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一）：標準工時遙遙無期

有非專營巴士司機日做十多小時，為跑數放棄休息；有保安員每周工作逾72小時；有前線醫護人員更接更，「捱義氣」超時工作；不少酒店業員工連續工作十多天，被迫「賣」掉例假工作；會計界每逢旺季通宵達旦工作更幾成定律……「捱得」成為各行各業的基本要求，「過勞」逐漸成為常態，背後是打工仔、執政者、政黨皆不能忽視的困局。此文章為《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系列報道文章三之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出現一個新名詞—「社畜」，意即工作時間長、壓力大、拼命為企業付出的打工仔。同為亞洲發達地區的香港，不少打工仔自嘲「奴性重」，將工作置於首位，不斷加班。根據瑞銀2016年《價格與收入》報告，香港是平均工時最長的城市，每周平均工時為50.11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工時36.23小時，也明顯高於區內其他大城市如台北（41小時）、日本東京（39.5小時）及北京（37.42小時）。

然而，工時這麼長沒有問題嗎？

世界衞生組織早前將「過勞」定義為「長期無法排解工作壓力而導致的症候群」，列為會影響健康及令人求醫的職業現象，其表現包括感到精神消耗或精疲力盡，對工作產生抽離、負面或懷疑的感覺，工作效率降低。這證明工時過長會損耗身心健康。去年香港神託會一項調查發現，三成在職受訪者認為工作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影響，這種情況可能已是「過勞」的徵兆。

全港逾397萬勞動人口共同構建國際上響噹噹的經濟體。可是，亮麗的背後潛藏隱憂—打工仔就如一顆顆不斷損耗的齒輪，一不小心便成為「過勞」的一員。究其原因，或要從下列三大問題說起。

「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早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這句話，令他繼惹哭尋覓工作屢碰壁的婆婆後，再次被社會抨擊涼薄。其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斥責政府就標準工時立法問題一拖再拖，繼而質問羅致光究竟還要「死」多少人，政府才會覺得需要推動標準工時立法？羅致光回應時重申社會對標準工時立法仍存分歧，並在郭家麒追問下，說出以上那句話。

郭家麒的質詢不無道理。勞工處資料顯示，過去五年，僱員在工作期間非意外猝死的592宗個案中，高達76%涉及心臟及腦疾病（表一）。當中，會計、法律、出版、設計等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佔的個案最多，共有120宗。雖然無證據顯示這些猝死個案直接源於工作，香港亦未有定義「過勞死」，但坊間不時有聲音質疑，部份個案會否與「過勞」有某種關連，並將矛頭指向工時過長的問題。

「我相信他（羅致光）的意思並非這樣（涼薄），不過政府亦有需要處理‥‥‥（標時）講了那麼久也沒有，其實很失望。」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香港現時沒有「過勞死」個案，並不代表相關事例沒有出現，只證明香港未能夠與時並進，未能夠為打工仔制訂如標準工時等保障。

據葉兆輝觀察，亞洲地區的僱員基於服從文化，較容易接受超時工作。他提到，日本有員工為了工作，不眠不休數天後猝死，法院最終判死者任職公司需向死者家人賠償，相關案例對香港而言是一大警示，希望大眾關注超時工作帶來的社會成本。

回溯設立標準工時的原意，除了防止無償加班的情況出現，更是防止員工因過勞而出現健康問題，並保障員工的工作生活平衡，讓他們不用整天埋首工作，有更多時間發展個人興趣、陪伴家人。相關討論歷經三任特首，港府曾於2013年設立由勞、資、官三方組成的標準工時委員會（標時會），惟未有達成共識，勞方代表在2016年更退出委員會。

標時會勞方委員之一的梁籌庭批評資方態度強硬，不認同就標準工時立法，雙方只能「各說各的」。他當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概嘆，「在此情況下，要看政府本身的取向，如政府現時仍指自己是中立、不偏不倚時，就沒話好說了。」

可是，從《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中，不難看出政府輕視對勞動者的保障：「政府在研究標準工時的課題時，必須考慮本港的整體利益、經濟發展步伐及持續性、社會整體的承擔力，以及如何平衡僱主及僱員的利益。」

報告又指，香港的勞動人口素以「勤奮」及「靈活」見稱，讓本港即使面對激烈的全球競爭，仍取得經濟發展及成就。一些商界代表亦頻頻以此論調為反對理據，過去標時會資方代表曾強調，設定標準工時會增加企業成本，影響本港競爭力。

隨着勞方的離場，委員會最後推出「合約工時」方案，並獲得政府接納。不過，相關方案只規定僱主僱員在合約中標明雙方協議的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包括超時工資或補假，即只要勞資雙方你情我願，工時多麼不合理亦屬合法，被批評是本末倒置。政府最終決定擱置「合約工時」立法，僅推行「行業性工時指引」，以及透過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掌握概況。勞福局表示擬於2023年評估指引成效，始再進一步探討改善工時政策可行方案。換句話說，標準工時立法繼續推行無期。

勞資雙方在標準工時委員會中無法達成共識， 源於資方不明白，工時長不等於工作效率高。 外國有不少數據支持，工作條件較好，員工生產力更好。

葉兆輝認為，勞資雙方在委員會中無法達成共識，源於資方不明白工時長不等於工作效率高。他續指，在外國已有不少數據支持，倘使工作條件比較好，員工的生產力會更好。

他認為，當雙方難有共識時，政府應該擔當誘導者（facilitator），特別是資本主義下，勞資權力不平等，政府更應多一份承擔，「應該要以人為本，官員亦要以人為本，那是緊要的。」

「以人為本」，是特首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的背後理念。然而，大家所看到的卻是政府未盡本份，就標時立法問題不斷蹉跎。說到底，勞資關係不對等是造成標準工時設立無期的根本原因，當中迫使資方坐上談判桌的「集體談判權」，最能映照這種「不平等」。請繼續閱讀：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二）：缺集體談判權 勞資難以對話

上文節錄自第16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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