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非人化革命 挑戰資本主義
馮象的文章不容易讀。大概是因為他的學術訓練，以英美語言文學出身，又在博士階段轉向了以知識產權為學習領域的法律專業。其行文詩性處靈動暢快，犀利處言辭辛辣，直擊現實。這特點也反映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為他出版的新書《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上。光從該標題上來看，馮象將「法」與「人工智能」（下稱AI）這兩個看似毫無相關的概念連結在一起，卻暴露出作者想要處理一些更為宏大的社會命題的野心，即「法」 / 知識產權在當代中國的出路、勞動者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新技術如AI技術在未來社會的「非人化」革命。尤其是當下，中美貿易戰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美國對華為公司的封殺以及強國們對5G技術的爭奪，也促使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知識產權背後的跨國資本競逐的必然性。撰文︰徐雨霽
本書的展開，是作者對於當下（尤其是內地）大學體制的抨擊—這是一場「逼良為娼」的「異化」：一方面，高校崇洋媚外，推崇「海歸」學歷和「國際一流」的頭銜，審核教師的升職以「核心期刊」為標準，催生了論文代寫的產業化與期刊版面費的常規化。另一方面，對於青年教師來說，不得不選擇以犧牲教育學生來換取從事科研的時間，因為其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是以研究而不是教書來實現成長的，這最終導致對整個學生培養體系的傷害。
以此為開端，馮象揭開了自「告別革命」以來，革命信仰的喪失，學術官僚主義風氣使得「為人民 / 學生服務」的學術事業變成了「為個人仕途」服務的商業（頁113）。正是如此，他同時指出了，文藝創新與科研發展在以「知識產權」之名的物化、商品化之中，走向了「利己」、「私有」的學術壁壘，苟活於資本主義邏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
在內地，知識產權角色曖昧
對於當代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而言，「知識產權」一直扮演着曖昧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內地市場經濟以「山寨」、「盜版」、「侵權」等模式為主擴展，為中國崛起帶來不可磨滅的「貢獻」。
與此同時，由於互聯網所催生的「數碼經濟」與業務外包（外判）的國際產業鏈（馮象稱之為「攪局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又使得「正版」和「盜版」之間的界限在全球化的經濟交融裏，變得異常模糊。「知識產權」的幽靈是醞釀在「主導全球貿易的美國法標準」之中的，它往往是作為掠奪市場的文明噱頭，並為資本主義將抽象客體，轉化為私有所得物，提供正當性的藉口（頁28、49、55）。
於是，「正版」商品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劃分社會階層的服務，象徵有錢人、有規則的享受標誌。但弔詭的是，發展中國家（如「金磚五國」）的技術提升和對西方發達國家工商業外包的接納、互聯網低成本的技術流動與反信息壟斷，這兩者共同「默許」了內地充斥着一個山寨、仿造的商品市場，在這裏，被仿製的商品由於提供的價格大多數民眾可負擔，反客為主地成為主流，甚至吸引了不少國際資本對中國「低法治」產品的「風險投資」。
正是如此，馮象對於知識產權在中國衰落的「歡呼」，顯然是站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立場上，對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固有合法性的質疑。從這個角度來看，當「知識產權」把文藝作品當作商業產品的工具，實際上是對作品現實批判力度的損害、也是對人作為創作自由主體性的否定。
西方的「知識產權」在中國經濟的無法自我溶解進主流的法律敘說或者被迫轉化為一個新的轉變方向，正如被剝削的底層勞工在中國社會與法律層面的地位。在《國歌賦予自由》這一章節裏，馮象以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高唱國歌維權、恢復「同志」稱謂的大罷工為案例，進而分析在一個沒有「罷工自由」的當代中國，簽了勞動合同的底層人民如何自我身份政治化。
1982年，中國重修憲法，不僅刪除了「罷工自由」，還刪去了被稱之為「極左」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尤其是當國有企業改制之後，工人成為了資本市場上自由購買的勞動力（契約自由），遭受着企業規章制度的約束，僱主的經濟收益成為他們工作認可的指標。
一方面，在內地，罷工已經沒有法律的保護，成為了擾亂社會秩序和危害社會主義發展的集體性危機；另一方面，勞資衝突的問題被「灰色化」為一種資本分配的問題，從而被貼上了「勞動糾紛」的標籤。
馮象提醒我們，南海本田工人高唱寫於抗日戰爭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國歌）—該模式隨後再一次地被運用在2010年河南平頂山紡織集團工人罷工和2013年重慶工商大學教師以抗議校方「績效工資」方案的運動中—本質上是將「八二憲法」所隱蔽的剝削 / 僱傭者與被剝削 / 勞動者之間的問題轉換為執政黨與群眾或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罷工者的維權在作者看來，不僅是恢復法律地位上的「權益」，更是回歸人對自身的覺悟、勞動者的階級覺悟，乃至作為國家主人翁的「人民主權」意識的覺悟。
AI將引致中產階級「難民化」
然而，馮象對於「人」的尊嚴與自我解放的執着，最終使得他不得不轉向對於人工智能的批判。這就是本書最大的篇章所要處理的問題，即是關於AI所引發的「人機倫理」的探討。
如果傳統人文社科學者所擔心AI機器的發展是代替低端勞動服務產業的話，作者在此處所要強調的卻是，深度學習和大數據的建造，最終會使一大半需要複雜技能和經驗的腦力工作者作廢：如醫生、律師、翻譯員、會計、法官等。可以說，AI時代的大失業本身是將所謂的中產階級「難民化」。於是，AI所帶來倫理上的挑戰，在於其技術自身是與跨國界的資本同構的，它不可避免地遵循着私慾、剝削的本能訴求，即可以看做是「人對人的壓迫剝削、規訓和奴役的升級」（頁205）。由此，作者提出，唯有機器遵守共產主義道德、廢棄資本主義價值，人類才可以避免成為人工智能的附屬品，人類解放才有最終的希望。
暫且不說馮象的「AI共產主義化」是否一個理想化的出路，但他至少看到了AI擁有者對資本主義固有的挑戰—社會結構性的大失業最終催生的是私有制的毀滅。更有意思的是，機機人以假亂真、以學習 / 模仿人類來創造文章和棋局、就診、炒股、派送快遞、參與戰爭……又何嘗不是對於「人作為勞動的動物」這一身份認同的最大否認？恢復有意義的勞動，有尊嚴的勞動，是人主體性保障的必然。 AI以解放人類姿勢出現，但是要把人類解放去哪裏，這是所有科創人員必須面對的。
2019年6月，筆者在寫作本書評時，香港社會正好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本書部份內容的一個良好契機。由於反對香港政府強行審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簡稱修例），香港爆發了主辦方聲稱的200萬人次「反修例」遊行。6月14日，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呼籲全港工人罷工遊行。值得注意的是，吳主席的措辭裏，特別提到了這是一次歷史性的事件，是「勞資合作」以對抗政府的行為。除了將修例看作是對香港法治自由的破壞之外，職工盟的罷工呼籲包含着對該修例將造成香港投資環境惡化的擔憂。
相比內地的「罷工」不自由—認為罷工本身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剝削的反抗，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罷工」將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上的團結， 香港職工盟號召的「罷工」則是將勞動者 / 無產階級與資本家一起擺在了政府的對立面，這恰恰反射了書裏所忽視或被遮蔽的一個問題—如何化解資本流動「去疆域化」與政府控制「在地化」之間的矛盾。
若將「罷工」看作是政治行動主體的一次言說，那麼，在AI時代到來之後，當人工智能取代人力成為勞動者之後，被剝奪其勞動權利的群體又該如何「罷工」呢？相比新加坡早在2006年已推出的「智能國」（smart nation）計劃，香港在智能技術發展方面，直到2018年10月才成立「香港人工智能及數據實驗室」，才像是有了一場正式進入AI時代的宣言。
同年，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發表報告指出，在未來十至二十年間，香港有100萬份工作有機會被AI取代。由於產業結構單一，以金融、國際港口貿易為核心的城市經濟結構，即便面對南下的雲端支付手段，也顯得措手無策。接納AI對於香港而言，在一定意義上，不是如何追求更為超前的高端技術的問題，而是如何將社會產業結構改革與之相融合的必然需求。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書評《《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挑戰資本主義》，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相關文章：【書評．韓少功】故事折射自身 後設小說探問真實與虛構【書評】英國學者撰《政治學百科》 全書介紹第一人竟是孔子【書評．遊走於體制內外】向上流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