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二】教師必須中立？　如何不讓立場影響教學

8月17日的遊行並非教育界首次就反對《逃犯條例》修例發聲。早於6月初已有300所中學師生校友聯署表態、逾13,000名教育界人士聯署聲明反對修訂；政府堅持草案如期於立法會恢復二讀後，亦激發教師及學生發起罷課聯署，數千名師生響應。大型社會活動必然備受爭議，教師參與其中，難免因其工作性質及職業規範而受掣肘，家長或會因怕教師政見影響下一代而有所顧慮，教師立場或觀點也會被放大解釋。在這背景下，任教中史、通識、公民教育等被政治化的科目的教師更為尷尬，不單是因為國歌法、六四等等涉及政治敏感及可供表態的議題會將教師推向政治風眼，教師如何在課室教學也會成為焦點所在。

承接上文：仇恨言論充斥下如何言教身教

教協理事、通識科教師陳曦彤形容，在課堂中，教師是促進者，嘗試協調學生檢視不同觀點或之間的矛盾，點撥釋疑，令課堂有多角度思考，而教師的個人政治立場不會牽涉其中：「我的立場、學生的立場對我來說沒有關係，我要做的目的是認知全面的事實，再進行技能實踐，這在教學專業中是重要的。」

「第一是講真話，第二是全面的講解事實，第三是向公眾解釋，讓公眾了解教育界，這些是教師專業很重要的部份。」陳曦彤認為，身為教師，需要給予學生全面的真相，而不能說沒有事實基礎或只求政治正確的空話，此外要積極讓大眾了解教師的工作、教育界的操作及發展，而為社會議題發聲也是值得堅持的。

授業解惑，貴在持平

「一般而言，我認為自己是學生的榜樣，即很老套的『傳道、授業、解惑』。大家都會認為價值觀是最重要的，這方面是有一定操守，其次是教好書，亦有陪伴學生的角色。」通識科教師許承恩說，自己不敢誇耀，但確實覺得教師專業可被演繹成一種精神，而當政治立場凌駕教育專業時需要商榷。

許承恩認為，教師的教學中立與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是一脈相承，「如果是說公務員的政治中立，你找回最原本的定義，就是你執行政府政策時，你不會受政治取態左右。而教師的中立某程度上並非真的『企中間』。」他坦言，中立一詞很誤導，「『中立』也是一個立場，你就是騎牆明哲保身，不想得罪雙方。」在他眼中，老師有政治立場沒有問題，「我覺得沒什麼必要掩飾立場，重點在於施教時能否給予學生充分空間、時間發表任何的政治立場，並提供足夠資訊、基礎知識供學生發表意見，亦可以公平處理意見，不會因為學生的發言給予一些不公平的懲處。」

暑假即將結束，但抗爭活動沒完沒了。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青年反修例關注組及香港眾志組成的「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有意於9月2日開學日開始，以「一周一罷」形式罷課。籌備平台早前曾就罷課行動進行問卷調查，訪問接近兩萬名受訪中學生，當中逾七成人將升讀中四以上年級。調查結果顯示近九成受訪學支持罷課，亦有四成學生願意無限期罷課；而在表態支持罷課的學生中，多選擇「校內集會」及「分區公眾集會」這兩種形式罷課，籌備平台指屆時會為罷課提供支援，亦會繼續以問卷形式了解同學意願。

許承恩在校任教初中中史及高中通識，又是副校長。訪問之時正值學界醞釀罷課，他認為只要一天尚沒開學，一天仍有很多未知之數，但他強調，不論社會多紛亂，他處事及管理校務的原則不曾改變。「我作為副校長，我要鞏衛的是什麼？第一就是學生可以自由無懼地表達意見，我要鞏衛的並非某一立場的意見，例如有學生父母是警察，他不一定是黑衫，但他都有權說話。」

許承恩認為，人人也有說話的權利，這不應受到教師的政治立場影響，「其次是學生的安全，我不想因為我的縱容令他們自己容易身犯險境，在法律上（學生）始終未滿18歲，如外出參與任何活動，也需要家長同意。」面對有意罷工的同工，他也要先說清楚罷工後果及學校人手安排等基本事宜，再讓教師自行衡量。

對於學界發起罷課，教協副會長、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表示，教協目前沒有計劃號召中學生及教師罷課。教協顧慮，大專生有足夠成熟程度自行決定是否及如何罷課，中學生則對社會事件的獨立判斷能力參差，故不會推動集體罷課或要求學生作政治表態，若中學生響應罷課，他建議學校按過去先例，安排在校內罷課，或以家長信等請假方式處理。葉建源提出，恆常罷課會對學校教育造成很大影響，不利社會及學生發展，希望政府能夠回應訴求，化解僵局。

國務院港澳辦在月初（8月6日）召開記者會，發言人徐露穎稱對有年輕面孔出現於香港暴力衝擊行動中感到非常痛心，奉勸年輕人迷途知返、懸崖勒馬。她說：「香港的學生第一課就應該是國民教育。」又認為香港很多學校，香港青年人缺乏國民教育，當有教師鼓動學生參與示威甚至暴力，家長沒有制止，不能單單責怪年輕人。

香港社會素來隱然有種想法：先將年輕人上街原因歸咎教育及教師，因此在課堂上教授國民教育刻不容緩。與此同時，新高中課程推行十載，通識科從第一年起已是討論焦點，爭議從沒停止，而每逢遇到涉及青少年的政治事件，推行國民教育的聲音亦不絕於耳，今天的學校教育有多大程度能塑造學生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

許承恩說，「年輕人愈來愈少倚靠教育塑造出來，教育對建立學生價值觀固然重要，但無可否認學生受網絡世界及朋輩影響更大，你問我學校如何追得上？」現時Telegram、「連登」等網絡平台等比學校的影響力更大，他坦言，6月初高叫罷課時學生實質迴響不大，校園普遍平靜，這讓他思考不排除現在的學校對學生而言，只是一個考進大學的平台，放學後才是他們展現個人價值觀的開始。

在這七十多天內，香港歷經多次大型遊行及集會，亦有多場衝擊及警民衝突，不論由「和理非」主導的運動還是「勇武」的街頭抗爭，都不乏青年面孔，說起青年，最直接聯想起的就是教育界。許承恩留意到，當社會出現問題，人人熱衷於找原因，管治班子、深層次矛盾、教育也可以是成因，因此在教育界查找不足也平常不過，縱然教育可協助做得更好，但教育只是其中一環。他很疑惑，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否單憑教育去解決得了？「如果教育是神仙棒，（通識科成眾矢之的）我也沒所謂，很多時我不是在乎鞏衛通識科與否，我會想說我們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如我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不是這樣，讀少一科考少一科就可以解決問題嗎？」將當下問題歸咎教育或某一高中科目，真的是對症下藥，還只是將問題簡單化？

香港現時處於特殊境地，如再想深一層，教育界會否是被誘過的受害者之一？「如果你去問，現在哪一群人仍舊箍住學生？其實就是教育界，其實無論罷課、行為激進也好，他還是留在學校這棟大廈之中，所以教育界某程度為社會穩定做了很多事。」許承恩接着說，例如現在不少人情緒崩潰，年輕人與父母吵架，「當他們不開心時，由學校去紓解，學校在這段日子也在做這些調和工作。」他說，在這個社會氛圍下，不必端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批判學生，用心聆聽他們的感受，便已足夠。「If you are not with us, you are against us.」他笑笑說，「如果我跟你站同一陣線才可令你滿意，那麼我無能為力。」

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年輕世代大暴走下　重思教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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