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2.0|從選舉制度改革 透視中共治港原則和底線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月22日在一場研討會上,以「愛國者治港」為題發表演講,強調香港選舉制度不能背離這個原則,稱「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以及我們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傳遞出北京將主導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甚至可預見的未來不排除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明確訊息。
隔天,港府公布向立法會提交的《2021公職人員參選及任職條例草案》,擬引入區議員宣誓規定,因宣誓無效、違反宣誓內容者將被取消就任資格,五年內不得參選。北京基於鞏固「一國」秩序和底線對治港政策輪番作出調整,讓習慣於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井水不犯河水」的香港社會認知再一次受到衝擊。
站在北京的立場,對於回歸已近24年的香港,「一國兩制」的關鍵是「一國」的事實如何在香港這一制的具體運作上有所體現,而且是作為核心來體現。這是北京治港政策和行事風格發生變化的肇始。
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
基於此,自修例風波之後,北京治港政策發生重要調整,頻繁推出新動作,不論是《港區國安法》,還是全國人大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決定,即將進行的選舉制度修改,乃至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對香港《基本法》的修訂,背後能看到中共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和堅守的原則。
香港的從政者,包括公務員和官員,乃至整個香港社會可能需要明白,時代不一樣了。以前區隔式的「一國兩制」,包括大多數官員的港人都不需要和中央接觸,更不需要思考中央想什麼。從現在開始,這種情況不會繼續,香港社會需要全面認識中共的政治文化。
首先,中共對特殊的地區有特別的包容和彈性處理,但也有其需要堅守的邊界和底線。包括施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和澳門,甚至毗鄰香港的經濟特區深圳等,都是「包容和彈性處理手法」的受益者。從1997年香港迴歸,香港正式施行「一國兩制」,不僅「舞照跳,馬照跑」,而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也不是一句空話——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香港特首也由香港人選舉產生。
實事求是的說,香港回歸之後,北京並未過多地干涉香港事務。但這並不意味着北京對香港放任不管,不會堅守底線。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有這樣一段著名論述: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一國兩制」有其需要堅守的邊界和底線,那就是「一國」。中共可以容許香港存在「罵共產黨」的聲音,也可容忍香港出現街頭政治運動,甚至因為香港人的反對而擱置諸如「23條立法」等,但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是絕沒有商量的餘地的。
香港修例風波出現街頭暴力以及反「一國」元素,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詳情請點擊查看大圖):
漸進改革是最可行的路徑
其次,中共相信穩妥、漸進的改革是最可行的發展路徑,反對在其看來冒進或急於求成的改革。在治港問題上遵循的也是上述原則。比如2003年的「23條立法」,因為所謂「威脅到了《基本法》規定的公民自由」,反對者的示威遊行,讓香港政府擱置至今,北京並未強行推動。再比如在香港政改的問題上,北京即持「循序漸進」立場。2014年3月,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談及香港普選的問題曾表態:中央對香港的政改,持「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即堅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立場不變,普選特首要符合本港實際情況、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規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
再者,中共具有強烈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對地方有起碼的政治忠誠要求。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忠誠不是微觀的、官僚意義的,而是宏觀的、民族的。但一直以來,很多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權利上,嚴重忽略了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應盡的義務。
香港作為中國的領土,從1841年開始被英國殖民長達156年,1997年根據「一國兩制」政策迴歸中國,中央政府確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但不少港人特別是參與街頭運動的人,似乎仍然活在殖民地時代,對曾經的殖民者頂禮膜拜,對中國內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態度。在修例風波中經常出現示威者揮舞美英國旗的景象,在衝擊香港立法會的事件中,激進示威者不僅在立法會主席台上撕毀《基本法》,塗污香港特區區徽,甚至將英國殖民時期香港所使用的旗幟,展示在立法會議事廳的中央。這顯然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會容忍類似事情的發生。
「一國」是紅線 「兩制」是變通
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一國」是紅線,「兩制」是變通。這從「一國兩制」提出之時就已經很是明確。「一國兩制」的實施,確實確保了香港以及澳門,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情況下,實現了迴歸。但「一國兩制」的出現,最大的目的是在保持香港、澳門乃至台灣的繁榮穩定前提下,實現國家統一。後者才是根本,因此,當出現威脅這一根本的事態發生之後,北京強硬出手是必然選擇。這一點,很多香港人尤其是走上街頭的人不明白,或者說不願意明白。
在行事作風上,中共要麼不出手,保持忍耐,要麼決定出手不達目的不會輕易罷休。香港現在的情況便是如此,本來作為「兩制」下的特區,香港有很多彈性空間,但過去多年與北京互動過程中的非理性對峙,尤其是修例風波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本土抗派試圖奪取香港管治權,以癱瘓政府來要挾,深深刺激到北京。中共討厭以西方在野式的對抗、要挾手法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可以想見,即便中國推動選舉,它也不會是那種敵對式、鬥爭式,而是選賢與能,強調誰最能解決問題。北京主導的,以「愛國者治港」作為根本原則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必然不會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選舉制度。當然,也不會和內地一樣。
顯而易見,香港社會是時候直面中共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變化,要開始改變對中共的傳統看法——建立在西式民主和自由主義立場,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經驗之上的認知。當然,這不是盲目的轉變,而是通過對這段歷史發展和國家的變化,包括內地人民對這個政黨的看法。在現有政治現實下,香港只有轉變觀念,學會與北京溝通,才能有更大空間。這種「學會」,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要認清香港的政治現實,認清「一國兩制」,認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香港如何與內地聯結。
溯源歷史,讓香港持續保持繁榮和穩定下回歸和發展,是「一國兩制」的初衷。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明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鄧小平說:「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這背後其實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的負責,讓香港在沒有大動盪,甚至戰火和硝煙下實現迴歸,讓香港在回歸之後持續保持繁榮和穩定,是「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衷。
但問題在於,香港日趨變質的街頭政治,已經嚴重影響了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已經觸及香港700萬人的核心利益。這是北京多治港政策接連作出調整的源頭。換句話,就是北京要重新釐清:香港到底是誰的香港?不僅是700萬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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