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深度】 危機下看管治能力 香港缺了什麼？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影響地區的政府除了要控制疫情擴散外，如何令民眾安心及齊心抗疫也是另一大難題。香港近來的口罩荒和搶日用品現象反映市民的恐慌焦慮，在超市貨架上的廁紙、米和即食麵被搶購一空。新加坡也出現類似情況。近日流傳一段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向當地商界解釋政府處理口罩等物資策略的錄音，他在言談間既揶揄香港人搶廁紙等做法「低能」，也貶斥「盲搶」的星洲國民，引起爭議；與此同時，他流露出不屑於香港政府不思進取，強調在應對當前局面時「我們必須確保自己思考未來兩步怎麼走」，展現了強烈的危機憂患意識，確有香港可鑑之處。
從星洲高官揶揄香港說起
新加坡目前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達81例，比香港還多16例，民眾焦慮也是人之常情，當地人在出現在對疫情提升警戒級別至第二高的橙色級別（共四個級別）後，開始在超市搶購。各地疫情差異無法以簡單一兩組數據比對，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近日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便稱讚，新加坡檢疫方式是「幾近完美的黃金標準」，可以高效找出感染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及早發現更多患者。
對受疫情衝擊的各地政府來說，當前要務無疑是防控疫症擴散與穩定民心。陳振聲與商界領袖談論搶物資問題時，顯然也在派定心丸，意圖證明星洲政府努力掌控着局面。除了指出民眾不要自亂陣腳，他還在講話中表明，新加坡不能夠短視，政策需要更具前瞻性，要研究疫後如何重建經濟發展。這時，香港再度中箭——「香港沒有這樣想，但我們要認真地看看，如何令我們的位置在疫後變得有利」，陳振聲希望企業在政府支援之餘，自身也要思考如何轉型及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香港與新加坡常被比較，研究兩地發展的學者、《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鄺健銘指出，陳振聲這段講話應套入新加坡管治框架去理解，新加坡官員常把香港當作借題發揮的工具，過去半年香港社會的動盤，更被他們視作反面教材——社會不可以亂，也不可以太強勢，否則國家就不能好好穩定發展。
陳振聲在講話中便指出，香港具有背靠中國大陸的先天優勢，是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窗口，相比之下，新加坡沒有亂方寸的空間，若社會不穩，外資將望而卻步。他更引述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指出星洲必須處亂思治。
對新加坡歷史與社會發展有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系教授伍美琴解釋， 「新加坡很多東西要靠自己，連水也要自給自足，所以常會用整個國家的集體的觀點去鞭策很多的事情——我們只是一個那麼小的國家和地方，如果不團結做事，很容易會很亂，甚或整個國家無法運行。」伍美琴認為，這種視自己為地圖上一個「小紅點」的意識，也間接令人民行動黨（PAP）可以長期執政，「它一直用這個論述去建立國民靈魂共同體。」
憂患意識如何推動有效管治
新加坡的憂患意識強烈，「不自強就會被世界所遺棄」更可謂新加坡精神的核心。鄺健銘分析，在抗疫工作上，新加坡也是把危機論述和在國家的生存拉上關係，「新加坡政府的潛台詞是政府已很有經驗和準備，應對上也很快和充足，市民不需要自亂陣腳。香港為何會亂？是因為政府也亂，用上陳振聲的說法，市民又『白痴』，加起來就是一個『完美風暴』。如果不保持新加坡既有的危機意識和紀律，國家不穩定，就什麼都不用說的了，更加不用講生存。」
居安思危其實是老生常談的管治哲學。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社會對SARS的沉痛經歷記憶猶新，面對突如其來的新疫威脅，社會人心惶惶，然而香港政府在抗疫過程卻顯得步履蹣跚，未能使社會信服其具備應有的危機意識與管理應對能力。鄺健銘引述彭博社近日一篇形容香港正淪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評論文章指出，當政府無法推出有效政策，整個社會很驚慌，結果會引起投資者警惕，「因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如果政府在這些事情上也沒什麼作為，沒什麼危機意識，那人們就會擔心在日常金融、貿易中心運作上，政府是否可靠？投資者的風險會否增加？」
居安思危的關連義涵是「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曾在新加坡生活三個月、研究當地在土地資源短缺下規劃與發展的伍美琴，對此想必深有體會。她認為，政府做出成績，人們就會相信政府的管治能力，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在房屋需求、社區建設、打造綠色宜居城市，以至日常生活各個方面嘗試照顧市民所需，令人民感受到政府的確有為，相信政府可以令他們安居樂業，「當地國民也有怨氣，但很少會很尖銳反對聲音，因為他們很多也是政府政策的得益者。」
新加坡做得到，香港做不得？
新加坡和香港有被英國殖民統治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等共通點，但過去數十年的社會發展軌跡，早已令兩地走向不同的道路，最明顯的分別當然在於新加坡如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一個特別行政區，不少論者比較兩地政府處理重大危機的方式時，都認為這是造成差異、分出高下的關鍵因素。鄺健銘便認為，「如何可以做到正常政府，是有一種自主意志，知道你所做的事要向國民問責，否則政治權力就會不穩，論述就會不穩。這是國家和特區的不同……新加坡的主人比較明確，就算他們對國民是威權式，他們仍知道國民是重要的，有主人的色彩，要贏得人心，不可以只用大棒去治國。反觀香港，在北京和香港人兩個主人之間，北京永遠是佔上風的，代價總是犧牲香港社會的需要，先滿足北京的意志。」
這種比較可謂深入人心，例如，因應今次肺炎疫情，新加坡早於1月底便禁止三類人士入境，包括持湖北簽發地護照的訪客、過往十四天內去過湖北省的任何國家旅客，而過去十四天到訪過湖北省並已入境新加坡的人，也必須接受隔離和傳染風險評估；反觀香港，政府與民間在「全面封關」針鋒相對問題上針鋒相對，不少輿論便歸咎「中國因素」拖累了香港政府的決策。
國家權力與地方權力當然不可能對等，但就出入境管制而言，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獲賦予了相關自治權力，事實也證明，新加坡實施的措施，香港也可推行。如果說香港應對疫情時在出入境人流管制上不果斷，問題究竟在於「不能」，還是「不為」？如果說香港政府缺乏管治能力，問題究竟在它不擁有自主管治意志，還是沒有自主管治的能量？香港無法在與新加坡對比中找到明確答案，反倒是看着一海之隔的澳門就不言而喻——與香港同為「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在這場抗疫行動中，從物資分配到出入境管制及社區抗疫管理，似乎都變成了榜樣，反襯出香港政府危機管理能力的低下。
回到陳振聲的那段錄音，當香港政府成為新加坡的反面教材，我們反過來可以從中汲取什麼教訓？鄺健銘作了精辟的總結，他指出，在抗疫過程中，至少新加坡政府會做些事情嘗試去令公眾不要驚慌，「香港是否一個failed state，要視乎用什麼為標準來衡量，如果用新加坡來作為標準，香港是一個Failed State……港府沒有解釋，懲教署每月造那麼多口罩到底去了哪裏，如何分配？為何醫護人員會不斷說口罩不夠，要靠有錢人去搜羅？如果說政府收稅並按需要把資源分配給有需要的人士，為何會停了機？這是很大的差異，他們做得比較好，而那種好，也只是正常政府應該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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