警察局奉日本政府及美國民政當局之命，將釣魚台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拔下撕毀，驅逐附近水域的台灣漁船等。事件激發在台港澳僑生的愛國情緒，開始組織保釣示威活動。這股保釣熱潮很快傳至北美的中國留學生社群之中，遍佈美國的東西岸，由最初美國東北部的普萊斯頓大學蔓延至西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華人留學圈。
由學生牽頭的愛國運動
當時中國內地尚未開放，北美留學生以台灣和香港為主，他們在1971年1月29日舉行首次全國性大型示威活動，聲勢浩大，二、三千人聚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外抗議，喊出「保衛釣魚台」的第一聲。自此，香港的教師和學生旋即響應北美的保釣示威，於同年2月初組成「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並於2月18日早上舉行本港首場示威活動；緊接的「二、二零」日示威活動，約有200名大專生、中學生、就業青年手持「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誓死保衛釣魚台」、「不容美資指染中國油礦」、「發揮五四愛國精神」等標語，於中環德忌笠街（現德己立街）日本文化館外示威，高喊「保衛釣魚台」口號。
然而，香港初期的保釣運動幾乎可以看作極少數學生的「無事生事」，英國殖民政府和社會大眾對事件未有太大關注，亦缺乏媒體深入報道，相關新聞即使在親國民黨的《華僑日報》和親共產黨的《大公報》，也只有廖廖幾句。隨後半年，保釣運動的聲勢「愈滾愈大」，及至1971年末，已從學生運動演變為容納不同階層和職業的愛國主義社會運動。
事件的轉捩點可以追溯至同年的「四、一零」保釣示威。其時，「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動員三十多名學生到日本文化館外示威，在皇后大道中德忌笠街街口處被率先佈防的警察攔截，雙方發生衝突，最終遭到警方鎮壓，21名學生被拘捕。警方的無理拘捕引起社會關注，牽起市民的不滿情緒，為原本純粹反美抗日的學生運動增加了新的意義—反殖民主義運動、爭取合法示威權益。
在這之前，學生示威者的形象往往是製造事端、破壞社會安寧的罪人 ，比如《華僑日報》以《三十餘男女非法集會示威 不聽警察勸告廿一人被控》為題報道示威事件，指示威者「不聽勸告」、「亂貼標語」、「非法」，卻鮮有提及釣魚台的主權歸屬問題。及至7月7日蘆溝橋事件三十四周年紀念日，學聯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期間，兩、三千名示威學生遭警察包抄，高級警司威利手持警棍衝入人群打傷多名示威者和兩名記者—《虎報》攝影記者和《星島日報》攝影記者，最終六人受傷、21人被捕，三輛電單車被焚燒。事件引發公眾嘩然，警察濫暴令社會的反殖情緒進一步升溫，促使更多成年人投身到這場社會性的愛國運動當中。
其後，「八、一三」、「九、一八」兩場示威將香港保釣運動推動高潮，均有逾千人參加。在政府撥出多個場所供青年作示威之用的情況下，示威過程大致和平進行。隨着1972年的「五、一三」示威（最後一次大規模示威），國共政府缺乏解決釣魚台爭議的實際行動，示威人士只好在5月15日目送釣魚台「歸還」日本，這場愛國運動終敵不過政治現實而復歸沉寂。
學生作為保釣運動的領頭群體，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帶有反叛和迷失的痕迹，在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政治系榮譽教授王耀宗筆下，「示威者」是長頭髮、穿緊身牛仔褲和pop art式襯衫、吸美國煙，卻願意為愛國事業鞠躬盡瘁，高呼「打倒美國帝國主義」，他形容「我們是迷失的一代」。
藉示威重構對國家認識
這種自我矛盾的「西方化」外表與愛國的行為表現，可以看作在複雜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下的港人身份認同危機。但這種身份認同危機並非英國政府的無心插柳，實質是有意為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兩股勢力僭伏在香港社會之中，一有機會即調動港人的「反殖情緒」。比如在五十年代，社會貧富懸殊，市民的不滿情緒逐漸浮現，1956年，因徙置事務委員會禁止將貼旗幟，國民黨掀起「雙十暴動」，而1967年爆發的「六七暴動」，更是由最初的勞資糾紛演變為「反殖」的左派暴動。
港英政府因此對國共兩黨在港活動甚有戒心，特別對充當示威主力的年輕人多番防備，一方面在「六七暴動」後舉辦「香港周」及「香港節」，又在1968年舉行大型全港青少年暑期活動，透過社交活動「梳導」年輕人的「血氣」。
另一方面，為避免國共意識形態和反殖意識深入青年群體，港英政府委任的中文科目委員會在1953年發表《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推動「去政治化」的歷史教育。這種教育方向正好與錢穆、孫國棟等南來文人的史觀相互合流，由後者校訂的第一本中史教材《中國歷史》於1960年出版，一共十冊，由古代史談到抗日戰爭，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輕意識形態較重的近代史，歪打正着地消解了近代史中「國破家亡」的慘痛民族經歷和自卑情緒，這種「去政治化」、模糊愛國意識形態的史觀一直沿用到2017年中史課程改革，但已影響了多代港人的身份認同感。
其實，香港地處國土邊陲，自古遠離中原文化，對在英國殖民地治下的年輕人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無疑是一種文化「想像」。這種看似「客觀中立」的治史方式，實質是在弱化國族認同感所需的歷史記憶和政治經驗，令年輕人難以從「共同的命運」中構建「共同體」，但這種模糊的身份認同正好有利於殖民地社會的和平穩定。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雷鼎鳴亦指出，雖然當時中國歷史是中學必修的，惟中國近代史的內容較少，青少年對近代中國的認識依然模糊。這樣看來，「保釣運動」更像是一埸台灣、北美和香港華人的愛國主義啟蒙運動，他們藉着示威活動，重構對國家的認識和想像，從而重塑個人身份，並在如何重建國族認同的道路上探尋。
不同光譜的政治想像
如果說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是愛國主義啟蒙運動，那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示威者口中的「愛國」，實際上愛的是哪個國家？
香港「第一波」保釣運動正處於香港學運的「紅火年代」，其中有三個主要派別，包括以莫昭如等「托派」為主的「聯陣」（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以陳毓祥等人為首的毛派（又稱為國粹派）的「保釣會」（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和代表大學學生會的「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新竹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王智明指出，這涉及到不同光譜的政治想像。
翻查資料，的確可以從不同學運團體的保釣鋼領中區分不同的政治想像，比如「聯陣」的反帝反殖、示威合法；「保釣會」的反帝愛國、統一中國；「學聯」的愛國保土、示威合法，雖然三者針鋒相對，但都以反對「一中一台」為行動共識，尋求中國統一。
即使是因左派路線分歧，而被國粹派連番狙擊的香港「托派」—批評毛澤東、反對中共的官僚主義，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堅持的國際主義為指導思想，在1953年被中共肅清，被迫流亡香港—面對中國領土爭議，亦提出「愛國不分左右」的基本共識。在托派創辦的《70年代雙周刊》，筆者思傑便明言：「雖然中國（國共）兩派互相鬥爭，但如遇外侮（中國人）便會很自然地團結起來。因此我們擁護北京的聲明。」
當時，中共對釣魚台爭議的立場極為鮮明，官媒《人民日報》早在1970年12月4日和12月29日發文痛斥日本「反動派不僅蓄意掠奪我國的海底資源，而且妄圖把釣魚島等屬於中國的一些島嶼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圖……美日反動派如果硬要一意孤行，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在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邏輯裏，「愛國必須反共」，重要的是與盟友美國合作，抗衡中共。面對香港的保釣運動，台灣當局及其支持者視示威者為中共的喉舌，加以壓制。這種「同室操戈」的「無能」取態，促進了香港左派學生團體的聯合，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甚至中共解決釣魚台問題。
王智明指出，保釣運動所涉及的國家內涵，源於共享的華人身份認同和對「文化中國」的想像，「在這個『想像的中國』，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個時代，保留了相對模糊的空間，這樣才有利於保釣運動發展。」
他續稱，七十年代保釣運動可說是年輕人的政治實踐，主要是出於愛國主義的精神感召投入保釣，沒思考「中國」在現實政治意義中的內涵，「他們首先接受了釣魚台是中國，而自己是中國人，就義無反顧地投入了。」
愛國熱情轉向「認祖關社」
的而且確，在保釣運動期間，比起激進和行動至上的「托派」，因為有着五四愛國保土的思想傳承，所以左傾的保釣學生大多對中共抱有認同和好感。而在1972年後，香港的國粹派承接了運動後的愛國主義思潮，把學生的愛國熱情中轉向「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活動之中。
當時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多由國粹派出任，1973年會長是陳毓祥，1974年更是由國粹派包辦學生會職位，倡議學生多認識國內發展，又舉辦回國觀光團，藉此強化學生的國族認同。
然而，隨着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及內地推行改革開放，失去「話語權」的國粹派逐漸淡出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在港督麥理浩治理下的香港，經濟崛起，市民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保釣運動背後的愛國和反殖情緒不再，迫使社運團體重新思考政治路線；適逢八十年代未，中國民主運動忽然興起，魏京生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要求將權力保持在勞動人民手中，為香港的政治團體提供土壤，令原本拒絕盲從共產黨和「國粹派」、對殖民地政府抱有疑問的「社會派」在「火紅年代」中脫穎而出，支持中國民主化。
而提出的「民主回歸」、「大中華」、「社會參與」路線的社會團體—匯點（即民主黨的前身）正是典型例子。它的出現，亦反映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構成元素出現轉向，由最初的「愛國」激情轉化為民主改良和關懷香港社會。
上文刊登於第26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31日）《保釣運動50年 香港人還愛國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