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十年回首社運路 周澄慨嘆:今日年輕一代抗爭艱難

撰文: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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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反高鐵撥款讓社會關注「八十後」青年抗爭現象;由社民連、公民黨發起的五區總辭,對往後十年政局帶來深遠影響。當年除陳偉業、梁家傑、陳淑莊、黃毓民、梁國雄5名時任立法會議員外,亦有5名大專生組成「大專2012」參與補選。《香港01》邀約其中3名參與者,即學聯前秘書長周澄、現任西營盤區議員黃永志、工黨主席郭永健,討論這場行動的意義,以及回顧十年抗爭路。
三人均認為,當年行動對日後的青年人、示威抗爭有相當大的啟導作用,甚至和去年區議會選舉的「公投效應」一脈相承。行動亦標誌著香港的民主運動,由議會主導逐漸過渡到民間發動,並開啟青年參政的先河。
作為社運青年的過來人,他們認為自己當年站在前線的時期,社會運動的規模有限,面對的鎮壓亦相對輕微。周澄慨嘆,今日年輕一代和他們相比,抗爭須付出的代價沉重得多,太過艱難:「當年最壞的情況,可能只是社會服務令,但現在他們要面對幾年以上的刑期。」
五區總辭十周年--專訪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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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命運自主」概念萌芽 開啟青年參政

當年五區總辭受到建制派的杯葛,「大專2012」順勢成立,避免補選出現自動當選無法成事的困局。周澄提到,他們當時亦希望在「變相公投」行動過程中,帶出一些傳統泛民主派以外的聲音。她指,當時「變相公投」的概念在香港相對新穎,一時較少人接受,但今時今日已不是新鮮事,亦有不少年輕抗爭者向她表示,自己正是受到當年五區總辭的啟發。正好當時反高鐵一役,令更多市民意識到,功能界別的存在會加劇民生政策向某部分人傾斜,五區總辭以「打倒功能組別」為主題,已經將這信息傳遞出去。

黃永志指,近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其實是一個公民持續覺醒、民間力量不斷嘗試的過程,五區總辭就是集合過去眾多民間力量的一個爆發點,並且標誌抗爭由議會主導過渡到民間力量施壓。最後雖然投票率低,但亦留下一些思想上的遺產:「在過去十多年最大分水嶺,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命運自主』這四個字的主題提出來。命運自主包含什麼?這是一個相當體現香港人的主體性的主題,在五區公投中,其實或多或少,推動這個運動的人,也開始有這個意識。」

郭永健明言,當年這場行動被外界稱為「失敗」,但自該次起,「公投」概念已在民間萌芽,2014年傘運期間,當年不參與五區總辭的民主黨,時任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也一度提出辭去超區席位,為政改進行變相公投。他們以大專生身份參與選舉,雖然不是以贏議席為目標,但亦為政界帶來新氣象:「對於當時仍然(很多人)認為立法會議席是高不可攀、要有很多資源、很高的社會地位才能參選,會有一個讓人覺得有所不同的作用。」

青年世代不甘服於既有權力結構

於2010年初,反高鐵撥款示威揭示青年世代不甘服於既有權力結構,更傾向走上街頭抗爭,「八十後」成為當時香港最重要關鍵詞之一。三位受訪者同是八十後,在相同的年代開始投入抗爭。

「當年最壞的情況,可能只是社會服務令,幾星期、幾個月便會完結,但現時很多年青人可能大好前途就此沒有了,可能面對幾年以上的刑期。」周澄慨嘆,新一代面對的抗爭環境比他們艱難更多、代價沉重得多。

她憶述:「我們還是學生的時代,搞一場遊行有一、二百人參加,已經覺得很多。文宣、動員也不像今日般,在Facebook開個群組,Telegram開個群組,便會一呼百應,那時要花很多組織和時間,才能動員一個比較像樣的示威遊行。」她提到,當時的示威規模較小,政府也就沒有那麼熱衷於鎮壓,但隨著近年政治矛盾激化,示威人數、手段也不斷升級,遭受的壓制也愈來愈多。

郭永健直指背後的矛盾心理:「我們當然想發展一個大規模、幾十萬、一百萬人的遊行,當它(示威)是大規模時,面對的打壓就會愈來愈大,如果(遊行人數)一百人也沒有,他們(政府)也犯不著要這樣對付我們。」他指出,年輕人參與示威的人數、手法、經驗等,在回歸二十多年以來正不斷累積,到近年升級的速度愈來愈快,面臨的打壓自然會愈來愈嚴重。

黃永志則指,十年前的香港是一個公民開始覺醒,但仍然傾向「冷感」的年代。不過隨後一、兩年粵港自駕遊、雙非來港、跨境基建等等爭議出現,中港矛盾愈趨尖銳,本土議題興起,民間的覺醒速度明顯加快。

周澄:認清個人專長 不想太多是非

在十年前反高鐵、政改爭議時期,由於當時政壇較少年輕女性面孔,周澄一時獲得的鎂光燈相當多,更曾被坊間稱為「民主女神」。周澄2010年自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曾到菲律賓實習半年,後來回港任職記者、在英國讀書一年,近年已較少公開露面。她現時為一間主打環保議題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並會以獨立記者身份撰寫專題報道。

提到淡出政圈的選擇,周澄透露其中一個個人因素:「面對媒體或公眾的壓力很大,有點心力交瘁,覺得自己比較多是非困身,情緒會頗負面。」於是她開始思索,自己是否適合留在社運圈或政圈。在菲律賓實習時,她確立了自己的興趣:「那半年確立了我之後許多興趣,也開始覺得我的能力和興趣會集中在讀書、寫作、做研究,也有人鼓勵我當記者。我當時也覺得有興趣之餘,其實記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崗位。」

黃永志:抗爭講求政治意志、持久力

黃永志和郭永健目前尚在政圈發展。黃永志畢業後任職NGO,2014年起先後為梁國雄、劉小麗擔任立法會議員助理,其後於小麗民主教室工作,至去年參加區議會選舉,在西營盤擊敗民建聯劉天正,成為中西區區議員,投入議會政治;郭永健則投身政界,成為工黨創黨成員,2015年短暫擔任大埔區議員,2017年任工黨主席至今。

黃永志提到,過去十年其中一個反思的結果,就是政治抗爭很講求政治意志,在巨大的政治實面前仍能堅持的持久力。他覺得以前的自己決心未夠,但經歷半年前的反修例運動,他產生一種「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想法。尤其他認為在自己所屬的選區,是中聯辦所屬地區,於是他又想到,可能除自己外,不會再有其他人會去挑戰這選區。

郭永健則指,當年學聯其實也有提到一些階級議題,其後投入左翼21和成立工黨。他認為,參與政黨工作也是一個契機,讓其左翼政綱能夠在議會內呈現。他提到,階級政治這議題在工黨成立初數年,仍然算是成功推動,社會也會討論地產霸權、碼頭工潮等,不過隨後本土議題成為本港政治矛盾的主軸,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示威中,被捕人數已逾七千。(資料圖片)

寄語充實自己 「抱持希望,為日後香港貢獻」

說到最後,周澄指出,香港公民社會的討論議題相對狹窄,她亦會問自己,假設今日香港人抗爭成功,成立民選政府,有什麼政策議題大家可以有效推動、有實質政綱和願景。她認為抗爭也有很多不同的崗位,總需要有人涉足不同的政策議題,為日後的香港貢獻:「我們每個人都儲一點彈藥、儲一點能力,也是一種抗爭的方法。」亦因如此,她不認為自己現時關注的環境議題「離地」。

「有些能力會跟著你一輩子,而這些能力,無論你在什麼崗位,也會用得著,我會抱著這個希望。」周澄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