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後修例時代 區議員怎樣實踐地區治理
反修例風波效應下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破天荒贏得逾85%民選議席，將主導17個區議會。這無疑是一場「政治表態」，絕大部份選民不滿特區政府而投票「懲罰建制」，令自詡「地區工作紮實」的親中陣營潰不成軍。然而，深耕細作不再重要了嗎？大家又樂見區議會成為像立法會一樣的表態場嗎？當政治熱潮退卻，空談政治口號的區政工作何以為繼？當地區治理表現欠佳，難道要依靠新一波的政治動盪來爭取連任嗎？遍體鱗傷的香港，還經得起折騰嗎？
歷時逾六個月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換」來民主派區選的空前勝利——在452個民選議席中取得385席，比2015年的126席多了兩倍，當中有逾百人未曾從政；除此，民主派亦在全港18區區議會中掌控17區，將主導地區事務。相反，區選常勝軍建制派一敗塗地，議席由298個驟減至59個，民建聯更痛失近百席，剩下21席，被91席的民主黨取代區議會第一大黨。
選民的美好願望是，藉此選舉作「政治表態」，反映對特區政府及親中陣營的不滿，同時亦期望新議員能為社區服務帶來更多貼合民心的改變。然而，「我們想要怎樣的社區」這問題，就像「我們想要怎樣的香港」一樣，一直沒有共識；在警民衝突開始降溫的後修例時代，以及未來四年，重新洗牌的建制、泛民和素人，又該如何走好區政之路？
自由黨楊哲安 —— 一對十四，怎樣以寡敵眾？
訪問當天，楊哲安比原定時間早到。穿起筆挺的西裝，舉手投足斯文有理，很難與「區佬」扯上關係，但談不了數句就會發現，他骨子裏其實「很區佬」。身為自由黨元老、立法會前議員楊孝華之子，楊哲安很早便經過政治洗禮——16歲為父親助選、27歲加入自由黨、32歲出任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2012年任期結束到獵頭公司工作，三年後再半隻腳踏上從政路，出戰區議會選舉的薄扶林選區，卻敗給爭取連任的司馬文；至2017年，他轉戰山頂區補選，並以1,378票當選，成功接替獲委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的黨友陳浩濂；到是次選舉，在意識形態高漲下，他以2,422票、近七成得票率、約1,400票的差距順利連任。
這是自由黨僅剩的五個議席之一，也是中西區區議會15個議席中唯一的建制派。有學者認為，建制派保得住若干富貴選區的議席，可見政治分歧的階級性愈來愈明顯；而楊哲安認為，自己的連任其實帶點「僥倖」，因為他只服務山頂兩年，「從選民角度而言，為什麼兩年後要轉另一個人？應該想多給我一些時間去做事。」除此之外，他也受惠於自由黨在修例風波中的政治形象不太鮮明，不但沒有發表過什麼極端聲音，「榮譽主席（田北俊）還會批評政府，在那麼大的政治風暴下，（自由黨和我）僥倖避過這個劫。」的而且確，除了民建聯的潰敗，62人參選的工聯會也只得五個議席，25人出戰的經民聯則只有三人勝選，派出28人角逐的新民黨更全軍覆沒，11人出征的自由黨有逾四成的勝選率，戰果已算不俗。
不過，除了選民心態或政治氣候等「先天優勢」，楊哲安也沒有忽視自己的「後天努力」。他當年補選勝出後，便舉家搬到山頂區，以切身感受並掌握該區的各種弊病，例如每逢有巴士在麥當勞道上落客時，非法停泊在右線的車輛都會造成短暫交通癱瘓，而他剛好在選舉前夕，成功爭取在麥當勞道增設單黃線，解決了非法停泊問題。另外，有別於傳統建制區議員，楊哲安認為洗樓模式已不再奏效，主張因地制宜才會事半功倍，例如他兩年來主動製作三份中英對照的工作報告《山頂報》，並印發6,000份寄給山頂居民，而他不但會企街站、舉標語提醒居民留意信件，還會利用電郵、網頁及社交媒體等與他們就地區問題互動。
然而，在社會動盪的當下，大部份選民把是次區議會選舉當作一場「政治表態」，似乎沒有太多人在意候選人的地區政績，有人甚至意圖把區議會變成像立法會一樣壁壘分明的表態場。不過，險中取勝的楊哲安，認為區議員及區議會都不應過於政治化；他說，兩年前山頂居民之所以選擇他，根本不是為了爭取政治訴求，而是希望他服務當區，「居民希望自己社區怎樣發展，便會選擇最能代表自己的區議員……如果我不做實事，只講政治訴求，這樣只會凌駕他們兩年前選我的原因。」
楊哲安提醒，打着鮮明政治旗幟走進區議會的當選人，參選時與當選後的目標不應一致：「選舉時目標只得一個，就是取得比對手更多票，但你勝出了，你的身份便不一樣，你有責任服務整區居民，而非僅限於投票給你、政治思想與你一致的人。」他又指，有些政治議題的確值得討論，但都不應該在區議會中討論，因為區議會應專注地區事務，而非處理非職權範圍的事：「你可以在特別會議、休會期間去做，但不要犧牲自己本份……如果在區議會討論立法會的事，那麼便不需要立法會。」他強調區政對事不對人，區議員也不能遺忘本職。
楊哲安的理想很美好，但實際可能會遇到不少問題，畢竟新一屆中西區區議會已經變天，建制派不但失去主導地位，更只剩下楊哲安這一席，日後區議會少不免「搞政治」。「僥倖」成為「黃中一點藍」的楊哲安，被貼上「 1:14 」的標籤，但被問及會否擔心寡不敵眾時，他卻反問，為何總要說一對十四？他表示：「其實這14位議員並非是一個黨，亦沒有誘因在區議會議程中有必然的一致性……區議會有多元聲音及政治光譜是好事，這亦很正常，但我認為選舉後，應將那些矛盾及敵我關係抹走。大家都是因為比對手多票，所以進來了，那麼we all earn our seats, let’s work together（贏得議席，便一起合作）。」
楊哲安坦言，不願看見區議會流於派別鬥爭，或成為政治角力場，「說一些大是大非、五大訴求也好，應在立法會行使這個權利，為什麼要凌駕區議會？」他也不諱言，區議員需要向選民及居民問責，他期望自己可避開「高大」的政治理念，找到共贏的民生議題，例如聯手解決野豬出沒所引起的衞生問題，「之前的議員經常收到投訴說有野豬，不可能選完之後就沒有人投訴野豬問題吧。」他重申，民生問題無分政治派系，亦不會僅局限於單一選區，更不會隨議席輪替而突然消散，故區議員責無旁貸，「如果我做不到，居民便會自己做。」
民意如流水，當政治熱潮退卻，選民會否重新重視民生問題？若主打政治的區議員表現不濟，又能否藉打造新一波的政治動盪順利連任？究竟建制、泛民和素人們應該如何走下去，楊哲安說，這還看四年後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香港，「如選民認為選擇區議員應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即使犧牲某些地區服務也在所不惜，如果選民接受的，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楊哲安淡然地表示：「投票有權亦有責，當你能夠行使這個權利，你就有責任去接受結果。」
新民主同盟任啟邦——泛民當道，只靠政治主導？
訪問的早上，甫踏進議員辦事處，門口便有一堆準備派發的月曆；探頭一看，只見一名街坊坐在桌前，看着為他抄寫個人資料、申請長者福利的任啟邦，那時任的助理還未上班。
「這並非個人地區工作的選戰，而是政治表態居多。」任啟邦這樣總結他的第五次當選，坦言反修例風波令社會兩極化，儘管有113名民主派議員成功連任，但也有逾百名空降參選的素人以大比數拋離對手當選，可見這勝利不可全數歸功於民主派的地區工作表現。
任啟邦自2003年起便在大埔怡富區當全職區議員，在今屆區選中更以6,028票、逾七成得票率成功連任。當了十六年區議員，任啟邦的區政心得是，政治表態和地區服務沒有矛盾。他在競選政綱寫上「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十隻大字，當中除了提及反修例、要求獨立調查、重啟政改等內容外，亦對規劃新鐵路、擴建醫院、興建圖書館等民生議題着墨不少。「我地區服務勤力，但同時我政治立場站得堅定。」他接着說，區議會應以地區事務為主、必要時也需就政治問題表態，但他也坦言，區議會未能解決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我們爭取五大訴求及獨立調查……我認為需要表態，但在區議會中是否有實效？當然未必。」
任啟邦對自己的地區服務很有信心，歸納其工作主要包括處理居民個案、發掘社區問題、以及公眾諮詢三方面。以後者為例，以往他就某些社區問題諮詢公眾時，形式較為單向，如反對交通服務加價時，只會做簽名運動及派發傳單，但在過去四年，網絡世界成為了他和居民的互動平台，當運輸署就巴士路線諮詢區議會時，「我們（區議員）是最先知道的一群……現在大埔群組都有12萬人，你派一個題目出來，如果題目吸引也可吸引數百個回應及反建議。」他從四年前便開始善用社交媒體接觸居民收集意見，為他們充權。
除了利用社交媒體促進溝通，任啟邦不忘補充，「蛇齋餅糭」也是區議員不得不做的事，儘管他沒有太多資源，但仍會邀請企業向街坊派發禮物。作為香港選舉特色文化的「蛇齋餅糭」不時為人詬病，批評其窄化了民眾生活的欲求和想像，擔心選民一旦囿於物質引誘，將會習慣資源分配權力和政治參與機會被褫奪的狀態。因此，每逢議會更替，總有人提倡民主派應該跨越「蛇齋餅糉」的地區政治。任啟邦也深知「蛇齋餅糭」不是區議員工作的全部，對他來說，區議員已從政策的溝通者進化成民意的倡導者，因為市民更願意表達意見，不再依賴代議政制的民意代表反映意見，故區議員應該主動連結這些社會資源，改善政府施政。
大埔區議會共有21席，當中有兩個當然議席，上屆選舉民主派只有六席，今次則全取民選19席，將盤踞多年的建制派一舉拔起，在可預見的四年內，大埔區議將會出現不一樣的光景。任啟邦期望，民主派主導議會後，能向政策局施壓，要求官員到區內諮詢及解釋政策，真真正正落區收集民意；其次是監察撥款運用及工程項目，如去年民建聯黃碧嬌提議在運頭角里興建涉款630萬元的避雨亭，遭其他議員和市民批評造價高昂，最終只好撤回建議。
為何認為民主派主政後才能向政策局施壓、甚或阻止濫用撥款？任啟邦表示，往屆區議會有劃地為牢、各自為政的積習，「如我（選區）只管理九幢樓，我就只照顧他們需要，興建涼亭及凳，其他問題我不管；又或是各議員各提一個方案，將錢（撥款）分開廿份用。」他認為這並不可取，應建立平台收集跨區服務建議，以擴闊各個選區的區政視野，方可讓更多居民受惠，如一年多前成立的「大埔民主聯盟」，便一直擔當類似角色，連結區內議員、社區主任、素人等地區工作者，共商地區事務。任啟邦強調，區議員可直接參與地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與所有地區專員商討地區問題的解決方案，民主派就可透過委員會在地區發揮更大效用。
此外，區議會各處鄉村各處例，改革呼聲從來不絕於耳。在本屆區議會選舉贏得32個議席的公民黨，於上周召開記者會講述來屆議會的主要工作，當中不乏區議會改革的建議，包括取消區議會授權票、改革增選委員制度、改革地區撥款方式、引入直播會議制度等。任啟邦亦認同地區工作以外，議會改革同樣重要，他亦曾做會議直播，當有網民即時回應或提供建議，他便可趁會議仍在進行時提出，同時直播亦有助監察議員的表現，「其實沒人知道議員在會議上說什麼，（可能）你在外面說爭取但裏頭卻不出聲。」
任啟邦對區議會有不一樣的想像，推動他的不是未來四年成為「大多數」，而是過去多年的教訓。2003年，民主派憑着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掀起的政治浪潮取得逾四成議席，任啟邦也是當年「受惠者」之一；不過，並非人人都能撐得過政治退潮，2007年民主派的議席由161席減少至106席，任啟邦是「生還者」之一。為何能倖免？任啟邦說，是從師傅關永業及鄭家富身上認清政治工作的重要，也看到區議員不能不交地區功課的事實。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眼看政治浪潮再現，任建邦感受至深，坦言泛民陣營由2003年到2007年的落差使自己時刻警惕：「反修例運動令更多人醒覺議會是重要戰場，市民走出來向政府及建制派表達不滿，使民主派選情略為樂觀，但對政府的不滿只是一刻，不是永恆的。」因此，如何好好管理社區，讓區議會工作貼近民意，成為民主派未來四年的一大考驗，他們又應該怎樣避免翻盤的戲碼再度上演？任啟邦認為，政治巨浪雖令後生一輩成功上位，鞏固票源、讓社區民主及地區工作扎根，方能為2023年換屆選舉提高勝算，總不能、也不應期望每次區議會選舉都有社會動盪或運動作承托，因此必須珍惜這次機會，在四年內好好做事，鞏固自己實力，「否則一來對方（建制派）蛇齋餅糭更多，二來你做得不好，下一屆也不會再得到市民支持，這反效果便會很大。」
他最後語重深長地提醒，在今次選舉中，投票率激增，而建制派票數也有進帳，「如果回歸至正常投票率，或許許多當選者下屆會輸。是次的政治氣氛推選一些新人上場，這是可一不可再……地區工作做得不紮實，換屆便要說再見。」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巫啟航——民生工作，何以為繼？
「當初預計只是剛好贏一點，沒有預料最後結果相差那麼多。」逾百名空降的政治素人成功當選新一屆區議員，28歲的巫啟航也不例外。乘着民意海嘯，他在元朗宏逸選區以5,100票，大勝連任兩屆的建制對手2,200票，坦言民主派的勝利歸功於政治氛圍。不過，他並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區議會首要處理民生事務，惟這個諮詢架構缺乏行政權力，倘若泛民要避免重蹈2003年的覆轍，必須透過另一模式做好地區工作，加強地區倡議角色。
巫啟航2014年起接觸社區工作，以「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天民台」）參與社區事務，曾致力改善天水圍街市不足的問題，奈何當時只是「天民台」的社區主任，人微言輕，所能調動的權力與資源也有限，沒有什麼成效。「我們去信政府相關部門邀請官員落區視察，永遠都叫不動。其後我們加入一些聯盟如『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組織力量更大，才能請得動官員落區視察。」巫啟航說，他上任後就可把居民的聲音帶入議會，直接為街坊發聲。
元朗區議會變天，39席民選議席中民主派取得33席，巫啟航期望，他們將帶來區政新氣象。他解釋，過往建制派主導區議會，地區規劃上素來沿「由上至下」模式，即由政策局或區議員一手策劃，許多方案在推出前，未有妥善考慮及諮詢居民需要，居民更對施工項目一無所知，區議會在項目落成後，方知不貼合居民需要，資源沒有用得其所；例如特區政府每年撥款數億元予區議會展開「小型地區工程計劃」、「社區參與計劃」及「社區重點項目計劃」，而元朗區議會曾動用逾2,500萬元為天水圍的行人路加建上蓋，當中涉及天逸邨逸潭樓對出巴士站至俊宏軒多層停車場等五個路段，但居民直到工程動工，仍然對項目毫不知情。
「過往這些地區小工程都是由區議員話事，項目的設計、物料及施工方法，街坊一無所知。」巫啟航有氣沒氣地說，即使他在明年1月接任，但對於項目細節無從稽考，只知道工程的預算及簡單內容。他期望民主派合力扭轉舊有社區規劃模式，從居民角度出發料理地區事務，「從下至上」規劃社區，讓居民從過往被動知會，變成參與其中、共議社區發展。
要改變區議會，民主派議員就不能再各掃門前雪，而新一屆元朗區議員也已經有所行動。路政署前年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17億元撥款，興建有蓋高架行人天橋，以連接朗屏西鐵站至教育路，儘管過去由建制派佔優的元朗區議會通過計劃，但因造價過高備受多方反對，令政府於去年10月抽起有關申請的討論；然而，路政署卻於今年2月就天橋項目招標，惹起「偷步」疑雲。目前，民主派五位現任及28位候任元朗區議員，已聯署向路政署發信，強烈要求擱置該項目，並建議討論方案替代「17億天價天橋」，解決市民需要。此外，「徹查7.21事件」是元朗區民主派候選人的聯合政綱之一，候任的張秀賢已表明，民主派將在區議會首次大會成立工作小組，以聽證會形式，由受害人、目擊者及相關人士作證，望能還原真相。
巫啟航坦言，自己政治經驗較少，為了盡快上手，只能馬不停蹄工作，翻查過往文件及會議記錄，尋找往屆不足。早前有一個畫面讓他很深刻，輕鐵站被示威者破壞，導致沒有輕鐵服務，「大部份街坊在意的並非年輕人破壞輕鐵，而是反問為何天水圍北，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到鄰近的元朗及屯門。」由此可見，天水圍北嚴重倚賴輕鐵，交通工具單一，亟待跨區解決問題，與屯門區居民共商方案。不再囿於地域限制，這或許就是他理想的區議會模樣。
荃民議政劉卓裕——從反自動當選到反傳統
「當時只是想着要參選，沒有想到會贏，但自己是那種不願服輸的人，沒理由只是為了參選而參選，應該為了勝出。」劉卓裕簡單一句，總結了近半年的心路歷程。在民意海嘯下，荃灣愉景區政治素人劉卓裕以4,498票，擊敗扎根八年的雙料議員田北辰，令不少人大跌眼鏡。他不諱言，因反修例風波萌生參選念頭，「本來並沒有打算參政；我們從事公關工作，很多時候都會『mon post』，看到很多新聞與社會動盪，自己感到很心悒。」與此同時，他在Telegram群組認識一群網民，共議區選大計，經過一番討論後，他便決定空降參選愉景區。
「反對自動當選」或是輕於鴻毛的選舉口號，重於泰山的地區工作才是來日的焦點所在。劉卓裕說，日後工作主要分為兩部份——首先是在議會上，民主派16位議員會就康樂、交通、設施及環保等議題分工合作；其次是落區接觸市民，了解他們所需。大學時期當過議員助理的劉卓裕坦言，望能扭轉「街坊福利會」模式，不止發放「福利」，更要凝聚社區共識。
劉卓裕雖是從政新手，但自言廿年的公關經驗及不同界別的網絡，可彌補傳統區議員的不足，故能從新角度規劃社區，為荃灣發掘新定位。以他熟悉文化康樂事務為例，荃灣曾舉辦不少文化康體活動如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卻甚少人知曉；他批評荃灣區議會對文化康體的推廣及規劃不足，更沒有善用資源，期望能協助加強推廣，並為撥款把關，免得資源付諸流水。
上文節錄自第19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9日）《進入後修例時代 區議員怎樣實踐地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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