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三】議員短視：小選區制度　淪街坊保母

區議會沒有實權，令區議員很多時也感到有心無力。前文提到，才上任一屆的區議員譚駿賢和劉其烽，約三年多過後，二人深深體會到，區議會在架構上的局限，而政府所謂的諮詢，也只是選擇性聆聽，這是制度造成的流弊。若要政府改變政策或是針對地區議題提出改善措施，最大的力量就是集合眾多區議員一起向政府施壓。單憑個別區議員跟進議題，難以對政府構成壓力。可是，在這樣的制度下，卻又進一步促成了部分區議員不作為的心態。

承接上文：【區議會．二】政府無力監管拖延多年　譚駿賢︰區議會如「妹仔」

譚駿賢的友愛北選區和友愛南、屯門市中心的居民，是受屯門公園噪音影響最深的。他憶述光復行動之前曾聽人說：「那區是譚駿賢的，不是我的，不要罵我。這是很荒謬的，是不是屯門公路不是你的選區就不出聲？屯門醫院也常有問題，你是不是不出聲？為何這種思維會滋長呢？這和小選區的選舉制度有關。」

譚駿賢對此感到生氣，但認為怪責個別議員或黨派沒有意義。「政府不改革變為大選區，那大家的目光就只會在那一小塊，每個選區有多少人投票？有二、三千人投你就可以當選了。這是小選區的弊端。」

現時的區議會選舉在18區下再按人口比例劃分小選區及議席分布，人口基數約為17,000人，假若投票率低，因應各區區情，一般只需數千票便能當選，涉及的可能只是三、四幢大廈的居民，變相令區議員往往欠宏觀思維，忽略了全區發展。區議員視野狹隘，可說是由制度造成。

多年來研究選舉及民主發展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小選區令區議員更着眼於只滿足少數居民，這也是多年來的選舉發展令他們有了這種慣性。「社區有不少問題是經歷多年後才出現，他們未必那麼敏感，他們不需關注比較大範圍的問題。加上區議會沒什麼權力，他們就不需要思考那麼多的規劃問題，到真的殺到他的選區才算。」

既定勝選模式　重視貼身服務

區議員該做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少人對於區議員的想像，除了被譏諷已久的蛇齋餅糭外，更多的是「街坊保母」—為街坊解決生活大小事，無微不至地服務居民。

「很難具體去回答。街坊說水喉漏水，是水喉匠的職能；阿婆說燈泡壞了換不了，是電工的職能；在巴士線上開個站，是九巴的職能；有阿婆說沒有人陪我看醫生，這是陪診員的職能。區議員要解決日常生活的事情，但也有日常生活的政策和服務要跟其他部門溝通協調，很難給予更實在的說法，要看大家對於區議員的定位是什麼。」談到區議員的工作時，黃宏滔這樣說。

馬嶽認為有兩個制度因素導致區議員有這種心態：過往選舉累積下來的經驗和選舉制度的勝選邏輯。區議會選舉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三十多年來，區議會的運作以至區議員的工作和選舉文化，讓選民養成一種心態，期望區議員能包攬一切，包括提供服務和福利、代理各類地區訴求、解決個人問題等。

「最好是區議員幫你搞掂晒。你說推動公民參與，社區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們一起討論，這是理想化的說法。」馬嶽解釋，不少選民期望區議員直接幫他解決問題，而不是告訴你要參與討論，自行發掘問題和改善社區環境，久而久之就會有參選人迎合這心態，成為既定勝選模式。「做得好的人就會勝出，你叫街坊一起討論，提升公民意識，自己發聲，這種方法往往不能勝出，反而是幫選民解決問題的人獲勝。」

「第二是整個選舉制度，由於選區很小，若（候選人）能透過活動和服務認識街坊，幫他們解決日常生活相對細小的問題，就會勝出。假如只選黃大仙下邨，你跟我說整個黃大仙的問題，講到天花龍鳳也無法助你獲勝。蛇齋餅糭講到好像很功利，但就算我們只講資源，也是講求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親密的人際關係）和能否提供貼身服務，於是很多區議員把精力用在那些事情上，減少說政策層面和規劃上的事情。」馬嶽說。

這種說法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中體現了出來。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城市研究課程前副教授姚松炎曾於2015年與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等人組成「城鄉共生連線」，參加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

當年他出選港島南區置富選區，挑戰爭取四度連任的獨立議員兼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姚松炎在競選那八個星期裏實踐了一次公民參與，和居民談對地區願景、應該如何撰寫政綱，甚至做了下一屆區議會支出預算案，希望一旦當選可以按居民的意願落實政綱主張，最終仍以2,223票不敵朱慶虹的2,762票。

後來姚松炎於論壇《區選之後，社區民主何處去？》總結自己的經驗，提到選民一開始可能聽不明白公民參與、社區民主這些概念，仍會覺得選區議員出來就是幫他們做事，認為這是他敗選的其中一個原因。

難建強大聲音　迫使政府跟進

公民參與、地區保母、蛇齋餅糭，區議員並不是只能三選一，但無可否認，從過往經驗看來，認定後兩種做法的選民較多，大部份區議員因而把工作重心偏向這兩方面。馬嶽認為，選民對區議員想像的局限，是一個雞與蛋的問題。「是因為幾十年也是這樣選，令街坊期望區議員是做這些的，再多也做不了，還是因為街坊本來也是期望這些微小的事，令區議員只能如此做？這個問題較為難答，我傾向兩樣也有。」

回頭看上水水貨客的問題，水貨客問題多年來令上水居民深感無奈，因而成為居民其中一個最關切的議題。可是，水貨客問題沒有成為北區區議會選舉的決定性因素，不少議員關注的重點，還是個別選區的交通和居民服務。

北區區議會長期被建制派主導，本屆22個議員當中，只有4位是民主派議員。民間組織北區水貨客關注組早於2012年成立，召集人梁金成認為，無能的政府政策和失效的區議會正是水貨客問題無法解決的主因。多年來，他們在上水搞光復行動，希望政府正視，但「一周一行」和港鐵修改附例這些行政措施卻效用不大，部份建制派區議員不但不支持原意為遏止水貨客的「一年八行」議案，更指走水貨屬於本土經濟活動，沒有大力向政府施壓。

談到相關問題時，本屬無黨派、剛加盟新民主同盟的劉其烽引述隸屬民建聯的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和工聯會黃宏滔的發言。蘇西智曾說：「水貨在北區是正常的經濟活動，他們在這邊執貨，若說不容許，要馬上趕走、檢控，但你去旅行也會買東西，為何不讓人家買？那樣會打擊北區經濟。」黃宏滔則表示，「小時候石湖墟也有很多賣石油汽罐的店舖，現時也沒有了，這是時代變遷。經濟結構不同時，石湖墟也會變的。」

劉其烽反問：「這是正常經濟變遷嗎？憑這種思維怎解決到水貨客問題？建制派認為只是秩序問題，主席說不如找個位置讓他們執貨，還要給他們地方執貨？決心在哪？你看現時的石湖墟，藥房愈開愈多，這是正常經濟活動嗎？結果墟內沒有正常的民生店舖。」既然水貨客問題持續，為何居民在投票時仍投給沒有積極跟進的區議員？劉其烽解釋：「建制派資源較多，可能照顧得他們（居民）較好，上次選舉梁金成也有1,975票，但沒有勝過建制派的蘇西智。我相信居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建制派議員）聲稱自己代表民意，但選議員不單純因為一個議題，他們可能在民生議題方面做得很好，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馬嶽認為，在屯門公園和上水水貨客兩個問題上，兩個議會都有明顯問題，就是建制派佔大多數，建制派於這兩議題上不太積極，導致沒有強大的聲音迫使政府解決問題。「如果區議會的聲音較大，雖然不代表可以根治問題，但當局會做更多事情。兩個問題程度上有不同，屯門公園的問題相對易處理，康文署可以加強執法和巡查，以減少噪音，而水貨客問題較為複雜，牽涉到警察和海關。但兩個問題給人的感覺，是行政部門的處理力度很弱，也看不到區議會給予足夠的壓力。」

從屯門公園及上水水貨客的問題，可以看到區議會在憲制架構中處於困囿之中，加上部份議員視野囿於一隅，不太着重整區發展，難以對政府構成壓力，從而調整政策。「地區問題，地區解決」是否真的只是一句空話？在現時的限制之下，區議會和區議員又能做些什麼？

繼續閱讀︰【區議會．四】區議員無能為力或自我設限？ 黃英琦︰沒有被規劃

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區議會之「不能」與「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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