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nd｜回報率低 發行量少 iBond淪為選擇性派糖？
金管局周一（10月5日）宣布，政府將第七度推出與通脹率掛鈎的零售債券（iBond）。自2011年首次發行以來，政府揚言希望iBond所帶來的最低利息保證成為市民保本的工具，同時促進本地零售債券市場發展，但在現實中，政府卻把iBond當作小恩小惠的中產福利，回報比率和發行量之低，根本無助全民抗通脹，亦漠視香港舉債的巨大潛力。
在2011/12年《財政預算案》中，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首次提出，將向本地市民發行與通脹掛鈎的零售債券iBond；期後連續推出六批，六年間累計的發行總額為600億港元。每批發行條款相若，債券每手一萬元，年期為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以浮動利率及固定利率中較高者作為票面年息率，前者與最近六個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掛鈎，後者則會參考市場上類近信貸質量債券的利率，即為定息1厘。
政府當時提出，在低利率、通脹趨升的情況下，本地家庭儲蓄的購買力難免會被削弱，希望發行與通脹掛鈎的債券，能夠為市民提供多一個應對通脹的投資選擇，同時促進本港零售債券市場發展。六批iBond均反應不俗，超額認購0.32倍至接近四倍，當中以2015年發行的第五批債券反應最好，有接近60萬人認購，認購總額為357.25億港元，超額認購近三倍，時至2017年，政府曾因通脹紓緩，不再每年發行iBond。
息口偏低，政府從中賺「差價」？
iBond看似頗受市民歡迎，但由於發債金額極少，只有少數市民能夠藉此「抗通脹」。再者，即使新一批iBond最低回報保證息率由一厘升至兩厘，但實際上仍微不足道。
政府所籌集的資金會撥入外匯基金下的債券基金作投資，再以財政儲備的固定比率分賬安排撥歸政府，變相政府可從中「分賬」。參考《香港01》統計，2017年的綜合物價消費指數為1.5%，各批iBond年息率介乎1.02%至1.78%之間，債券基金固定比率有2.8%；換言之，iBond回報率雖然跑過通脹，但低於債券基金回報率。
即使那些錢對政府而言微不足道，但收益比率比iBond投資者還要高，是不爭事實。或許對投資者而言，債券零風險、債息是聊勝於無，但政府除利用這些小恩小惠安撫部分市民，可考慮重新釐定iBond回報，如將其與固定比率或外匯基金回報率掛鈎，相信更能與民共富。
僧多粥少，談何發展債券市場？
為何政府多年來將iBond發行量定於50億至100億港元之間？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2011/12年度的立法會財政答覆，當局解釋發行量多寡是基於兩大因素：首先，根據政府債券計劃的立法會決議案，整個計劃的未償還本金上限定為1,000億港元，因此個別債券發行量應與整個計劃發債上限合乎比例，以預留足夠空間作債券市場其他環節的發展；其次，倘若個別債券發行量過大，或會排擠其他有意發債機構及集資者，有違政府發債原意。
2013年便有議員在立法會質詢時提出，指香港本港息率極低， 大眾對投資市場擔憂，iBond會供不應求，當每人分到的iBond有限，抗通脹的效用不大，實際只有象徵意義；當議員問及當局會否增加iBond發行量及列為常規項目，政府僅回應指100億港元發行規模可滿足香港居民對零售債券的需求，確保政府債券計劃有能力支持債券市場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同時需要預留空間予市場發展其他形式的債券，使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更多元化。
但事實上，立法會在2013年5月，已就《借款條例》第3條通過一項決議將借入總額的上限由1,000億元提升至不多於 2,000億元；參閱審計處報告，2019年債券基金未償還債券總額約為1,180億元。是次iBond政府目標發行100億元，即使將因應實際要求提高至150億元，但與《借款條例》所訂定的2,000億元相比，相信還有不少空間發債。
改革財政，善用發債應對負擔！
在政府債券計劃下，除了發行機構債券及iBond外，政府亦先後推出三批伊斯蘭債券及四批「銀色債券」這兩款零售債券，另有獨立於政府債券計劃的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兩者不論在法律依據、規模上限及資金管理均是獨立運作，而募集資金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政府多番重申，發行iBond可促進本港零售債券市場發展，但似乎未能如願。如以發行量計，香港是亞洲第四大債券市場。儘管去年港元發債額連續第11年增加，達4.18萬億港元，但當中有約3.41萬億元為公債（外匯基金及政府），佔約81.6%，換言之，本港債券市場持續發展，主要由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發行計劃來支撐，非公債份額仍然較少。
再者，即使公債佔多數，但港府尚未完全發揮舉債潛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政府債務資料庫」，在2007年至2017年間，特區政府債務對生產總值的比例介乎3.92%至7.67%，即不足一成，遠低於新加坡的89.45%至110.65%、英國的40.76%至86.91%、美國的45.24%至89.27%。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中美博弈又令環境徒添陰霾，正值大型轉型時期的香港，無疑需要動用更多資源促進社會改革，假如當局能夠從拓展債券和投資的角度出發，善用發債改善公共財政結構、應對長遠財政負擔，或能更能利民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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