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四】經歷三場社會運動 他選擇到台灣重新開始
若說新加坡與澳洲的移民門鑑高，那台灣大概是還能一試之地。年輕人可透過投資、技術、創業、求學等途徑移民，所需的成本相對低，即使沒有太多資金，亦可以用時間換取居留權，80後的阿森（化名）便是其中一員。「台灣應該是門檻最低的地方，讀書是最容易留下來，但時間成本大。」阿森中五會考後，便到台灣讀書，高中一年，大學四年，研究院三年，在台灣待了超過八年，人生中最好的朋友都在台灣認識，最青春的歲月都在台灣發生。那時去台灣，不是為了移民，而是對文史哲的喜愛。比起香港重商輕文的選科傾斜，台灣有濃厚的文史哲氛圍，有許多獨立書店，對從小喜歡錢穆的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住過宿舍租過屋，吃過外賣也煮過飯，有空時在書店打書釘，到咖啡室呆個半天，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但對想搵錢的人而言，可能要失望了。研究院畢業後他回港工作，做過智庫，也做過傳媒，上月辭職了。見面時他說，年底會過台灣，「我在那邊買了樓。」
三年前，他用投資美股得來的錢在新北市買下400多呎、150萬港元的兩房樓花，付了一半首期。本打算工作幾年便回去創業，如今計劃有變，大概香港真的很難待下去。「我原本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只知長遠會過去，但沒想過這麼快。傘運之後看到政府的應對，對反對勢力的態度，危機處理的僵化，中港關係的極端不平衡，我覺得愈來愈差，看不到方向，不想留在這裏過世。」
根據台灣移民局的資料，申請人若在台灣投資600萬元新台幣，便可獲得居留證；若是認可的職業，可循專業移民方式申請移民；而最簡單的方式則是升學，只需在台灣完成大學課程，之後回原居地（香港）工作兩年，取得工作證明，即可申請居留證。
在國立台灣大學讀中文，研究院讀歷史，阿森是個實實在在的文青。他說過去不太關心時事，直至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才開始接觸政治。那年，因為反服貿而演變成一場大型學運，阿森身邊的朋友都有參與，有些更有份佔領立法院。他有去幫忙，但不深入，「我只是一個旁觀者，覺得這是台灣人的學運。」直至同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他才有參與其中的感覺。
從反修例前線退下來
雨傘運動發生時，還在讀研究院的阿森飛回香港兩個星期。他每天都到金鐘報到，守過龍和道，在特首辦外瞓過，晚上通宵留守，日間返屋企休息，他說感覺與太陽花很不同。一邊是學生運動，氣氛似嘉年華，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明言不會清場，立法院外是一派輕鬆，一日三餐都有人供應，一起唱歌、做小組討論，大家沒有很重的危機感。另一邊雖然也被批評似嘉年華，有公民課堂，有學生在現場溫書、做功課，但感覺沉重，大家都怕被警察清場。
「今次更不用說，是白色恐怖。」自3月開始，他已關注事態發展，法律界多次表示對修例有疑慮，政府視而不見，至6月百萬人上街，依然充耳不聞，6．12更埋下了市民對政府更大的不信任種子。阿森當日抱着二讀必過的心態去到金鐘，「我不想讓政府咁易通過，或（讓它）通過得好難睇，以此彰顯政府的橫蠻無理。」
因為有明確的目標，他走上前線，但在林鄭宣布暫緩之後，他覺得失去了衝的正當性。「七一包圍立法會，我的想法是衝都要有目標，立法會沒有會要開，衝什麼。」直至年輕人真的衝入立法會，他好似理解對方的心情。「某程度反映了過去香港政府對於立法會制度及立法權力的摧毀，示威者雖然打爛了玻璃、破壞了建築物，但更突顯過去幾年政府DQ議員、刮所有選民一巴的制度暴力。」這段時間，正反兩派都在意民意的此消彼長，都企圖重奪輿論主導權。
阿森表示，不能想像當社會平靜下來後，政府繼續其管治，「離心力好重，極之厭惡這樣的政府。」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他無法預測運動之後會如何，也想像不了運動會以什麼方式結束，只知無論如何落幕，一切都無法回頭，沒有能力離開的人攬炒，有能力的便移民。
政府放棄年輕人的感覺很強烈，你看財政司長出來派糖便知道，完全忽視80後至千禧這幾代人，感覺上中國想要香港這個地方，但不想要香港這班麻煩的人，所謂麻煩的人，便是指這兩三代的年輕人。
離開是對政府的抗議
那退到台灣可是出路？香港人大多對台灣有好感，純樸友善有人情味，每年到台灣旅遊的人次超過一百萬，風土文化語言都不陌生，然而，當台灣變成一個居住地時，是否人人都可接受？台灣經濟差收入低，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只有28K（台幣，約7,000港元），碩士或博士畢業生稍微高一點，當中又以電子工程及金融投資業最為好景。阿森的朋友是大學教職員，有幾年工作經驗，現時底薪約40K（台幣），加上津貼，有50K（台幣），在台灣算是一份不錯的工作。
要追貼香港的薪金水平，幾乎不可能，但阿森認為50K在台灣可以過得很鬆動。「你在香港畢業，出來賺15,000元，能否過得了生活？我想勉強可以，但50K在台灣可以過得很好。朋友用一萬元（台幣）在內湖租了一間屋，包水電費，房東有時會煮飯，平時食飯用不上太多錢。」他對台灣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讓人發達的地方，卻是可以過小日子的地方。
最近，他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找上他，希望他將碩士論文改寫成書，當時他尚未辭職，想到要在香港隱居寫書便覺成本很大。「在香港哪有時間做這些事，你不工作也要吃飯，一日百幾元走不掉，一個月只計吃飯可能也要三千元，未計出書的成本，幾個月已經要貼一兩萬元。」想了想，或許早點離開香港也是好事，在那邊接freelance，解決了溫飽，便可以專心寫書及追求自己的興趣，阿森也計劃與朋友創業。
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想像，只因覺得那邊有制度可以修補撕裂。台灣在經歷太陽花學運後，社會也是二元對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國民黨在其後的地方選舉以至總統選舉都大敗，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得到過半議席，實現完全執政，選民用選票狠狠地教訓了執政黨，社會的怨氣被消解。
過去在台灣生活的經驗告訴他，民主未必可以讓政治、經濟變好，但民主能夠解決一些紛爭。「各地利益輸送，黑社會做立法委員，藍綠分化對立，全部都有，我不期望民主體制下會有英明的領導或決策，不期望民主體制會令一個地方的經濟變好或財富分配更平均，我只是覺得民主體制在社會意見分歧時有相對和平的解決手段。近一兩個月看到香港的情況，你就會明白，林鄭成日話溝通，她想溝通什麼？民主就是溝通的平台，讓大家亂中有序，香港目前是亂得來沒有方向。」
走，是迫於無奈。「這是一種表態，人的離開是對當地政府的抗議。」
有人失望透頂選擇離開，也有回流香港十多年的人選擇留下來，他們有何想法？詳情請看：【移民．五】從澳洲回流香港 青年：這裏還有可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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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經歷三場社會運動 他選擇移居台灣》，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