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基金】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業安全網宜涵蓋散工
聽取民間意見後，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大幅加碼，包括動用810億元向為僱員作強積金供款的僱主提供50%工資補貼，每名僱員每月最多可補貼9,000元，為期半年；部份沒有供強積金的行業員工及自僱者，包括體育機構註冊教練、地產代理、的士及小巴司機等，亦提供一筆過資助，大部份為7,500元。
勞工政策缺失 散工成漏網之魚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更全面，但沒有供強積金的臨時工及自僱人士成「漏網之魚」。例如跟髮型屋拆賬並以支票支薪的髮型師；又如以合約工或散工形式受聘的建造業從業員；還有年滿65歲仍然工作的長者，他們不用供強積金，自然無法受惠。為何政府以強積金供款作為受資助資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解釋，外國可以迅速而全面發放資助，靠的是失業保障、中央公積金、年度報稅等記錄，但香港各項有關就業人口的記錄均有遺漏，而有稅務記錄的人較強積金記錄的更少，故採用後者為憑據。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坦言，「政府每次遇到同類情況都很惆悵。」
在一眾高官的眼中，這是制度缺失造成的不幸。然而，無法迴避的問題，為何這個制度缺失可以長期存在？為何沒有供強積金的人（大多為散工或自僱人士）要淪為被犧牲的一群？更重要的是，這群在香港存在已久、且愈來愈多的勞動人口，為何到今天仍沒有諸如強積金之類的勞工保障？
談及工作形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標準就業（長工），即同一時期為單一僱主工作，由僱主提供工作器材，合約沒有完結期；另一類是非標準就業，包括臨時工、兼職、多方僱傭關係、自僱（表一） 。計及兼職，非標準就業者佔香港就業人口比例雖然遠較全職就業者低，但為數不少，以全職/兼職分類，政府統計處推算2019年5至6月兼職僱員有21.7萬人，佔總體就業人口約7%（表二）。若以就業穩定性分類，以2019年為例，合約員工有24.06萬人，臨時工有8.89萬人，自僱者數目為23.27萬人，三者佔本地整體就業人口（撇除外傭）的14.5%（表三）。回顧過去十年，這三個工作類別的就業人口有起有落，但比例相若，自僱者的升幅尤其顯著（表四）。
自僱人士趨增 零散工由來已久
放眼全球，自僱和臨時工等非標準就業者不在少數，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其成員國中有16%的勞動人口為自僱人士，而在受僱勞動人口中，有13%為臨時工，比例較香港為高。非標準就業者其實由來已久，現在跟過往的分別在於工種和取得工作的渠道。以香港為例，由上一輩不時提到的穿膠花、剪線頭、當小販，到現在年輕人經常說的網約車司機、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斜槓青年（slash族）等，工作性質雖然各異，但本質都離不開自僱或臨時工的模式。
加拿大麥馬士達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經濟學者Jim Stanford解釋，我們習以為常的全職模式只佔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的部份時間，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擁有更悠久歷史，流行於歐洲的紡織製衣、造鞋、製鎖行業。在這生產機制下，商人把原材料發散至小家庭製成產品，甚有現在外判制的影子。他指出，隨着工業資本主義興起，大量生產為主的工廠興起，技術和器材也繫於生產線，而且跟工人密不可分，標準就業盛行。國家制訂法律、社會保障和勞工權益政策以規範標準僱傭關係，例如勞工法例預設轉工是異數，工會和集體談判權是常態，社會保險來自每月薪金及定期供款。
工業資本主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頂後逐漸消減，1973年的石油危機是轉捩點，滯脹和產品盈利倒退，令福利國家陷入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思潮抬頭，並由英美兩國帶頭落實於經濟政策之中。此政策思維要旨是：要復活經濟，首要取消各項管制，壓低薪金，打擊工會，讓人力和資本可以隨處流動。同期，通訊和物流技術提升，產品可以分拆不同地方生產，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勞動力大派用場。
香港是工業轉型的縮影，二戰後工業蓬勃，碰上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工廠北移，製造業由盛轉衰，惟受惠於金融地產和專業服務業發展，市民收入與消費能力持續增加，承托各類服務業，維持經濟增長和全民就業。然而，這個繁華表象背後是產業結構與政策的僵化，九十年代後期至千禧年，亞洲金融風暴與科網爆破接踵而至，痛擊各行各業，企業裁員、減薪，把部門外判。
因此，一些極受經濟起伏影響的職業，例如售貨員、侍應等，多以兼職、臨時工形式聘用，以應付浮動需求。政府亦「不甘後人」，在1999年起擴大合約外判服務，美其名增加效率和令行業更專門，實為精簡人手減低財赤，尤以保安、清潔、社會服務為甚。
一邊是政府管治與企業經營思維僵化，另一邊是資訊科技急速發展，遙距通訊與雲端數據儲存等應用日益普及，以往集中同一處所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可以分散進行，而且從業者有能力承擔電腦等器材成本。專上教育普及，年輕世代知識水平提高，他們渴望工作和時間自主，爭取決定勞動成果，減少受企業及上司操控。兩項趨勢互相結合，造就諸如資訊科技從業員可以承接設計項目，毋須受聘於單一公司。即使非科技人才也善用科技機遇，例如車主可以在空閒時間接網約車生意或派送外賣。此外，多得科技進步，網絡平台衍生了新形態的零散工作方式。
彈性工作一直存在，政府有份推波助瀾，但似乎對這種工作群體相當陌生，以至抗疫基金掛一漏萬。工會、社福團體、立法會議員多次要求政府加強保障零散工，政府卻似乎無動於衷。2018年6月，勞福局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指出統計處的季度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沒有臨時僱員資料，但該處其實另有報告推算臨時聘用人口。當被問及有否計劃仿效外國，擴大《僱傭條例》的涵蓋範圍，加強保障彈性工作者時，局方直言沒有計劃。
也許，政府誤把彈性工作的困境當成基層困境來處理，以為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和在職家庭津貼，就能幫補他們增加入息。事實是，非標準工作者來自各個階層，非基層「專利」。環顧其他已發展國家或地區，政府已陸續規範彈性工作，例如為這些非標準工作關係設定義，界定他們為僱員或自僱者，或者另立新類別，訂立專屬的勞工和社會保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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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業安全網宜涵蓋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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