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遊走於體制內外】向上流才是王道？
人的成長，總是在背叛馴養。馴養是社會機器對人的馴養，剝奪人們天然的自由與野性，使人們變得順服，為社會，或者在今天就是為那個虛無的數字符號，賣命，共渡困難。我們甚至會一度以為，這就是我們自己想成為的人。有時我回望自己青春時期的文字，真有種慘不忍睹的感覺，不是思想幼嫩或文字功力不足，而是，自己居然一度想成為那個文質彬彬，追求理性拒絕情緒，說話有條理，講邏輯，講推論的人。這些都是什麼人？都是某種成功專業人士的模樣。
什麼才算是教育？我們對教育，無非就是正經八股坐在四面牆壁的課室之內，老師站在講堂上，俯視每個學生，然後頭頭是道的在說書。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裏，講求的是系統且理論化的學識，世界的資料。對於這些資訊，如何切實改變與影響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其實我們都是沒有感覺的。比如說我自己中學時的歷史教學，隨了記一堆死記硬背的資料外，就是一些應試技巧。例如假若考題出來，你發現自己熟悉程度不足，那麼對於那個題目，你就選你背誦要點較多的立場，正方反方亦可，你的立場可以按着老師派發下來的扼要重點多寡而定。我們對歷史毫無感情，不會為了大屠殺而流淚，不會為文化大革命而感傷，是因為，在教學的過程裏頭，我們沒有故事，沒有親身的感悟。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許多同學都對歷史科很吃不消，因為大家對歷史無感，不感興趣，而且很多很多的筆記派下來，幾天下來就是一個測驗，要背誦大量而且只由扼要重點組成的資料，我們其實對歷史怎樣發生，沒有一個脈絡式的理解。但是，許多同學卻是熱切在這個老師名下修讀歷史，因為這名老師的這種教學方法，在往績來說教出最多考獲最高級別成績的學生。這種教育，算是教育，卻教出了我們什麼呢？
《遊走於體制內外》這本書由張秋玉及許寶強合編，記錄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於2013年舉行的兩場研討會，兩場研討會的題目分別為「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和「身體、情感與技藝的教育」。
整本書的主題，圍繞在教育。體制內的教育，可否不如我剛才所說那樣？而體制外的教育，又是什麼一回事，《遊》一書裏有着各種不同實踐者的分享。
我們的教育在教我們向上流，整個社會都講求流動性，其實說穿了，也是向上的流動。我們的眼睛總是向上望，卻望不到在地生活的人。在這樣的指標下，什麼叫向上流動？不外乎是白領，管理層，不用親力親為的人們，甚至可以統稱為非體力勞動工作者。正如《遊》一書裏面的分享者游靜說，這樣的教育過程也教育了我們一種等級制度，一種價值的順序。那些「理性」和「分析」的語言才是頂端至為重要，這些就是白領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至於位處底層的，就是那些要用身體勞動的工作，即是說，技藝是不被重視，甚至被賤視的。
我們的教育不重技藝，還會帶來另外的問題。技藝是只能透過體驗與感知的工藝，不是能夠在幾句幾堂之內習得。如果我們教育的偏見長久下去，教出來的就只會是隨便很容易就能夠評論的人，而無法教出帶有好奇心，好學的人們。一如《遊》書中分享者陳惠芳所說，工藝沒有理論，一切要通過身體去領會，再去生產，比如說，農夫說「鋤吧，舉起鋤頭往地鋤就行！」就算農夫示範一次，我們也許要鋤過好幾個年頭，才懂得怎樣發力，怎樣鋤得好。正如造鞋師傅在工作室示範過各種步驟：量度、畫紙樣、花紋……然後說「就這樣跟着做吧」，我們也會發現所為工多藝熟的分別。透過身體不斷去重複相關動作，通過時間累積和創造而成的知識，存在於身體本身，融入到身體裏。
許寶強在《遊》一書裏說到，我們這個社會許多的不滿，苦悶、抑鬱與犬儒，興許都是因為我們教育不着重技藝而至。人本來有各種潛能，但在教育體制裏我們都被去勢，讓我們成為沒有技能的人，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掌握」不是一種「我懂得」的狀態，而是一種透過實踐，去感悟到那件事本身的一種「感覺」。比如說，當我們想調節自己的生活居所，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的，只能透過「消費」去「購買」別人的服務，但你如果認識上一輩的老人們，他們或多或少都懂得一點五金、木工的事，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在學校以外有另類的教育 ／學習 ／實驗場所，比如說有農地，有土地，於是他們可以嘗試，可以向長輩學習搭一間木屋，去建一個農場的基本棚架。比如他們多少都會認識耕作的技術，因為那個時候還有田，他們可以在大食品供應商以外，找到自己的生產與生活節奏。
在這個年代，我們成為沒有技藝的人們，成長即是剝離自己各異的才華與潛能創意。當我們走到社會，發現社會不像學校許諾我們那樣美好的時候，已經恨錯難返了，我們沒有條件過另外一種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已經深深的嵌入到社會這個機器裏頭了。所以說，在學校教育裏排拒工藝，除了是知識偏見，更是種政治陰謀，讓我們失去了反抗，失去了過別的生活的可能，只能夠依賴那個由大財團壟斷了的世界，我們不斷去「外判」自己的生活，去「購買」由他們提供的服務，然後世界就變得愈來愈一樣，也愈來愈好操控了。
這種情況，加上宏大敍事的教育，就讓事情變得更糟。宏大敍事的教育讓我們只認到那些在國家掌權者的故事，而其實我們絕大部分人都不是國家權力者，於是我們就以為，非得像國家權力者一樣行事，那些事才能算有意義。結果就是，所有事就變得沒意義，至少是我們以為如此。而既然許多事都沒意義，那我們乾脆不做好了。
這樣的教育，實際上讓我們失去「看見」的可能，斷絕了「行動」的熱情，斬去了反抗的「技藝基礎」。
上文節錄自第10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19日）《拒絕馴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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