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華棟篤笑．上】訴說香港很慘　自嘲中教我們自省　

「94、95、96、97……97之後呢？……97之後？阿Sir都唔知，我點知啫！」1997年回歸前夕，黃子華在新華社對面的伊利沙伯體育館演出8場棟篤笑《秋前算賬》，總結香港人的回歸焦慮。回歸21年後的7月，升呢為「香港棟篤笑鼻祖」的「子華神」在紅磡體育館連開26場告別棟篤笑之作《金盆𠺘口》，講述香港從「尋找仆街」變成「尋找仇家」的故事——當我們沉醉於「唔係咩呀」的風光，忘卻「面斥不雅」的赤誠，剩下「黃藍對立」的撕裂，香港跟住應該去邊度？

（一）最慘的棟篤笑

「這可能是他（黃子華）這麼久以來，除了《秋前算賬》之外，最慘的棟篤笑。他的棟篤笑本來都是慘的，這次主要講香港，所以就更慘。」80歲的戰後第一代香港作家陸離（原名陸慶珍），一連在紅館欣賞了18場《金盆𠺘口》。

大部分人都以「好不好笑」作為評價黃子華棟篤笑「好不好看」的標準，陸離却認為，好笑是好笑，但又很慘，「因為香港本身就很慘，一直以來都是孤兒，那時候有那時候的慘，現在有現在的慘。」

陸離自1987年在黃大仙「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城市劇場，觀賞黃子華演出的原創獨角戲《戲子》，便感受到黃子華個人的「慘」，爾後這種「慘」的範圍擴至家國天下。

她憶述，黃子華曾在《戲子》中，談到「戲子」難做、他出身破碎家庭及面對移民潮等問題，當時配上了不同的國歌和軍隊步操的聲音。陸離形容，整個表演令她感到「驚為天人」，她也因而成為「黃子華棟篤笑迷」。

至於香港有多慘？

用黃子華1992年棟篤笑《跟住去邊度》的話來說，「香港」的母親叫「中國」，父親可能是「共匪」或「國賊」（他倆是「情敵」，為爭奪母親，故詆譭對方），後來前者爭贏了，惟「香港」一直是「英國婆」養大的，「有人會說，是『英國婆』搶我返嚟養，但我好食好住啊，who bloody cares？」

他當時還笑言，「我愈來愈喜歡做中國人，甚至打算每個禮拜三和禮拜五做中國人，但不行了，因為97，你要我全職做中國人，就像我喜歡集郵，但你叫我做郵差一樣，我很難適應。」黃子華如此一語中的地呈現香港在後過渡時期的集體焦慮徬徨及身份認同危機，台下觀眾自然聽得笑中帶淚。

那時的「香港」，又怎一個「慘」字了得？

談及那段棟篤笑，自言是黃子華棟篤笑忠實擁躉、研究香港人身份認同多年的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回味無窮：「我教這個題目教了20幾年，自問已經講得ok啦，他講得比我生鬼得多！」

他解釋，在那個年頭，「共匪」、「國賊」、「英國事頭婆」是三套政治戲服，但香港人都不喜歡也不習慣穿，大多置身事外，專心搵錢發達，黃子華則是輕鬆又深入地擊中身份問題的要害，發人深省。

至1997年回歸前夕的《秋前算賬》，黃子華淋漓盡致地呈現香港人面對回歸的恐共心理和政治現實，更慘。

筆名為「梁款」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家吳俊雄就曾高度評價《秋前算賬》，將「香港在中英兩國夾縫中的處境簡單清晰地呈現」，「是一課（大概也是唯一一課）人人明白的後殖民理論導論。」

黃子華後來接受傳媒專訪時稱，該場棟篤笑「意義很大」，因為自己「有野心總結香港人回歸的感情經驗」，而這件事全香港人都有份參與，所以，「全香港所有人都是小偉人」。

「小偉人」們帶着「97之後呢」的焦慮回歸，大家以為會有的東西，好像愈來愈沒有了，大家擔心會發生的事情，好像正在發生。21年過去，還是慘。

黃子華的《金盆𠺘口》正好給大家當頭一記棒喝：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領導層基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策略，決定暫緩收回香港，但無奈香港人從來不知道自己就是最大的「無間道」，一直都被「長期打算ed，充分利用ed」，即表面上被英國統治，實際上為中國辦事；至回歸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保留一塊資本主義小地，允許「馬照跑，舞照跳」，大家仍然過分投入「扮演」特工及臥底等角色，無法抽離，繼而患上「被蒙蔽的特工焦慮症（蒙特焦）」，導致「蒙特焦大爆發」，發生「佔領中環」，出現「世代矛盾」，造成前所未有、「黃藍分明」的「香港大撕裂」。

他們眼中的黃子華：

（二）自省的療癒

黃子華棟篤笑中的「香港」很慘，但觀眾卻笑得很開心。

根據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所撰《黃子華用什麼療癒了香港？港式幽默男神成長史》的解釋，棟篤笑由幽默短語和小故事組成，分別以「嬉笑」和「怒罵」兩種形式「嘲笑他者為樂」及「針砭時弊為趣」，目的都為引人發笑。

鄧正健認為，黃子華的幽默，成功突破「說笑話只為搞笑」的泛娛樂化想，又套入曲折蜿蜒的哲理思辨，直面當代人的生存狀態。他又形容，黃子華在自信和自嘲之間搖曳擺渡，「讓人在蒼涼世態中感覺到絲絲溫熱」，「而黃子華的療癒，就是這樣一種世故的療癒，既自癒，也癒人。」

「他（黃子華）用講笑話的形式，去呈現『慘』的內容，令他的棟篤笑有一種張力，一種矛盾的張力。」獲陸離邀請觀看其中一場《金盆𠺘口》的獨立記錄片導演、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魏時煜，曾受黃子華棟篤笑的啟發，在城大開設一門「幽默與日常生活」精進課程。

在她看來，黃子華表演棟篤笑時，始終與所扮演的角色保持一定距離，他和政客、教授、學者不同，「不是在做論文，而是在自嘲中督促聽眾自省。」

事實上，黃子華也曾在《君子雜誌》的訪問中，提及「自省」的重要：「棟篤笑就是個不停反思的過程，由我思考說什麼、怎麼說、或者會有雕琢。」

對黃子華而言，人無非就是要勇於認識、承認、面對自己，「人生就是這樣，你先得面對自己，才能開展旅程，認清了自己的能力，是在光譜中的哪一個位置，這樣你才能自處，並去做適當的事。」

這套「自省論」，在黃子華的棟篤笑中處處可見，也是《金盆𠺘口》在講述「香港故事」時的核心框架，更是香港「跟住去邊度」的關鍵指標。

可是，入場觀看《金盆𠺘口》的逾32萬人次當中，有多少人會明白箇中深意？

80後文化評論員貝加爾在《黃子華與他一同逝去的時代》一文中提到，他在離場回家途中，聽到一對中年男女在地鐵裏談論：「究竟黃子華是藍還是黃？」——他們明顯不明白《金盆𠺘口》的良苦用心。

又如筆者與傳媒前輩談及是次演出的內容後，對方隨即回應指，「咁佢即係繼續玩民粹啦，好似2014年（棟篤笑《唔黐線唔正常》講佔中、話自己企喺雞蛋嗰邊咁。」

那一刻，更能深刻地感受到黃子華開場時所言——「今時今日喺香港做藝人係幾咁困難，大家對顏色喜好唔同，無得撈㗎……今時今日做藝人，要色盲才行，黑白藍黃我都唔識分。」

上文節錄自第12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6日）《黃子華給香港上了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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