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大辯論．專訪】棕地「無王管」　伍美琴狠批：城市規劃粗疏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香港地少人多」的觀念，特區政府也經常以「土地不足」為房屋問題辯解，但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卻不以為然：「香港不缺土地，只缺有願景的規劃。」本身是城市規劃師的她擔心，假如社會繼續盲目增加土地供應而忽略讓港人宜居的長遠規劃，「未來20年、30年，香港人仍要承受『土地不足』的惡果！」

去年8月底，政府宣布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並委任22名非官方委員及八名官方委員；一周後，由27名專業人士組成的「民間土地資源專家組」隨即成立，成員包括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南豐集團前董事總經理蔡宏興、本土研究社陳劍青，以及測量師姚松炎等人外，還有任教城市規劃多年、曾獲歐洲規劃院校聯合會（AESOP）頒發「最佳論文獎」的伍美琴。

「民間土地資源專家組」當中的「資源」一詞，正是伍美琴「成功爭取」的：「當時有人成立了工作小組，我又在做相關研究。我說名字太差，（我們）不能叫『土地供應』小組。」她解釋，「資源」與「供應」概念不同，前者反映土地的「使用價值」，強調大家擁有享用土地的權利，視土地為珍貴資源，例如規劃照顧居民累積社會資本的需要；後者則着重「交換價值」，僅視土地為建屋賣錢的工具。

專家組否認與政府「打對台」，但雙方對「土地」的理解不一，自然也對「如何運用土地」有不同看法。例如專責小組根據政府的《2030+規劃遠景策略》，指香港長遠欠缺1,200公頃土地，但專家組質疑，香港需要的土地其實不需要1,200公頃那麼多。又例如，專責小組希望凝聚共識，積極開發土地，但這種重開發、輕規劃的思維，令伍美琴反感。

土地開發應配合城規願景

她認為，真正的「規劃」應從「願景」開始，「先想如何發展城市？未來想要怎樣的經濟環境？之後才去思考政策如何配合、需要多少土地。」換言之，土地開發和分配往往才是最後一步。「我們經常只看『最後』，『前面』全部不知道。」伍美琴說，很多人誤以為把土地分配作不同用途就是規劃，不曾深刻反思「發展」是什麼，更沒有共同制訂願景的經驗。

伍美琴又批評，沒有規劃的土地開發，根本不能解決房屋問題。「你告訴我，今日開發這些土地，他日如何解決劏房問題？我完全不知道。如果所覓土地實際上是用來興建私樓，就無法直接解決（基層住屋）問題。（如何覓地的）討論都是沒有意思的。」

「香港土地資源那麼珍貴，但城市規劃卻做得那麼粗疏！」伍美琴慨嘆，政府得過且過的短視規劃根本不利城市發展，「將來年輕人會接收一個怎樣的城市？我們會留什麼給下一代？」

我們的城市規劃到底有多粗疏？從開發率極低的新界土地使用現狀，可見一斑。

地政總署資料顯示，香港土地總面積為1,106.3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島、鄰近島嶼及九龍共佔11.5%，即127.7平方公里，其餘大部分土地位於新界、大嶼山及其他島嶼。根據《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佔四成土地，即可使用土地面積實際有664平方公里，再扣除已建設的270平方公里（24.3%）土地之後，全港尚有約394平方公里可供發展；它們大多位於新界，當中有不少是由私人發展商擁有的雜亂無章，與鄉郊環境不協調的棕地。

「我們不缺乏土地，我們缺乏對新界土地有長遠、有願景的規劃。」伍美琴解釋，過去香港城市發展主要集中在九龍及港島，但佔地88.5%的新界卻沒有好好規劃，埋下今日土地不足的惡果。

新界土地欠規劃，一開始是源於港英殖民政府的「逃避發展」：「港英政府覺得新界是租借回來的，因此逃避發展，即使後來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大部分公屋也是興建在填海地上。」

逃避發展新界致棕地擴張

逃避發展的結果，便是埋下了棕地擴張的伏線，至1983年的「生發案」，更是新界發展的轉捩點。當時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旗下的「生發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申請在掃管笏一塊農地上擺放建築鋼條，遭政府拒絕，「生發」不服上訴至英國樞密院；法院終判政府敗訴，指地契只是描述土地用途，而非限制用途的條款，因此政府再無法監管私人農地用途，導致大量農地轉作停車場、貨櫃場、回收場，即成為了棕地。

至1990年代初政府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原計劃將《條例》引入新界，但遭鄉事派反對，故僅把《條例》適用範疇擴展至已獲「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地區而非「分區計劃大綱圖」，令棕地變得更加「無王管」。

再者，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本港貨運物流業發展蓬勃，但政府物流產業配套不周，沒有規劃足夠用地，在貨櫃用地需求激增的情況下，新界面貌急劇轉變。根據本土研究社《棕跡——香港棕土政策研究報告2015》，在1983年至1993年間，位於新界的港口後勤及露天存貨用地，由276公頃倍增至560公頃；往後20年間，新界棕地不斷擴張，至2015年的棕地面積已多達1,192公頃。發展局提交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文件也估計，目前本港有約1,300公頃棕地。

《香港01》早前參考各區發展比例，估算專責小組18個土地選項的可建單位數量，當中棕地極具發展潛力，預計可興建17.9萬至35.6萬個單位。不過，對沒有足夠魄力解決土地問題的特區政府而言，這似乎並非增加土地供應的首選；從發展局文件所見，當局既擔心動用《收回土地條例》向私人發展商收地的過程冗長，又指棕地分布零散、難以逐幅發展、開發成本高昂。

然而，在伍美琴看來，「只有不懂規劃設計的人才這樣胡說」。鏗鏘，有力。

「本土研究社剛剛做了研究，兩公頃土地完全不少！相等於兩個（11人標準）足球場。」她從規劃角度解釋，指土地零碎有時反而是優點，可便於改善居住環境，加上棕地位置交通相對發達，有助減低發展成本，而棕地比較平坦、水電一應俱全，重新建設時可減少污染問題。若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論，伍美琴也認為應該優先發展棕地，「因為土地已經遭到破壞，假如透過規劃重建、增加綠化，對生態反而有正面影響。」她建議政府與小地產商合作，令有更多元化的房屋落成，豐富港人的生活環境。

那麼，怎樣的城市規劃，才是有願景的規劃？

經濟發展須平衡生態保育

「建城，見人」是伍美琴任教城市規劃的座右銘，而強調「人」與土地的連結，也是她對城市規劃的堅持。她相信，由「人們」一同經營的空間會產生一種使用價值，令規劃更具文化內涵、更有地方特色、更能累積人情味，因此，規劃必須以人為本，因時制宜，不能墨守成規。

「如果你有空間建立社群關係，會令人身心靈健康、精神問題都少一點，可以幫助減低醫療開支，這些事情環環相扣。」她接受《香港01》專訪後，上周在報章撰文時還提到，以人為本的規劃，「就是在保育生態的同時，可以使大家安居和有一份可以有尊嚴地生活的工作。」

伍美琴認為，生態環境是一切城市發展的基礎，重要性凌駕於社會及經濟發展，「你想想，一個人沒有空氣、水，就生存不了。如果做任何事會影響這個基礎，等同自掘墳墓。」

她又引述美國生態經濟學家Robert Costanza的研究，指2011年全球生態服務總值125萬億美元，高於2014年全球生產總值的107.5萬億美元，可見大自然為人類社會提供巨額的「生態服務」，以維持人類生存，創造經濟及社會價值。伍美琴認為要達至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必須要考慮對生態環境影響。

考慮了人文、平衡了生態、規劃了願景，又要怎樣才能實踐願景？

「只求增加土地，不去建立為人民謀福祉的願景，訂立長遠規劃，調動各持份者的創意、想像力和經驗，同心去建設一個我們可以驕傲地傳承予我們子孫的香港，是不可能讓我們的城市持續發展的。」伍美琴在文章中這樣說。多年的經驗告訴她，城市建設是個涉及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等相互角力的過程，只有凝聚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共識，才能達致多贏局面。

伍美琴2015年榮獲歐洲規劃學界最高殊榮的論文—— 《從香港到台北，探究知識份子在空間使用及市區重建的角色》，正是透過比較台灣寶藏巖和香港嘉咸街重建個案，引證如果建制內外的知識份子願意放下對立、衷誠合作，就可以改變社會的結論。

上文節錄自第10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23日）《 宜居永續 VS 土地開發　我們想要怎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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