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國安法後，港人為何選擇移民？
香港並非第一次面臨移民潮，為何會在當下面臨人口老化於勞動力流失的雙重壓力？過去移民潮引發的社會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
承接上文：【移民潮】國安法後，誰在計劃移民？
不像以往有出有入
葉兆輝回應，以1989年的移民潮為例，當時儘管有大批港人移民，但殖民政府在同一時期推出「玫瑰園計劃」，即「香港機場核心計劃」。該計劃是香港一項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發展，以在大嶼山赤鱲角興建新香港國際機場為核心，涵蓋十項核心工程；目的在於強化香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穩定香港市民對未來的信心，並且以創造就業等方式挽留及向全球招徠人才。
「當時的大學擴張得很厲害。」葉兆輝憶述自身的經歷：「我當時在澳洲剛剛讀完博士，就有人來對我說你應該去香港，現在有很多機遇等等。我也是因此回到港大。所以當時的情況是，有人在離開，也有很多人回到香港。」
1997年回歸後的情況與1989年後類似，同樣有大量移民港人回流。「當時的人們處於一種比較『不確定』的狀態，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所以是抱着先走出去再做觀察的心態去移民。」葉兆輝說，「後來意識到主權回歸後好像沒什麼變化，就選擇回來。這種有人來又有人走的狀態，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是比較健康的。」
對於今次移民潮後會否再次出現移民回流的情況，葉兆輝並不樂觀，「人們還有那麼『不確定』嗎？」
在處理醫護移民的個案中，傅耀緯常常與客戶談及為何會選擇移民及未來的計劃。「醫護選擇移民的原因，首先當然是對當下的局勢比較悲觀。」他說，「港區國安法」引發了香港社會對未來的普遍焦慮和不安，「大家好像已經確定了香港未來會存在什麼問題，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等等會受到限制。許多醫護人員之前參與罷工，也會擔憂未來會不會秋後算帳。」
出走非全因政治局勢
然而，對未來政治局勢的憂慮並非推動人們做出移民決定的唯一誘因。「香港醫護人員工作非常辛苦，工時很長，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生活，收入也算不上高。」傅耀緯解釋，「醫護人員移民首選的美加澳都有比較好的待遇。像台灣也有醫護技術移民，但由於那邊人工較低，大部份人不會選擇。」
「另一個基本上所有人都會考慮到的因素，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傅耀緯說，「香港目前的混亂局勢，以及長期以來的填鴨式教育，都讓有子女的家庭開始思考這裏究竟是否適合下一代的成長。」
早在反修例運動前，子女教育問題往往是香港中產及以上家庭選擇移民的主要原因。司徒建強憶述，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也成為了港人移民的主要選擇，其中，馬來西亞往往是育有子女的已婚夫婦的首選。「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國家移民門檻低、價格平，最主要的原因是馬來西亞有很多與英美教育接軌的國際學校。大部份人移民都是為了讓小朋友接受更好的教育。」司徒建強表示，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大量客戶要求加快辦理移民手續的進程。
「無論是黃還是藍，家長都會覺得當下的香港不適合小朋友專心讀書。」司徒建強補充，「他們會擔心學校的教育與言論環境，擔心小朋友上街參加示威會有危險，甚至被拘捕等等。」
可見，香港之所以至今未能成為「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不僅是由於去年以來的政治風波，亦關乎香港當下的深層次矛盾。而要認識香港移民潮的發生，理解港人對政治環境的悲觀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脫離香港長期以來積壓的社會經濟矛盾。
2019年9月，新華社發表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文章分析了港人種種生存困境，包括經濟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嚴重失衡，導致青年看不見未來；樓市嚴重扭曲，使佔香港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帶着「高收入」的光環，卻與基層一起艱苦度日；社會整體在無日無之的政治鬥爭中不斷蹉跎。當中提及看不見未來的青年與艱苦度日的中產，正是此次移民潮的重要人口組成。
港府無力解決香港當前面臨的政治困局，亦未能破解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這二者成為促使人口外移的「推力」，迫使香港社會的中間力量選擇離開。
政府不怕人才流失？
「香港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源，我們只有人才。如果失去了人才優勢，香港會怎麼樣？」葉兆輝不無擔憂地說。他分析，香港作為一個僅有700萬人口的城市，八間大學中有四間名列世界前一百，這正是香港能擁有人才優勢的原因，而香港的金融、貿易、旅遊業等服務性行業的發展均仰賴人才支撐。
此外，培養人才的社會成本亦不能忽視，葉兆輝說：「移入地區當然願意招攬教育程度高、技術水平高的人過去，因為他們沒有花費教育資源培養這些人，就能夠享受這些人在本地工作創造價值。為了培養人才而投入資源的移出地社會就可能存在一定的損失。」
然而，令葉兆輝憂慮的是此次移民潮並未能引起港府的足夠重視。「前面提到這次移民潮可能造成的雙重問題，我預估它將對香港的人口結構造成嚴重影響。」但對香港政府而言，人才流入似乎從來不是問題。
「香港沒有憂慮過人才招攬的問題—港府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家都想來香港，而他們牢牢掌控着人口流入的數量。好比水龍頭，只要開大一點就有更多人進來。現在大家擔憂香港會變成另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那他們為什麼還要來香港，而不去物價水平更低的深圳、廣州、中山呢？」葉兆輝問。
葉兆輝認為，港府當務之急在於不要再推動人口外移，同時思考如何引入國際人才，以保持香港的人才優勢。「這樣做的前提是允許建設性反對派的存在。」他說，「一個社會應該是多元的，允許各種各樣的人存在—尤其是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在葉兆輝看來，香港正在喪失其包容性，「就好比一間公司，大家都唯命是從、不加反思，那麼這間公司還會有創造力和競爭優勢嗎？政府急需反思如何回應反對的聲音。」
此外，以長遠視角為香港深層次矛盾破局亦迫在眉睫。「許多客戶並不擔憂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也表示有意向在拿到（移民）身份後繼續回香港工作，因為這裏適合賺錢。」司徒建強說，「但這裏是否適合安居樂業、是否適合小朋友成長，就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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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2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9日）《年輕化、平民化 新移民潮帶來雙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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