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酒店檢疫：一場無準備之戰

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爆發後，隔離設施不足一直困擾整個防疫工作。鑑於旅客大幅減少的關係，酒店空置率高企，坊間建議「酒店檢疫」，即政府租用部份酒店進行集中隔離。事實上，早在2月8日強制檢疫令實施前，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就提出過相關建議，惟未獲政府採納，不少酒店亦因商業考慮而有所抗拒。其後歐美等地疫情大爆發，海外港人紛紛回港避疫，須隔離檢疫的人數大增，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再度提出類似建議，部份酒店亦抵受不住經濟壓力而願意接收強制檢疫人士入住，但政府仍未見動作，不少酒店遂成為了民間自發的「隔離中心」。

從沙士（SARS）到豬流感，香港歷經數次公共衞生危機，但政府在社會資源的調配上依舊顯得欠缺規劃，今次更將酒店業推進一場毫無準備的戰爭之中。

本港酒店業早在去年已遭受反修例運動的沉重打擊，去年9月整體入住率跌至三成，然而低處未算低，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令酒店業雪上加霜，今年2月整體入住率不足兩成。停業、裁員、無薪假⋯⋯近幾個月，這些詞語給酒店從業員帶來無數痛苦。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業率升3.7%，是九年來最高，其中零售、餐飲及住宿業更升至6.1%。香港酒店工會在2月底對來自170間酒店的300位員工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逾百間酒店的入住率只有15至18%，逾八成酒店的生意額更下跌超過七成，其中逾六成受訪員工被要求放無薪假。

陷入兩難：經濟壓力VS收檢疫客

酒店行業為求自保，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回血」，以期熬過寒冬，如降低房價至二三折、酒店餐廳做外賣、推出長租優惠等。迫於經濟壓力，不少酒店甚至一改之前「拒收檢疫人士」的原則，開始接收強制檢疫人士，部份更推出「14日隔離套餐」。雖然暫時未有統計數據，但不難發現，部份酒店多了客人出入。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接待強制檢疫人士的酒店平均入住率增至五成；反觀不願接待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不足一成，部份甚至要「停業止血」。

面對疫情下的經營困難，酒店業陷入了兩難處境：要麼冒現金斷流甚至結業的風險，堅拒接受強制檢疫人士；要麼承擔管理和衞生安全的責任，冒肺炎傳播的風險接收強制檢疫人士。然而，防疫和保障衞生安全本應是政府的責任，為何現在要落到酒店業者的身上？

事實上，酒店工會一直都不贊成把酒店用作檢疫設施的提議，主要原因在於酒店並非專業的隔離場所，員工亦沒有足夠的專業防疫知識，管理和操作上存在一定風險，故認為應該優先使用政府地方。此外，疫後的名譽修復亦是一大難題。工會主席徐考澧說：「我們一直呼籲應優先使用政府場地進行檢疫隔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用作檢疫）始終對酒店的未來有很大影響的。你看沙士時期的京華酒店，之後都沒什麼客人願意入住。」

2003年，香港首名沙士確診患者—從廣州來港的一位教授，入住中旅集團旗下位於何文田的京華國際酒店，成為了疫情爆發源頭，當時有16位酒店住客及訪客被感染，並在之後演變成社區大爆發。沙士疫情過後，該酒店的入住率一直低於平均水平，故在2006年改名為現時的九龍維景酒店。相似事件又發生於2009年甲型H1N1流感（俗稱豬流感）期間，首例患者—一名墨西哥男子來港時入住灣仔維景酒店，確診後酒店被封鎖，員工及住客也被隔離。

然而，經濟環境愈趨蕭條，遠未見好轉迹象，業界在水深火熱下，無奈只得後退一步，稱若以酒店隔離，政府應承包整幢酒店作為臨時檢疫中心，並確保員工有足夠的防疫裝備。姚思榮在3月20日表示，有11間單幢式酒店和3間單幢賓館主動向他提出，可出租給攻府供強制檢疫人士隔離之用，共計超過1,000間房間。

姚思榮解釋，擁物業產權的自營酒店或連鎖集團旗下的加盟酒店由於沒有租金壓力，且可獲資金補貼，加上去年上半年的酒店入住率較為可觀，因而底氣較足，即使靠「存糧」亦可渡過經濟寒冬；相反，一些單幢的中小型酒店或賓館通常以租借物業的模式經營，在疫情下要承受一向下滑的入住率和昂貴租金的雙重壓力，因而願意冒傳染風險接收強制檢疫人士。

明明可以雙贏，但卻選擇都輸？

政府租用部份酒店用作檢疫隔離，其實是「一舉兩得」的做法。一方面，酒店可獲衞生署等部門的支援及提供專業指引，做到真正嚴格的檢疫；另一方面，酒店的入住率亦可獲政府「包底」，令酒店不至於「損傷慘重」，在保住員工就職之下捱過難關。澳門當局便對指定酒店為隔離中心接待返澳人士的做法相當支持。

在獲悉酒店願意清空用作隔離中心後，姚思榮與一些專家立即與政府方面進行商議。他曾建議政府可為願意主動用作檢疫的酒店「包底」七成入住率，強制檢疫人士需自費入住，又提議政府應先將酒店清空，再派衞生署人員向員工講解和示範，並安排民安隊在大堂協助管理。他們亦討論到政府應向入境者提供建議入住酒店的名單，並協商入住隔離的報價、設施要求及員工相關培訓等。可是，政府對此較有保留，至今仍未有具體操作指示。

姚思榮認為，政府遲遲不願考慮此法，或許有幾方面的顧慮：第一，酒店的設施設備能否保證不會出現交叉感染？他透露，政府專家在這方面意見分歧，政府亦有所顧慮，因為一旦徵用酒店，監管和防疫的責任便會落到政府身上。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鄭鍾偉上月中在電台節目曾表示，很多專家認為日本鑽石公主號的通風系統是大型感染的源頭，而很多酒店亦有地氈，容易傳播病毒，要把酒店用作檢疫隔離中心，必須先處理相關問題，而此一問題不易解決。

無形中卸責於業界和社會

可是，即便有這些顧慮，就代表政府可以原地踏步嗎？種種擔憂和手足無措的背後，反映出政府防疫規劃上的空白，亦欠缺作為公共衞生把關者應有的承擔。在2月8日強制檢疫令實施之前，酒店工會便炮轟政府容許檢疫人士入住酒店隔離，卻沒有提供相關指引及防護裝備，把防疫檢疫的責任卸給酒店及前線員工。

徐考澧指出，政府未能對酒店的防疫與接待檢疫客人提供具體指引，諸如如何避免員工與客人直接接觸、怎樣處理生活垃圾、床單毛巾等消毒步驟，以至隔離期間應如何送餐等細節上的問題，都應該有統一的操作標準，否則每間酒店的處理規格都不同，難免會出現應對不當的情況。

為此，酒店工會特意在上月為會員作出相關指引：「我們找了二十多個會員，都是來自各個酒店不同部門的同事。收集他們的意見和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做出一個指引。」（衞生防護中心在上月19日亦更新針對新冠肺炎給酒店從業員的相關指引，就多個細節提供具體建議。）

隨着疫情再度升溫、返港接受強制隔離人士增加，對租用酒店作隔離之用的需求上升，他們當中除了須接受14天強制隔離檢疫的返港人士之外，還有為方便強制檢疫人士居家隔離而入住酒店的家人，或擔心影響家人健康而租住酒店的「高危」職業人士，如醫護等。不同人士對酒店有不同的需求，然而，現時業內沒有統一的通報機制，亦沒有列出願意接收強制檢疫人士的名單供市民參考，導致返港人士往往要逐間酒店查詢會否接收隔離人士，酒店住客亦擔心遇上從「高危」地區返港人士，業內一片混亂。

在這一片混亂之下，願意接收強制檢疫人士的酒店變成了民間自發的「檢疫隔離中心」，業界在政府拖延下，被迫在欠缺支援和準備不足下負起防疫責任。截至上周三（4月8日），本港曾入住過酒店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共有104宗。香港酒店工會在社交網站發表貼文，直指政府漠視酒店業界安危，將檢疫責任推卸給酒店行業，業界卻只能「仰人鼻息般等待政府安排」。

業內酒店雖無一一上報，也無統計名單，但姚思榮相信接收強制檢疫人士入住的酒店，絕不止曾與他聯繫的那十幾間，但政府後續僅表示會「加強巡查和監控」，實則是擱置了「酒店檢疫」的統一規劃建議。「隨着非港人禁止入境，我想對酒店的需求會漸漸放緩。絕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居家檢疫，而且如果全部住酒店，我想政府也解決不了有關的監管和責任問題。政府說要加強巡查和監控，就是表明他們覺得事態還是可控的。如果家居隔離失效—比如家人被傳染，跑出去造成爆發，這個時候政府才會考慮用酒店集中隔離。」

監管漏洞埋「定時炸彈」

政府無統一規劃，把責任甩給酒店和前線員工，不僅是視員工安危於不顧，更是給檢疫過程埋下「定時炸彈」—檢疫人士出房間到酒店餐廳吃飯，甚至走出酒店，酒店無權限制，只能勸告。獨立媒體報道指，尖沙咀華麗酒店有至少四名住客確診，但酒店處理隔離檢疫人士的手法及衞生安排不當，如公司對員工隱瞞確診個案，允許檢疫人士搭乘電梯到大堂等。徐考澧透露：「直到現在我們都會接到一些酒店的同事反映，有一些（正在隔離）客人會偷偷溜出房間到酒店的餐廳吃飯，但員工沒有看見手帶，到結賬時查看房號才發現是正在檢疫隔離的客人。」

上周三起，所有航班的抵港人士須從機場即時乘坐接駁專車前往衞生署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依照指示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完成後即場交回，並盡快自行返回居所進行強制檢疫。其中部份人會入住酒店，若檢測結果呈陽性，衞生防護中心會在三個工作日內通知確診者所住酒店。

徐考澧表示，這些過程所需時間往往會超出衞生防護中心所宣稱的三日，據他所知，酒店在接到通知有客人確診時，會被告知現時醫院隔離病床緊張，需等候，也就是說，醫院床位輪候不足，在確診者入院前，酒店便成為了臨時的「中轉站」。

此外，《蘋果日報》報道指銅鑼灣柏寧酒店在3月29日得悉兩名住客感染新冠肺炎，但衞生署遲遲沒有派員到場接走病人，酒店方面因未收到衞生署指示跟進工作，暫要求員工如常上班。

事實上，各間酒店對曾與確診客人有密切接觸的員工各有不同安排，有的會要求他們自主隔離14日，無異常後再來上班，但也有酒店不以為意，讓員工繼續照常工作。對酒店員工而言，與客人的接觸程度究竟怎樣才算密切、才需要隔離，完全靠僱主自行判斷。因為沒有統一的標準，基層員工也只能「聽之任之」，風險自擔。

日前，陸路公共運輸業、航空業、酒店業舉行的跨工會記者會，要求政府落實統一標準的指引及提供防疫措施，並將新冠肺炎納入為《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職業病，以加強對前線員工的保障，即如果僱員患病是由於在訂明期間內從事某類工作，並因該工作性質而引致患上指定的職業病，便可獲補償。

上述行業的前線員工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存在各種各樣的危險和隱患，如裝備不足等。徐考澧指出，之前有些酒店甚至不讓前台的員工配戴口罩，但經過工會不斷發出聲明，僱主迫於壓力才允許員工佩戴口罩及眼罩等防護用具。此外，業界大大低估了今次疫情的發展，未能盡早購買足夠的防疫設備，導致供應不足。即使現在市場上口罩供應緊缺的狀況有所緩解，但工會不時接到員工反映口罩質量問題，徐考澧擔憂：「有一些酒店竟為了省錢，會給員工一些比較薄的口罩，或者是沒有防病毒功能的口罩。還有就是防護衣—作為比醫護人員更早接觸潛在客人的群體，酒店清潔員工的防護程度實際上非常低，再加上酒店入住客人的確診個案頻發，他們（員工）面臨的風險是極高的。」

日前，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成員袁國勇指官員對疫情掉以輕心，並不諱言有些官員對疫情仍然好像很樂觀，覺得好像沒什麼。他引述俗語「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強調疫情有如森林大火，「唔係講玩」。港府憂患意識欠佳，也無汲取沙士「做最好準備，也做最壞打算」的教訓，面對疫情只知走一步、看一步，待問題出現再設法彌補，但公共衞生危機本就有許多不可控因素，需具前瞻性的措施，豈容如此被動？

被迫為政府卸責買單的，不只酒店業界及其員工，而是整個社會。政府不願擔起應負的責任，安排可用的酒店計劃作集中檢疫的場所，讓市民承擔其中的風險，莫非真如袁教授所言，要再一次見到社區爆發，官員才會醒悟？

上文刊登於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14日）《酒店檢疫：一場無準備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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