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展街市】政府與市場：放開所有　彼此更自由？

這個伊索寓言大家都耳熟能詳：有父子牽着驢走，被取笑為何不騎驢；於是爸爸牽驢，兒子騎驢，兒子卻被罵不孝；其後父子交換位置，父親卻被罵為何不載兒子；於是父子一同騎驢，又被罵虐畜；結果父子把驢揹着走，最後驢子因為掙脫而掉入河中溺斃。寓言原是說人要有主見，不要人云亦云；但現代政府面對眾多利益集團的雜音，朝三暮四已是常態。我們大可想像驢子就是市場，各界對政府的市場角色眾說紛紜。結果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政府都把市場揹了起來。問題是當不少人發覺揹驢真笨，斷定應該把驢子放跑；但驢子一鬆綁，很快便不知跑哪去。

放驢和揹驢皆為笨選擇

領滙上市就是如此；到了易名為領展的時代，則紛紛出售公屋商場—自己不知跑哪去。其實港鐵也好不了多少，跑了去內地、英國和瑞典開拓鐵路市場—還在香港的電視台賣廣告，公告天下自己跑哪去。房委會早把商場放跑，但食環署還揹着公眾街市。據悉，食環署早就想將身上的99頭驢子放跑，但看見領展這頭驢子都跑丟，也就不敢輕舉妄動。

我經常去街市買餸—無論領展、食環署、房委會的街市，以至私人屋苑、露天街市、排檔、墟市、無牌小販……通通都光顧。其實香港的街市風景目不暇給，只是很少人仔細欣賞；換了在別的國家和城市，或早已成為城市生招牌—話說回頭：街市如此百花齊放，怎可能只有放驢或揹驢兩種笨選擇？

其中一個我喜愛的室外街市位於牛池灣村—牛池灣公眾街市旁邊的露天市集。它原屬於「九龍十三鄉」的一員，自衙前圍村清拆後，牛池灣村是市區碩果僅存的一條村落。市集主要由村屋的地舖組成，但同時吸引不少擺地攤的小販。按照幾十年來累積的默契，彼此互諒互讓、互存互惠地經營，在看似沒有管理和規則之中，逐漸衍生出因地制宜的秩序。數年前我有個學生，從小住在牛池灣村，畢業論文題目正是研究該街市的自我組織能力。

至於我最喜愛的室內街市，則非大埔墟街市和寶湖道街市莫屬。前者是個著名的大型街市，孕育了不少本地名牌檔攤，單是熟食中心就有四十多家食肆，不少區外客如我都會慕名前往。相比起前者的遠近馳名，距離它只需步行五分鐘的後者，自然難逃「二奶仔」的宿命，規模較小亦令它很難「做旺」。惟其如此，食環署似乎也能找到變通之道，例如在街市（不是熟食中心）引入茶餐廳，又把不同場區以主題區分，甚至是引入二手書店這類稀有品種—寶湖道街市的改革，令人相信政府部門也有創新能力，並非一味揹着驢走。

寶湖道街市的另一特色，是中庭有個小小的公共空間，當中還擺放了幾張長椅。據說有民間團體曾在其他攤檔打烊後，偷偷在那裏舉行音樂會—也不知這傳說是真是假，反正街市晚上不營業，用來開音樂會又不擾民，豈非更能物盡其用？

不少人至今仍然相信，放驢遠較揹驢聰明；每當有人批評他們放驢，都會以「揹驢更笨」加以反駁。言則放驢又如何不笨呢？對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來說，乃在於它更具聰明適應的能力，因應價格和供求情況自我調節：當人們愈來愈喜愛吃魚生，便把街市的魚檔換成賣魚生；當人們更愛逛超市，便索性把私營街市都變成超市。

當香港的街市愈來愈似超市，難道就最合乎消費者選擇？獨沽一味的超市最切合大家期望？消費者在光顧魚生店之餘，也需要活魚檔，為何後者在超市卻買少見少？抑或只是在資本壟斷的驅使下，私營街市的選擇亦愈來愈單一化？若說市場更具聰明適應的能力，結果可能是適應資本、而非適應消費者的需要。

今年5月是中環街市落成八十周年，按照市建局的活化計劃，它將與大館和PMQ元創方合組中環「歷史鐵三角」。但中環街市自關閉至今已丟空逾十六年，何時完成修復重開仍未可料。過去數年我曾參與中環街市關注組，就它未來的經營和管理方式向市建局反映意見，還與局方進行不少良性互動。但中環街市最終變成什麼模樣，至今仍是未知之數。

在中環街市引入大型連鎖超市作為龍頭旗艦店帶動人流，無可厚非，相信市建局也如此認為。但在佔地逾20萬平方呎的大街市，它佔5萬呎已很不錯，而且應該放在樓層較高、較偏的位置。另外的5萬呎，則應該預留給各類街坊老舖和特色小店，讓消費者有更地道和多元化選擇。至於餘下的10萬呎，其中一半空間應更靈活和機動地在不同季節、時段引入社區策展人和平民化主題活動，如容納「彈起」（pop up）市集和展演活動。至於另外一半空間，更應如寶湖道街市的公共空間，索性留空，給市民大眾自由享用—最好是鋪上草地，哪怕只是人造草，放置大量的長枱，讓大家可以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閒坐、流連。

空間共享才是共享城市的根本

2012年，我們開始研究被稱為「共享經濟」的現象；到了2013年，剛巧有機會到韓國首爾考察「共享城市」，對「共享」概念有嶄新看法。若共享經濟能通過虛擬平台，直接配對生產者和用家，打破中間人的壟斷優勢；則共享城市更可藉公共空間，讓生產者、用家，以至任何持份者，能在具體地理位置直接互動，自發自主形成各種共享模式。

數年下來，共享經濟虛擬平台的壟斷愈趨明顯，逐漸變成自上而下的主導力量，構成網絡資本主義的新霸權；相比之下，共享城市所着眼的空間共享，卻能維持較高的透明度和開放性，較難被個別持份者操控壟斷，對各種自下而上的創意實踐亦更包容。尤其重要的是，共享城市不但對特定的生產者和用家有用，對整體市民以至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樣不可或缺。

共享經濟未來將如何發展，固然是個廣受注目的重要課題；但共享城市所受到的關注，相比之下卻仍少之又少。早在近六十年前，Jane Jacobs在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便開創性地提出城市是個「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多元繁複的社區活動混雜交疊，不規則地互相碰撞和迸發火花，將能為城市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毋庸諱言，如何在街市引入更多共享元素，增強它們聰明適應的彈性，以及自我組織的能力，對我們身處這個城市未來的死與生，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

上文節錄自第16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27日）《政府與市場：驢騎人，人騎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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