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援】制度「算死草」入醫院需扣錢 　近乎無積蓄才合資格申領

彭先生右膝蓋經歷了第七次的手術，這次他決定聽從醫生建議做了固定性的關節，感染風險降低了，卻意味他的行動將更為不便，需要太太照顧的時間及程度會更大。他留院約三個月，回家兩星期後，除了自理能力外，擔心的還有生活開支又要再縮減了。76歲的他自失去工作能力後，和太太每月靠約8,000元的綜援金生活，但入院期間會扣減綜援額，他說上次試過同樣入院約三個月，社署扣減了約3,000元的標準金，這次有同樣的心理準備。

丈夫住院的時候，彭太每日由深水埗住所到瑪麗醫院探望，每天車費來回約20元，每月交通開支超過600元。由於丈夫吃不慣醫院的飯菜，她每天煮好飯餸後，早上10點過海探病，到晚上7、8點才回家。探病時間在中午及晚間各只有一小時，考慮到車費太貴，她每天坐在醫院等候數個小時。

綜援制度幫助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領着8,000元兩個人省着用。然而，彭先生入院期間雖然不用支付醫療開支，但他們的日常開支卻增加了，扣減綜援金額是否合理？

社會保障制度讓有需要的人不陷入無法生存的絕境，但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出，現有制度仍無法令受助人維持合理生活。綜援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基於整個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最有需要的人即使已被納入安全網內，卻不代表得到適切支援。不少受助人需要節衣縮食才能生活，制度缺乏人性化關懷，還為他們帶來精神壓力。社會對綜援的負面標籤，甚至令部分基層人士不敢爭取應有的保障權利，變相製造了另一種極端生活狀態。

年輕時努力工作 老來生活無保障

彭先生的膝蓋關節勞損，源於中間的軟骨磨蝕，影響行動能力。他從20歲起，駕駛巴士維生，直到50多歲。「以前那年代工作是多勞多得，那時為口奔馳，一個人賺錢養家，數張口靠那份工資，於是拼命工作。到後來痛得很，才知道需要更換關節。說得好聽叫勞損，其實是職業病。」他說，以前開巴士比現時辛苦得多，舊型號巴士煞車時很花腳力，即使整個人站起來也未必煞得停，日積月累才會造成勞損。當年他凌晨3點開工，直到晚上8點才回家，每日做17個小時。

工作那麼辛苦，卻仍無法存到一筆退休金，後來更傷了韌帶，被辭退後腳患才開始發作，連工傷也無法得到賠償。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下，他第一次做手術時近乎花光積蓄。「1999年至今做了七次手術，要再做我也不肯了，寧願切了它。沒辦法，做了那麼多次，打那些針好痛好辛苦。現時一要入醫院就好怕，打那些抗生素針，會血管膨脹，全身痛到我真的想死。」

太太天天探病，既照顧他的飲食，也是他的精神支援，然而住院期間，他的綜援標準金額由最高的「需要經常護理」跌至「殘疾程度達100%」級別，少了近三成。彭先生年輕時也曾經為社會付出，到老了領取的社會福利卻難以保障基本生活。他很感恩妻子全天候照顧，既要煮食，也要幫他更換尿片。現時他每天早上出門需要花約一小時，單是從電動床扶過輪椅便要耗費很大精力，要先調校好輪椅，太太再花很大力氣扶抱。

地區支援配套差　反增社會成本

現時領取綜援的人士中，有約八成是像彭先生這樣的長者、健康欠佳及殘疾等個案，是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但他們除了獲現金援助外，社區支援卻不太足夠。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關綜聯）代表李芝融指，綜觀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除了因標準金額太低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最大問題是整個系統看似有很多的選擇，長者有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殘疾人士也有殘疾津貼、殘疾人士綜援等可以申領（表一），但全部是對沖，只能領取其中一項，當中綜援保障範圍已經最高（表二），包含了補助金及特別津貼項目這兩部分，可應付租金、基本的醫療如急症室、門診等費用，但仍欠缺其他的配套，例如家庭支援、照顧者支援喘息服務等。彭先生也直言，以現時自己的狀況，太太無法離身，不可能出去工作。

李芝融說：「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好服務配套，比如說在非辦公時間做到支援照顧者，又例如長期病患者在社區生活也需要一些幫助，他們不像健康或健全人士，生活狀況很多時會有突發轉變，如果沒有適切協助，只能跌入院舍的需求。如果社區對長者支援得好，那政府的開支約是3,000元一個月，但如果是要入住院舍的話，每月就需約1.3萬元，但輪候院舍的隊伍那麼長，每年有數千人未輪到就已經去世了。」

他認為，若做好社區和家庭支援，相對的整體社會開支或需要的院舍空間也會減少，既然政府已掌握很多數據，包括各區長者數目、輪候院舍人數、他們的身體及家庭狀況等，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在地區支援。

綜援制度僅重扶貧　受助人難脫困

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不止於扶貧，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黃和平指出，制度應該還要做到風險集散、維持收入及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他說，以前的制度以綜援為主導，近十年政府雖引入了如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計劃，不再只扶助社會上最窮的人，但和外國相比，仍是偏向以扶貧為主要目的，綜援佔的仍然是較大的份額，而其他項目也需要資產審查，未做到上述幾個其他功能。

黃和平分析，每個人都要面對各種生活風險，可能是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歷程面臨的年老、失業、疾病等問題，有效的社保制度旨在為每個成員提供安全感，確保個人遇到各種突如其來的困境時，仍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

「外國有些地方有失業保險，香港是完全沒有的。他們失業時仍可以有失業前約七成的收入，但香港的綜援不是這樣，是要你在失業後貧窮，要把錢近乎用光才會給你失業綜援，概念很不同。外國的做法不會看你有多少資產，或是有沒有家人供養你，他們是不管任何階層的人，如果跌入一個預想不到的情形，都可以維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至於收入再分配功能，主要是藉着向較富有的人抽取稅收，再分配給窮人，令社會財富分配相對平均。李芝融指，政府現時的施政和理財理念不是看社會需要，而是看政府的開支比例，而且出現投放給其他階層的開支較基層多的情況。

他以去年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比如，如果你是業主，便可以獲得一萬元減免（寬免2018/19年度四季差餉，每戶每季上限2,500元），普通市民最多只有4,000元，還要左扣右扣，以及有那麼多的行政費，這是否好的理財方法？政府把錢放在富有的人身上，反而向貧窮弱勢開刀。」他認為近日長者綜援提高年齡門檻的改動也反映了這種觀念。

上文節錄自第14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11日）《綜援制度「算死草」 社會失調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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