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50年．決裂｜由「血濃於水」走向「陸港對立」
如果翻查民意調查，不難發現，港人的國族認同感在回歸初期一直維步上揚，在2008年達到高峰，有34.4％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惟其後急劇下滑，至2014年更跌至17％，比回歸時更低；相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08年後大幅攀升，單在這兩年間，香港人的認同感升了14.4個百分點，到2020年更升至44.2%（見圖）。到底，港人的身份認同感為何會由「國族認同」轉向「本土認同」？
保釣50年系列報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王智明認為，港人的國族認同感有如此變化，最大的改變是2008年前後到2014年之間的轉折期，令原有的「中國想像」在港台失去空間，「這一點大陸要負一定責任，不僅是港台社會本身的變化，還有內地本身的變化。」
其實在回歸初期，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未有出現想像中的社會、經濟動盪，大體維持英殖時期的社會運作方式。對於香港的「民主改良」風潮和主流的「民主回歸論」，中央亦有照顧到港人對政制自由化的需要，在《基本法》草擬時訂定「循序漸進」的民主路線和2007年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時間表。
雖然在2003年，香港社會就《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掀起爭議，但市民反而將矛頭指向時任特首董建華和時任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而中央亦容許政府「撤回」立法，接受董建華的「辭職」，並由高民望的曾蔭權接任。事後，港人的國族認同感相對持平，翌年更升至31.6%，未有因而激化陸港矛盾。
同年，非典型肺炎（SARS）爆發，重創本港經濟，中央一方面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從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四方面，為港商開拓內地市場；另一方面，內地開放來港「自由行」，以旅遊和零售業幫助香港經濟快速復蘇。在這段期間，港人的國族認同感穩步上揚，適逢2008年「五． 一二」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陸港關係更迎來了一段「蜜月期」，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感達到了34.2％的高峰。
汶川地震高峰後開始「失落」
可是，自此以後，港人的國族認同每況愈下，進入長達六年的衰退期，至2014年陸港關係正式「決裂」，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下跌20個百分點。在2008年為汶川地震籌得130億元民間捐款的香港，為何有如此大的改變？
可以說，「國難」能夠招聚港人的國族認同感，但事故的本質、救災和後續的調查和重建，又「刷新」了港人對內地政府的期望和負面認識，可以說，汶川地震既是港人「愛國主義」的高峰，亦是港人「失落」的開始。
汶川大地震造成六萬多人死、21.6萬間房屋倒塌，其中包括6,898間校舍。但在天災之外，又有多少人禍成份？
當時，有學生家長拍攝倒塌後的北川中學校舍所用磚塊不含水泥、柱子碎成粉末，質疑「天災」背後是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所致，便積極調查事件成因。但民間的自發調查及維權活動皆被官方惡意阻攔，其中組織者四川作家譚作人更被內地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以五年有期徒刑。
而在汶川的重建過程中，不時傳出港人的捐款不知去向、官員公款私用和「郭美美事件」。到了2011年，《明報》指151個援川重建項目六成不達標，引來市民嘩然。而毒奶粉事件更將質疑聲上升對「中國製造」的認同上，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被發現在汶川救災時期用作救援捐助物資。
凡此種種，都勾起了港人對內地的不滿，但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發現港人「黨國分離」的愛國心態，一是矛頭仍然指向中共和權貴階級，與「血濃於水」的受害同胞可謂同仇敵愾；二是汶川地震遠在蜀地，事件並不影響港人的日常生活。
但隨着毒奶粉事件不斷發酵—22企業69批次的奶類製品含有有害成份，更涉及多個外銷市場，而香港亦有五人受害。事件不止令「中國製造」背上「山寨」、「造假」之污名，更加劇港人對內地人的不信任和「素質」上的質疑，而日後內地人到香港搶購奶粉，更是為其後的「陸港矛盾」埋下伏筆。其中的導火線，又要數港府的失政和「蝗蟲論」的興起。
2001年，香港終審法院判下歷史性的「莊豐源案」，確立「雙非家庭」的子女可享香港永居權，幾乎可以看作為香港「蝗蟲論」─凡經之地寸綠不留─的起源。
隨着2003年「自由行」實施，大量內地孕婦循合法和非法途徑來港產子。單在2001至2011年間，便有超過17萬「雙非嬰兒」獲居港權，期間更發生產婦床位不足的問題。但「莊豐源案」非因內地政府而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判決前曾建議香港方面不要作出如此判決，認為這樣的判決對香港未來的管理較為不利。惟政府和法律界人士錯判形勢，以為「北京不應過多干涉香港」，終鑄成大錯。
與此同時，由於早年的食品安全問題，部份內地遊客來港「搶購奶粉」等各樣日用品，又有人利用關口之便每日走私水貨，令關口附近地區藥房林立、物價高企，而部份「自由行」旅客被發現在街上隨處便溺，令港人質疑內地人視「公德」、「文明」和「素質」如無物。有人將「雙非嬰兒」、產婦床位不足、水貨客問題等資源分配和社區承載力問題歸咎於內地人掠奪香港社會的資源、侵蝕香港核心價值，多次發起「光復行動」和「驅蝗行動」，要求內地人「混回去」，引發新一波陸港輿論戰。
從政制權貴轉而對內地人不滿
內地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以單仁平的筆名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社會在指出內地遊客一些不文明的舉止時，也應該給予包容，不然就是港人的不文明，企圖平息兩地矛盾，但在部份陸港網民的邏輯中，前者認為問題不在於「不文明舉止」，而是內地人是香港的「爹娘」，香港人不應該反感他們的行為；後者則無限放大文化差異，拒絕理解和包容。
縱使梁振英上台後「雙非」和水貨問題等資源分配問題得以解決，但「自由行經濟」所引發的產業單一問題一直飽受詬病，終被疫情重創。而上述看似無關痛養的「小事」，正在逐漸地打破港人對「國族」的認同和想像，由回歸初年對內地政制和權貴不滿，逐漸深化至「國人」的主體身上；而在泛民建構的國族認同—「愛國不愛黨」中，早已將政治剝離「愛國」的內涵，如今陸港矛盾將餘下的「民族」和「文化」這些凝聚「國族」認同的關鍵元素消除掉，促使港人尋找能使個體重新連結社會群體、重新建立明確道德視域的共同身份—本土身份認同。
2006年，香港第三大泛民黨派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成立，以「基層主導、民主企硬，旗幟鮮明的反對派」為綱，提倡民主抗爭、爭取社會公義，其中梁國雄、陳偉業和黃毓民自2008年獲得立法會議席後，便將激進文化帶入議會，在議會內擲香蕉、擲杯、展示示威道具、人生攻擊官員，進行「抗爭」，與作風溫和的民主黨、公民黨等傳統泛民政黨格格不入，更時有爭執發生，揚言要與泛民「割席」絕交。
社民連三子的激進民粹路線收獲了一大批支持者，特別是厭倦議會政治的青年群體。民主黨投票贊成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後，更被社民連連番狙擊其「出賣港人」，其後，立法會的「激進派」 、「本土派」議員不斷增加，包括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提倡「港人優先」的范國威。他們的興起見證了香港政治生態的轉變，泛民的「大中華」式敘事逐漸喪失話語權，反而從本土出發的激進力量和政治經歷，成為了新共同體的紐帶。
2012年「反國教事件」可以視為香港人抗拒「愛國」主義的一次標誌性事件，更是新一代社運發展的分水嶺—由議會政治走向街頭政治。
其實，早在2007年，內地已察覺回歸後的教育理念並沒有從英殖時期「去政治化」的意形識態中糾正過來，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視察香港後強調「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但政府糾正方式卻頗為「耐人尋味」。
2010年，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正式成立，教育局計劃於2012年將「國教科」設為必修課。當時觸發「反國教」的導火線，正是一份由教育局資助、向全港中小學派發的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下稱《模式》）被指內容偏頗，例如形容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遭不少人認為其內容對中共盲目地歌功頌德，被人質疑是「黨國」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儼如向學生「洗腦」。以王之鋒為首的學民思潮發起多場反國教示威和佔領政府總部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擱置計劃。
可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學生有責任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一日千里的發展現況，以至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問題在於《模式》未有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特別在「去政治化」教育觀念奉行多年、「批判性思維」和批評政府成為社會主流的政治正確的當下，強行將愛國價值觀灌輸學生，只會惹人反感。但政府的「操作」再一次激起港人對中共政權「干預香港」的不滿，而「反國教」的成功更促進了日後的街頭政治運動，此後，港人更積極推動自由、民主的政制改革。
對立已成 保釣寸步難行
而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港人追求無門檻的「雙普選」夢碎。不少年輕人有感中央干預香港事務令港人權益受損，故跳出「一國兩制」框架，在本土運動中尋找出路，因而衍生出香港獨立黨、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等多個「港獨」組織。2016年，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梁頌恆等知名「港獨派」人士更成功進入議會。
這班「港獨派」人士大多認為香港有獨特的歷史、語言和文化，但回歸後飽受中國「殖民」和「侵略」，致令本土核心價值削弱，故主張建立香港民族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他們敵視「大中華」的傳統泛民，批評其「和理非」的政治理念無力抗衡中央，需為社會的民主發展停滯負起責任，提倡採取更激進手段，使「香港脫離中國獨立」，以達致完全民主。
如果說當年保釣運動中的「我者」和「他者」是中國人和日本政府，在經歷2008至2014年的轉折期後，已變為陸港對立，更難言社會對保釣運動的關注。
區伯權指，2007年前後，保釣行動委員會經常被學校邀請辦講座，分享南京大屠殺、保釣運動等議題，借歷史事件幫助學生建立國族認同感。但在2012年後，不只被學校邀請的次數大幅減少，學生的興趣也大不如前，「透過這些活動是否可以令到學生認識和關切中國？他們用自己的價值框架（frame）來看問題，這是我們掌握以外的。」
而梁振英政府於2012年開始阻止保釣人士出海後，香港的保釣運動更是寸步難行，亦後繼無人。陳裕南指，「有時候擺街站，會被年輕人罵『搞什麼？搞好香港先啦！』，知道我們是愛國的，叫我們不要做。」
自此，本地分離主義湧現，而保釣運動的衰落正好印證着陸港矛盾推向高潮，日後的反修例風波，更令港人遷怒於內地，建立本土的身份認同，終令香港走上「不歸路」。
上文刊登於第26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31日）《保釣運動50年 香港人還愛國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