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營合作．二】官商合營劣跡斑斑　政府內部檢討：會被牽著走

土地大辯論已經展開。在土地資源分配並不公義的情況下，由立法會前主席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曾鈺成擔任召集人的「香港願景計劃」，提出一套公私營合作模式，被質疑可能從制度上和結構上合理化對香港人的無限剝削。

前文提及，曾鈺成提出的公私營合作方案，建議政府由主導者變成協調者或輔助者，儼如鼓勵當局由「不作為」變本加厲至「更不作為」。

質疑二公私營合作劣迹斑斑

其實，公眾對公私營合作可能由「官商配合」演變成「官商勾結」，繼而「二度剝削」社會的疑慮，由來有因。曾經當選現屆立法會建測界議員、研究公私合營多年的民間土地資源小組成員姚松炎，曾引述政府內部檢討文件表示，當局也認為公私合營會被發展商「牽着走」，基建配套也會受發展商的時間表所限制，導致設計和安排都不理想。

根據本土研究社成員楊夏至、陳劍青上周發表的《香港公私合營的歷史真相》一文，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計劃，可謂最為人詬病的公私合營案例。早在1970年代末，由華潤集團和長江實業等財團合組的巍城有限公司，已在天水圍大手收購魚塘，並主動提出公私合營發展模式；該建議雖因1982年樓市下滑而瀕臨難產，但港英政府最終回購有關土地，及後再批出部分土地，與巍城共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政府當年竟然與巍城簽下私人備忘協議，明文規定政府建築物內的商業項目不能威脅巍城的私人商業設施，令巍城得以長期控制該區的經濟發展。

這種在空間規劃上明顯向發展商傾斜的經驗，令政府直到今日也無法釋除公眾對公私合營的疑慮。楊夏至及陳劍青一文又指，當年官方曾就該個案進行深刻檢討，甚至有政府報告顯示，採用公私合營發展，意味那些過去為遷就商業利益而訂立的秘密協議，往往無法應對新市鎮日後湧現的新增需求，「變相令規劃市鎮的靈活度大打折扣」；再者，這種模式往往具有「排他性」，因為收地、清拆及基建等並非三五年就可成事，政府可能會抽走其他計劃的公帑，把大量資源優先投放予有關計劃，變相放棄了整體社會及經濟利益，即再度剝削公眾。

上文還以當局每每「推銷」公私合營時最喜愛引用的沙田第一城（即沙田14區發展）為例，引證該發展案例與各界提出的公私合營模式大相逕庭，以論述有關合作沒有直接可比性。歷史檔案清楚顯示，14區發展只佔整個沙田新市鎮的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地方由政府主導收地填海而成，而填海招標工程的條款列明，發展商必須負責有關填海及平整基建，並承諾只保留三成土地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七成土地則由政府興建公營房屋和公共設施。這絕非如「香港願景計劃」提倡的「貼大床」提供基建、猶如為地產商度身定做的釋放囤地方案。

質疑三首席研究顧問早有傾向

是次報告的首席研究顧問潘國城，是香港政策研究所的副主席。他另一個更為行內人士熟悉的身份，就是於1992年至1999年間出任政府規劃署署長，而且早於1979年就成為港英政府的首席城市設計師。他上周二（5月8日）出席電台節目回應官商勾結的質疑時，表示「唔知點解香港咁重視這問題」，又指外國不太重視有關爭議，強調發展商不是「大晒」。

這聽起來十分諷刺。

潘國城退下官場後，一直從事智庫工作，並就土地房屋問題發表評論。值得一提的有兩點，其一，2005年時任合和主席胡應湘評論數碼港官商勾結爭議一事時，曾表明自己也是官商勾結的受害者，把矛頭直指規劃署，指政府對不同發展商有不同的標準；當時已卸任規劃署長多年的潘國城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不時有地產商在正式提交申請程序以外，在其秘書下班後就發展圖則的問題「上門」找他諮詢意見，以了解政府關心的問題，而他也會如實指出圖則可能的問題，並建議地產商作出修改，但他認為這種做法並無不妥，更反問「哪裏有勾結？」

其二，在2013年東北發展方案最具爭議期間，他曾於報章撰寫多篇支持以公私合營模式發展土地的文章，以《公私營合作有利新界東北發展》一文為例，文中肯定合作方案有利發展土地的好處，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合共發展了九個新市鎮，他又指這是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是城市高速發展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他亦反駁公私合營涉及利益輸送的指控，又認為如果政府強行以《收回土地條例》全面收地，其過程漫長，也可能招惹法律爭議。

上述觀點，都在「香港願景計劃」近日發表的報告作詳細論述。相信曾鈺成邀請潘國城擔任該報告的首席研究顧問時，不可能不知道他對這模式的傾向。再延伸推論，被外界指「暗撐」公私合營的林鄭月娥，在邀請曾鈺成出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時，又是否早已得悉對方所在的智庫對有關問題的立場？

如是，這個小組的成立，還有這場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土地大辯論」，不是更耐人尋味了嗎？

質疑四推公私合營部署有備而來

無獨有偶，除了香港政策研究所之外，另外兩個大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和智經研究中心，也曾就公私營合作表態，而它們都有相關代表獲林鄭賞識，出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例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元山，以及智經研究中心前主席胡定旭。

以團結香港基金為例，它早於去年發表的《土地房屋政策研究系列2》和《土地房屋政策研究系列3》中，建議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釋放私人土地儲備的發展潛力，並由政策支援私營企業在指定範圍內興建房屋。報告提出私人土地擁有人必須同意兩大原則：（1）將部分持有土地交予政府發展資助房屋；（2）按照政府要求興建資助房屋，而建屋成本則由政府支付，單位建成後亦由政府負責出售予合資格住戶。

智經研究中心則於上月發表《市民對發展香港房屋土地及以公私營合作發展房屋意見調查》。中心委託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於今年2月以電話隨機抽樣形式訪問1,002名市民，當中有41%受訪者認為，公私營合作建屋可能會造成利益輸送，另有49%受訪者認為，官商合作是好壞參半；而若要提供誘因予發展商與政府合作，有61%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提供道路和水電的基建設施，以促進公私營合作；另外有30%受訪者同意，可以委派機構監管公私營合作。智經副主席及是次調查的召集人劉鳴煒解釋，是次調查特別談及公私合營，源於發展商已擁有大量土地，若要在中短期內解決供應問題，以公私營合作會較快達到目的。

有關智庫對公私合營的看法，似乎與政府並無太大出入。

有趣的是，當「香港願景計劃」發表有關公私合營的報告後，本港不少傳媒和政商名人，幾乎同聲同氣，為公私合營搖旗吶喊。連《香港商報》和《文匯報》等左派報紙，都發表社評支持有關計劃，前者認為社會應集中討論如何找到雙贏之道，以求在短時間內釋出土地建屋，而不應該讓討論充斥太多懷疑和陰謀，否則會「一地無成」；後者則指只要堅持依法辦事，保持高度透明，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就可釋除公眾對官商勾結的疑慮，相信社會可以理性接受。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導的土地供應選項諮詢現正展開，除了小組成員各自發表看似各有傾向、實際緊跟大隊的意見之外，惟迄今未能成功引發社會各界進行大辯論。

上文提及的鄧永成及葉鈞頌一文就曾指出，這場辯論之所以未有進展，源於參與辯論的各方處於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中，主導方不但制訂了充滿局限的辯題，更用盡權力製造論據以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處於弱勢的一方，若相信改變的機會，若仍嚮往公義的社會，就要奮力迎戰，敢於挑戰牢固的土地發展體制，方能引領一場真正的土地變革，以免再被既得利益一方無限剝削。

【公私營合作．一】如何教人信服——私營主導不會淪為二度剝削？

上文節錄自第11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13日）《如何教人信服——公私合營不淪為二度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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