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衝突一個月 「藍」校長何玉芬：我只想細路平安
上月13日，示威者佔據比鄰交通要塞—紅磡海底隧道的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他們向通往隧道道路投擲雜物，意圖癱瘓來往港九兩地的交通。事件進入第五天，情況急劇轉壞，警方封鎖進入校園的出入口，切斷理大對外的所有連線，聲言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從理大走出來的人。困於校園內的示威者曾多次突圍均不得要領，有示威者以汽油彈及磚塊逼退警方，警方則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及水炮車還擊，雙方你來我往，彈藥聲不斷，火光處處，水炮車的藍色噴劑染滿街道，校園儼如戰場。
18日凌晨，傳出警方將攻入理大校園，到了下午，紅牆內外流言不絕，有指警方將血腥鎮壓，網民隨即發起「營救行動」，從尖沙咀、油麻地出發，試圖進入理大，但均告失敗。當晚，警方甚至揚言如果示威者繼續用汽油彈與弓箭等致命武器，警方會實彈還擊。
那天早上，理大校長滕錦光發表錄像講話，表示因警方反對而未能到場與學生對話。但到晚上，逾百位中學校長、教師主動進入理大「營救」學生，男的西裝筆挺，女的穿着高跟鞋，由於陸路交通受阻，他們一行人從立法會徒步到灣仔碼頭，乘搭渡海小輪到紅磡，再走至理大附近。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何玉芬便是其中之一，問她為何，她說只想每個「細路」平安回家，即使被誤會為「藍」，被誤會為是「林鄭月娥」的班子，她也只是輕輕一笑置之。
何玉芬憶述，18日下午收到來自社福界朋友的訊息，內容大概是連本來獲通融、可自由進出的社工也被禁止進入理大校園，「社工本應去現場支援，但似乎也不行了，事情再發展下去會怎樣呢？如果裏面的人出不來，就會以暴力突圍，警察也會以暴力回應，預計會比之前流更多血。」
唯一動念 只想學生安全
作為中學校長，知道裏面有中學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作為中學校長，知道裏面有中學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帶着這個想法，她組織了一群中學校長，又找到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立即草擬了一份聲明，並召開記者會，臨時決定要去理大現場，嘗試進去「執細路」。從立法會出發到理工大學附近，用了將近三個小時，邊走邊收到不同校長及老師的求助電話，在電話與電話之間，她才想起許多後續問題—例如成功「執仔」後又如何呢？是怎樣登記資料？萬一被捕，應找誰？
回想起來，她也忍不住笑自己和身邊的校長：「明明校長都屬於比較理性的一群，平日都從管理角度出發，但當晚有沒有細節部署？有沒有完整的計劃呢？好像又……」她頓了頓，續道：「但唯一，我們想學生安全離開，他們不能夠上警車。」
走了很遠路，與警方、社會福利署人員周旋了很久，一行人才得以踏進理大。甫進去便聽到被困者叫罵：「你們來幹什麼？你們是不是來騙我們走出去？」何玉芬的名字及電話更被上載至網上討論區與社交平台，有人說她是「藍」的，有人更說她是特首林鄭月娥的人，全因為她是今屆政府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當時公開自己的電話，是希望讓想來的或想找學生的校長聯絡到我⋯⋯」何玉芬展露出一貫的笑容道：「開學那天，我才叫同學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排斥別人，想不到會發生在我身上⋯⋯不過，我懷疑林鄭知不知道我是誰？哈哈！」她明白這種標籤背後源於不信任，在她面前是一個個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失望的受傷靈魂，「不是一次爆完個（催淚）彈就解決了事情，它深深腐蝕了每個人的信心。即使我面對鏡頭大聲疾呼（澄清），他們也會不相信。」
大眾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帶來對話的機會。政府沒有適切回應，次次出來都是說一樣的話。不要說年輕人，連大人也有這種感覺。
「在整個社會事件中，由政府到警方都展示出對話與信任的割裂。一次又一次清楚的訴求，起步時是很少有大型衝突，大多數人走出來都是和平理性的，但慢慢發現，原來無論是真相也好、政治上的對話也好，都體現不到，慢慢……和平遊行幾近消失，（大眾）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帶來對話的機會。政府沒有適切回應，次次出來都是說一樣的話。不要說年輕人，連大人也有這種感覺。」
違法與否 他們都是學生
當「黃」的質疑你是「藍」，「藍」的又說你作為校長是助長「暴徒」暴行，有沒有一刻覺得「左右不是人」？在何玉芬與一眾前去「營救」學生的中學校長眼中，無論學生有沒有做任何違法行為，他們的身份依舊沒變，依舊是自己的學生，「我們不是懲教人員，也不是警察。我們不用幫警察做執法工作，我們只做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不是說他（學生）犯法不用承責，我們也從沒有講過他們一定不用承擔責任。當刻是覺得他們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我們是他們的師長，我們願意承擔起照顧他們、令他們感到安全的責任—當然，我也曾質疑是否可以做到，但當刻覺得警方或者政府要考慮什麼都是後話，總之，我們想就算不可以（讓學生安全離開），也要有部份校長可進去（理大）。」
網傳有自願離開並被警方抄下身份證號碼的學生，翌日便有警方上門搜屋，加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一改口風，稱自願離開的青年是「自首」，校長們不得不立即再發聲明重申立場，強調「學生自願離開不等同自首，自首是承認犯罪」。何玉芬對李家超的言論感到愕然，「這是我們由始至終所堅持的，這不是一個自首行為，學生走出來不用上警車。」對於網傳消息孰真孰假，她表示已多番向其他校長求證，暫時沒收到任何經核實的消息。
示威者被警察圍困校園，不但隨時會斷糧斷電，還得面對外界此起彼落的「血腥鎮壓」流言。他們害怕，人人都想逃走，試過往校園外跑、跳下火車軌、潛進坑渠、天橋游繩⋯⋯為了不想被捕，他們以性命作賭注。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成功的人因為逃得掉而對留守者感到內疚，失敗的人退回校園，再度尋覓出路。
漸漸，走的人多了，留守的人少了。由一開始有逾千人，到幾百人，再到幾十人⋯⋯一個個離開，何玉芬說她是在第二天（19日）才進入理大，已經很難看到留守者的身影，她與兩位老師逐棟大樓、逐層逐間房叩門，見到留守的痕迹：睡袋丶吃過的杯麵丶喝了一半的樽裝水……「當中有多少人在困局中逗留過、受困過、遭孤立過？他們出來之後情緒會怎樣呢？我相信很難不出現創傷後遺症。」
大人不是高牆 沒人能放棄細路
她看見「細路」就主動攀談，但大多都不理會她。她遇到一個僅15歲、稱呼自己為「全職抗爭者」的中學生，「（從對話中）看到他感到孤單：與家人撕裂，同伴又愈來愈少。（他）像是上了馬車，上的時候未必很清楚為何要上，你叫他下來，他也不知怎樣下來，他已經參與了那麼多次示威、做了那麼多，我也不敢直接問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初衷是什麼。（青年）對未來的感覺是很無力的，但可惜的是，他們身處於這個時空，經歷了又可惜又可怕的日子，認為自己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可輸），甚至是他們的life（生命）。」
對於「大人」，他們失去信任，於是把「大人」想像成是敵對的「高牆」，作為教育場所的學校亦首當其衝，居於上位的校長、老師無可避免地被看作會打壓學生的「高牆」。「作為教育團體，學校真的不可能是不同政治持份者表達政治訴求的地方，學生（行為）有時會踩過了少少界，對校方很不信任，連傾也不傾，『黃』的『藍』的都會罵（學校）。」仇恨的魔爪不斷伸延，「當憤怒愈來愈escalated（積壓），（學生）就將對政府的不滿遷怒於學校，這是真實存在的，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何玉芬身兼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過去曾到不少學校舉行生涯規劃的講座，教導老師如何指導將要升學或就業的中六學生如何思索前路。在這半年，她曾思考老師在這個時候最想聽的是不是情緒治療？生涯規劃說來有沒有用？還有人想聽嗎？可是，在青年愈覺得前路昏暗的時候，她愈希望為他們點一盞燈，燈未必能指示他們走一條絕對美好的路，但至少讓他們看到未來有無數可能。
有人是很恐嚇式地說，不會聘請未來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說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氣的話。
對青年，她溫柔；對成人，她棒喝。「有人是很恐嚇式地說，不會聘請未來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說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氣的話。如果大人可公平冷靜處理不同事情，他們（青年）是會看在眼裏。」
何玉芬常叫青年做「細路」，笑說只是因為他們的確比自己年輕，毫無貶低之意。「大人」與「細路」不該是對立，世代與世代之間是命運共同體，難言誰放棄誰，「他們真的不是奇怪的人，（脫下裝備）就真的只是我日常在學校見到的學生而已。」封鎖校園將近兩個星期，警方終於11月29日解封理大，「現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骯髒得很，要不斷過濾，但上游的污染不去處理，問題不去解決，下游做什麼也沒用⋯⋯現在叫學校要紀律處分那些學生，是再把我們僅有的信任關係重新對立起來。」
現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骯髒得很，要不斷過濾，但上游的污染不去處理，問題不去解決，下游做什麼也沒用。
「細路只會覺得，還有什麼好講（對話）呢？」過去半年，由初夏走到初冬，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沒有因為冬天的到來稍為降溫，而下一個夏天到來，會不會又把仇恨的火種再燒得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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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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