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春天．影評】捕捉港深生活　內地導演能拍出香港本土風景嗎？

新片《過春天》今年第一季度在內地上映，獲得大量好評，其後在香港電影節及優先場也贏得口碑，甚至引起討論，有人問：這算是一部香港電影嗎？也有人講：拍出了香港導演拍不出的風景。撰文：寇斯珮

導演白雪在深圳生活多年，經過兩年資料收集，又經過數年籌備才完成作品，成本近1,000萬元人民幣。飾演男主角的孫陽有香港及台灣兩地的背景，飾演女主角的黃堯成長於佛山和廣州，其餘配角飾演者中港聯合，故事背景則關於一班從香港走水貨到深圳的水貨客。這確是一個沒有人講過的故事。「不到1,000萬」這成本在內地市場看起來微不足道，在香港卻已是不得了的中型製作，新人導演拍第一部作品有如此投資都應該偷笑。它之所以由內地導演完成，首先還是因為它的「奢侈」。

主創們的跨地域身份是完成這部電影的重要前提，編導及男女主角崗位均可突破某一地域的思維局限，才能打破屬性的迷思，在創造角色的過程中找到普通人的共性。創造角色恰恰是這部電影最為成功之處。今日香港電影人的確不太擅長做這種事，港產片拍富裕階層，拍辦公室白領，拍低收入群體，多少都帶着特定的濾鏡，有一套事先設置好的敘事方式。

白雪在角色中挖掘出了許多普通人的特質。女主角佩佩是單非家庭長大的少女，遊走港深兩地；男主角阿豪正職在大排檔幫工，私下靠走水貨增加收入，整部戲並沒渲染他們的處境，反而克制地點到為止，將兩個人的活動範圍冷靜地交代清楚，以「人之常情」之視角來寫他們在青春期遇到的疑難。這種鏡頭與角色之間的距離感，應該來自於導演和演員對真實生活的認知與捕捉。真實本身產生了感染力，便不必再用刻意的戲劇化處理。香港電影現在常常欠缺這種點到即止，也缺乏對生活的認知。用爆發的情緒去解決戲劇矛盾未必可信，到底如何去書寫香港人的生活，這問題問得很好。

跨地域反過來也可能傷害到了電影的品質。無論是白雪，還是孫陽及黃堯，他們對香港的觀感始終帶着旁觀者的視角。白雪寫劇本用普通話寫成，最後要靠演員群策群力，將九成對白轉作廣東話。經過修整之後的對白不連貫，也不夠地道，常常有上一句直接、下一句婉轉的情形出現，讓觀眾產生莫名的陌生感：明明角色講的是粵語，最後塑造的形象卻並不像真實在本地生活的市民。戲中上山看香港夜景及男女主角開貨van經過鬧市的片段帶着強烈的遊客視角，劇情中強調他們與香港的關係顯得略為牽強，他們談論的好像是一座事不關己的城市，只因為導演對這座城市沒有深入的認識，又或許，她無法觸及。

在電影最後，白雪不得不用公安打擊水貨客作結，此前經營的所有人物關係和戲劇張力突然被這「理所當然」的事件給終結了，彷彿一片斷崖。電影劇本的起承轉合是有機整體，起和承要為最後的轉與合鋪路，轉與合也要解決起和承搭建起來的戲劇矛盾。

陸港兩地的導演都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矛盾的解決方法和情緒出口極難找。內地電影人被牢牢束縛在法律規條之下，法規不允許的行為最終必須受到懲罰，這幫水貨客的角色書寫出現了硬生生的殘缺；香港導演想要談論普通市民對社會和經濟的迷惘，卻又為現實的狹窄所苦。近年來很多本地製作同樣主力描寫年輕人的困擾，但劇本無法為角色和戲劇矛盾找到出路。他們所疑惑的，在現實中根本無法解決，主創們最後要麼只能懸而未決，要麼只能尷尬的熱血或勵志，反映出電影人的想像力及現實體驗的雙重貧瘠。

《過春天》絕對算不上勝利，無論是把它當成一部內地新導演作品，還是一個在地香港故事，都有明顯的瑕疵。白雪本身十分聰明，她將故事的主要火力放在青春期的成長之上—對家庭的疏離，對友誼和愛情的嚮往與不捨—由情緒引領，電影的現實意義和缺失就被埋了起來。通過對「共情」的着力，《過春天》變成了抒情式體驗，其故事背景很搶眼，卻只能發揮出背景的功效，或是變成談資。

無疑，這樣的創作方式容易為電影帶來話題性，也容易把問題隱藏起來。對觀眾和從業者來說，它的製作過程和手法比電影本身更具有特殊性，甚至更具時代性。於是，它更不像是一種勝利了，在隱隱約約的掌聲和歡呼中，細細想來還是有一些悲涼的意味。

上文刊登於第16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14日），原標題為《《過春天》不是一次勝利》，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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