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請勿在平行時空與大眾同行—香港01致林鄭月娥公開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台鑒：

閱畢閣下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有感活在香港，就像活在平行時空。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盛讚報告屬「歷史性」、「彰顯共同希望」；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卻顯示，報告僅獲市民評48.5分，不但比去年大跌14分，更屬歷來第二低；林太你從容回應指「評分低」源於「措施多、爭議多」，不少論者卻批評問題在於「諸多小恩小惠，未及深層矛盾」。

當你仍以「舊獅子山」的階級流動精神，勉勵大家乘風破浪、再創輝煌時，你可曾想過，這種死抱「我都係咁捱出頭」的信念，正是令我們無法帆盡高張的牢籠？當你高舉「置業主導」方針，打算一圓市民的「磚頭夢」，更揚言不推行「明日大嶼」將會愧對下一代時，你可曾知道，下一代要的，是可以輕鬆生活的宜居家園，而非要終身做節衣縮食的「樓奴」？

你知道嗎？那是你的「磚頭情意結」。

你多次提到，中國人有所謂「磚頭情意結」，故由去年競選特首之初，已敲定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想藉此讓市民安居。我們理解，你對「置業安居」的執念，或許源於你的成長經歷。

猶記得你多次強調出身基層，一家七口與20多人合住灣仔告士打道一個唐樓單位，平日要將「碌架床」當書枱；到1978年，你的父親靠賣酒脫貧，並購入南豐新邨的頂層三房單位，生活從此安穩；至今你也難忘家人首次置業時的興奮，更以此勉勵香港人努力奮進。

然而，這種典型「舊獅子山」故事，在當下看來，已不如當年鏗鏘有力，除了沒有了向上流動「呢支歌仔唱」，更關鍵是，大家開始關注置業觀念背後那些無形之手的暗中操盤，逐漸明白置業非必然。

《香港地產業百年》一書記載，在戰後初期，以工人階層為主的港人，本無置業觀念，故樓宇買賣並不普遍，只屬少數權貴的「玩意」；至1954年，商人霍英東引入英美興起的「樓宇借貸」及「業權抵押」，開始改變港人的置業需求，漸漸造就地產行業的興旺；到經濟騰飛的1980年代，市民的物業購買力激增，只要樓價飆升，其物業帳面值就可暴漲數倍，連時任港督麥理浩，也要把公屋主導的房策改以置業主導，興建大量資助房屋；及後港府更推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鼓勵市民在私人市場置業，而該置業主導政策一直延續至今。

時事博客李察《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房屋政策》一文指出，所謂「置業階梯」的論述，其實是港英政府自中英談判後，為了在期限內賺取最多經濟利益的政治操作，即減少出租公屋的供應比例，同時收回公屋用地以釋放土地價值。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李健正及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亦提出，上述房策的最大矛盾，在於樓市強調房屋的「交換價值」多於「使用價值」，導致置業者的財政負擔往往較租住者高，須靠巨額借貸應付，一旦經濟不景，中產或無力供款，將對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打擊。

影子長策會成員、經濟學者鄒崇銘在《樓市房策二十年》一文中批評，本港長久以來的置業政策，「已打造成一條只准向上爬的不歸路」，令置業者不斷朝向物業的交換價值以至商品化的方向邁進，「願意前進的難免跌入交換價值的漩渦中，不願意或無能力前進的，則彷彿會在社會階梯上被不斷拋離」，造成「置業人士VS非置業人士」、「公營房屋業主VS私營房屋業主」之間的社會差距，全民都自願或被迫地參與所謂「地產霸權」的遊戲。

根據過往的住戶住屋意願調查，也可見市民對置業態度的轉變。

當局曾於1999年進行的「住屋意願統計調查」顯示，在未來10年之內，有66.6%的住戶打算購買樓宇自住，時任房屋局局長黃星華表示，當局鼓勵自置物業是為令市民的經濟有所保障；至2012年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自置居所調查，雖有六成市民認為自置物業很重要，但研究人員強調，市民對購買物業已非一面倒的盲目樂觀，「既不認為這是安居樂業的必然保證，也不再視其為中產身份的象徵，且更可能有一定的投資風險，並不一定是最佳的投資工具。」

不過，林太你顯然並不在意這種「置業等同置市民於險境」的說法，亦未認清當前房屋的「交換價值」遠超「使用價值」的問題所在，甚至在香港樓市泡沫風險位列全球最高的當下，在市民置業購買力指數已經惡化至74%的時候，仍然死抱上一代深信「置業等同致富」的經驗，繼續推進「置業主導」政策，鼓勵這一代步上「終身樓奴」的後塵。

你知道嗎？時代不同了，矛盾深化了。

這背後所反映的致命問題，是以你為首的一代管治精英，似乎仍未掌握香港問題的深層次結構，亦不願直面香港一直處於被「官商共治」的狀態、形成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

在英殖之初，港督與滙豐、怡和及太古等老牌洋行的利益瓜葛千絲萬縷，完全主宰着那個年代的香港政治、社會和經濟脈絡，直接催生了管治精英對弱勢群體的歧視；到上世紀中後期，乘結構轉型及經濟騰飛之際，港人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以房地產業發家的港商勢力逐步崛起，甚至取代了英資的地位，令官商共治進入新階段；至1997年主權回歸後，相對中共的專政文化，港人更傾向維持原有的港英體制，而該體制所遺留下的官商共治，也因而得到鞏固，並繼續深化成一個導致香港民生問題愈趨嚴重、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的利益共同體。

房屋問題尤為水深火熱。一個擁有80萬個公共出租房屋、40萬個資助房屋及160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香港，雖然合共有280萬個住宅單位，卻無法合理分配予260萬個香港家庭——有28萬戶仍在苦候出租公屋， 21萬人要蝸居劏房，而私人樓價指數連升28個月至394.2點後，才在8月輕微下跌0.08%，報393.9點。

土地大辯論落幕之後，萬眾矚目下，林太你卻未有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任何有效的紓緩措施。被美名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公私營合作開發農地，又怎樣釋除「官商勾結」之嫌？在目前尚有9680公頃土地未被規劃的情況下，又何必急於填海1700公頃？試問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有第一批單位落成的「明日大嶼」，又怎能救這眼前的近火？單憑那一千幾百個由民間團體主導的「過渡性房屋」，又怎能以杯水救車薪？

你或會辯解，指已承諾在任內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以調撥更多土地作公屋發展，又稱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當中，以房屋單位計算的話，有七成會應用於公營房屋；然而，在以置業為主導的前提下，出租公屋、居屋、綠置居及首置上車盤的落成數量，必然會有所調整，你又能否保證，是在增加出租公屋供應量的情況下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絕不是以「損不足而補不足」的方式來滿足置業主導的房策？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曾在《公營房屋推向市場  資本主義變得醜惡》一文中指出，政府房策的最大錯誤在於左搖右擺，「未能把公營和私營房屋的人口比例拿捏得準」，打破公私房屋原本各佔人口一半的平衡——董建華年代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及「租置計劃」，導致入住公營房屋的人口激增，亦相對減低了部分公屋居民購買私人物業的意願；至曾蔭權時期，不但停建及停售居屋，更減少興建出租公屋的數量，令公私營房屋所佔人口比例出現逆轉，例如在2006年至2016年之間，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及私人房屋的人口比例，分別由31%、17.8%及49.3%，調整至29.1%、15.8%及53.2%；林太若進一步壓縮出租公屋的興建量，恐會深化各類房屋人口比例的失衡。

影子長策會成員龍子維所撰《從「供應派」與「分配派」看公私營房屋比例》一文，則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只是願意把新建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由「六四比」調整至「七三比」，但從未打算要將有關比例推廣至全港已建成的房屋（目前全港公私房屋的比例為「46：54」），令港人無法擺脫「樓奴」命運。龍子維亦在《買樓借到盡的「置業主導」政策》中，以居屋第二市場的借貸數據為例，指在2007年至2015年間，買家的按揭還款額與入息比例雖然未有超出四成的警戒線，但買家的還款期，已由74%的「多於10年至20年」，延長至81%（綠表買家）的「多於20年至30年」，而其貸款額與樓價比例的中位數，也由77%增加至82%。

這百上加斤的負擔，林太似乎並不看在眼內，甚至堅信以經過改良的所謂「按負擔能力定價」出售資助房屋，就可促進出租公屋的單位流轉。《香港01》去年曾撰《讓數字說話——80萬個公屋單位怎足夠》一文推算，以你頗為堅持的維持「80萬」個出租公屋為參數，假定公屋輪候冊宗數不變為27.78萬，而兩者對「綠置居」的需求率為未知數N，在賣出一個「綠置居」等於可騰出一個出租公屋的情況下，27.78萬（1-N）=80萬N，N=26%，即要售出約20.8萬個「綠置居」單位，才能從80萬個公屋單位中騰出足夠數量，以應付流轉。試問，這20.8萬個「綠置居」單位，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落成？草根階層的改善住屋希望，又在哪裏？

時代不同了，獅子山精神也變了，年輕人努力的方式、追求的目標、以及成功的定義，都和上一代不盡相同。我們所追求的，已非富貴逼人，也非坐享其成，更非要以置業為終身目標，只盼能在不公平的環境下，開拓出相對公平的空間，憑藉不懈的努力打拼出屬於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嗎？我們期望你回歸施政公義，為全港市民更大膽向前。

提筆之前，滿腦子都是你求學時投身社會運動、想追求更公義更仁愛的香港的小故事：無論是去年3月26日那振振有詞的勝選宣言；還是你在競選期間印刷的成長小冊子當中，記載當日投考政務主任時，考官李麗娟形容你「表現出色，有見地，對社會不公義有強烈感覺」；抑或你上任特首之前，接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Burns）的專訪，談及自己因電視劇《北斗星》而立志服務大眾，又自言有「非常強烈的正義感，想幫助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

這一切都令我們相信，曾經被不公制度剝削過的你，必然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也不甘於淪為那個官商利益共同體的一份子，至你有權力改變香港的時候，理應更大膽擺脫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教條，更勇敢打破已被扭曲的資源分配格局，更責無旁貸地回歸施政公義。

然而，觀乎首兩份《施政報告》，明顯都令人大失所望。敢問，你當年那份「I believe in it, so I do it」的憧憬何在？又問，你去年所言「Should I decide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you can be sure that I am doing i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you」的承諾如何兌現？

你一直深信港人不屈不撓，可憑藉自身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又擔心福利政策會令港人失去自己靠自己的自助精神；然而，誠如哲學家羅爾斯（John Rowls）所言，人生來就不平等，有聰明、有愚笨、有漂亮、有醜陋，當權者無法改變那些不平等事實，但可以改變對待那些不平等事實時的取態，可以是錦上添花，可以是火上澆油，也可以是雪中送炭。

麥理浩於1981年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到，香港的社會安全網，雖不算完整，但總算使那些不幸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醫療、教育、生活支持或庇護，並享有租金廉宜的公共房屋，他又指出，「正因為有了社會安全網，在1974年至1975年間發生經濟衰退，所謂『資本主義醜惡的一面』明顯沒有在本港出現，這是香港得以復原的原因之一。」

然而，30多年過去，「資本主義醜惡的一面」在香港隨處可見，但面對剝削和壓抑，那張沒有跟得上時代步伐的「社會安全網」，根本無法為香港人提供基本保障，哪怕是一點點喘息的空間！

無可否認的是，麥理浩時期的「十年建屋計劃」，為百多萬基層市民提供了設備齊全、環境合理、價格相宜的安居之所，既穩定了民心，又安定了社會，奠定了香港的經濟騰飛的堅實基石。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2014/20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從「按房屋類型及商品或服務類別劃分的住戶開支比重」可見，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及私人住宅的住戶每月平均開支，分別為13,275元、26,075元及36,728元，而其住屋開支比率則分別佔總開支的12%、38%及41%，但外出用膳及食品開支則為46%、30%及22%。這明顯可見，沒有供款負擔的家庭，在日常消費上更為輕鬆和寬裕，相信亦更容易達致儲蓄的目標。

試想想，如果政府願意回歸「以公營主導」的房屋政策、仿效麥理浩大舉興建出租公屋、甚至放寬申請門檻予中產階層，那麼，大部分香港人都可以合理的租金享有安身之所，大家就毋須為償還供款而節衣縮食，亦不用為樓價升跌而擔驚受怕；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原本用作置業的龐大資金，投入創業、進修及消費，從各方面提高邊際效益，促進社會現金流的流轉效率，變相為經濟市場注入更多活力和動力。

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政府透過財政轉移支付，方能減低大家的住屋成本，林太你又可有魄力作出承擔，令全港市民共享這個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成果？

還記得你在2010年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對傳媒澄清自己「唔係好打得，而係好上心」，又引用「乾隆皇帝與重臣紀曉嵐」的對話自勉，認為世事不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事隔多年，不知曾否有人向你更正，該對答其實出自《貞觀政要》中的《許敬宗答唐太宗》——

唐太宗問：「朕觀群臣，惟有卿賢，猶有言卿之過者，何也？（百官之中，你最賢能，但還是有人不斷談論你的過失，這是為何？）」許敬宗答：「臣聞，春雨如膏，滋長萬物。農夫喜其潤澤，行人惡其泥濘……天尚且不盡如人意，何況臣乎……（春雨貴如油，農夫因它滋潤莊稼而喜愛它，行人卻因它使道路變泥濘而嫌惡它……全能的上天尚且不能讓每個人都滿意，何況我一個普通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許敬宗性格輕傲，更位列宋人所撰《奸臣傳》第一位。相信林太定不想再以此自勉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謂「心無百姓莫為官」，作為被既得利益捆綁的特區之首，我們當然明白林太不能盡遂人願，但你既已擔此大任，最起碼亦應與大眾同在，凡事依正道而行，方能無愧於香港市民。我們仍然期望，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布詳細報告後，你會收回即將到期的粉嶺高球場，興建大量出租公屋，回應住屋的迫切訴求。

請不要停留在那個自力更生的平行時空。否則，沒有改變，哪有前行，又談何希望？

敬頌

秋祺

《香港01》　謹啟

上文刊登於第13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15日）《請勿在平行時空與大眾同行——香港01致林鄭月娥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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