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馬克思主義者已死？ 長毛、施永青如是說……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武器」的中國共產黨在內地高調紀念。在香港，馬克思主義給人的印象，似乎總是計劃經濟、財產公有制甚至60年代內地的人民公社，這個幾乎每年都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城市，與馬克思主義看似格格不入。不過，香港確也有過一群高調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至今仍活躍於公眾的視野當中，大家可能在慣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桎梏中遺忘了他們。
《香港01》專訪了長毛梁國雄、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他們都曾在70年代參與社運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投入了青春與血汗。晃眼40年過去，組織早已消亡，他們仍是馬克思主義者嗎？當年的馬克思主義想像，對他們後來的人生又有多大影響？馬克思主義對香港來說，又是否毫不相干呢？
香港馬克思主義者已死？
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盛讚香港的經濟自由，而香港的經濟繁榮，有賴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香港資本主義的勝利，是否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已死呢？身處中環新世界大廈22樓辦公室的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接受《香港01》專訪時並不認同。
施永青說，「蘇聯解體之後，很多人相信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以為那是歷史的終結，我就覺得資本主義都有很多問題存在……我覺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成立的。」他認為，《資本論》中所洞悉的最大問題——剝削與分配不公依然存在，「勞動才是創造這個世界，純粹資本是不會增值的的嘛。」；「分配不公平又造成資金沒辦法變成需求，賺錢落在少數人手裡，少數有錢人花來花去，都是那疊鈔票面頭那幾張，一大堆錢沒有花掉，那些錢不會變成社會新的需求，經濟就無法持續發展，積聚下來的錢，又無法流出去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的實體經濟回報越來越低，結果就搞啲衍生工具，等同賭博，才就造成金融海嘯，所有資本主義的問題，社會問題又好，經濟問題又好，都是分配不公衍生出來的。」
對於資本的尋租行為，身為幫助無數人買樓致富的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卻嗤之以鼻，認為「買樓收租」是不勞而獲，「有啲人教仔女，最好的投資就是投資買樓，但淨係賣出買入，學唔到嘢，亦唔可以替社會增值，這個是沒出息的行為，如果我只是教子女收租，洗乜驚傳承問題？教佢收租容乜易，好容易做的工作來的嘛，但你要營運公司，又有市場推廣問題、人事問題、生產成本問題，要識好多嘢，買樓收租有咩學？冇乜貢獻，搭順風車咋嘛。」
長毛則說，現時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的週期越來越短，「幾乎每10年就一次，資本主義無法解決它自身和人類的問題」；「你先要知道資本甚麼，資本是要不斷增值的，為了增值還要不斷奪取別人的勞動成果和自然資源，去化公為私，這個制度是否可以永存呢？他造成的貧富懸殊等等禍害如何解決呢？」
不過，長毛也承認，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很難成功，「你已經宣稱勝利的那些事，它後來竟然墮落了，被推翻了。歷史解釋上，你首先要解釋，蘇聯到中共，再到北韓，它們算社會主義嗎？」他解釋，托派對蘇聯的分析是，俄國革命建立公有制是正確的，錯的是不民主，「所以要用政治革命去解決蘇聯和中國的問題……是要在生產關係裡，踢走那些官僚。」
歧路中追夢？ 施永青：我某程度上在實踐 長毛嘆路難走
今時今日的施永青，手上已習慣掌握資本，多於宣講革命。他說，自己經營中原，是要從財富「首次分配」上解決問題，「左翼政黨都主張二次分配，靠政府收稅，但功勞都被政客拿走；而政府也不懂分配，不懂鼓勵努力的人，讓生產失去動力，政府又要養許多公務員，行政成本很高。」
施永青表示，他在中原地產實施「333制」, 即職工、股東、公司發展各分利潤三成，稱要讓勞動者同樣分享成果；又認為，如果自己方法有效增進生產力，其他公司也會效法，他稱之為借用了「達爾文主義」的方法，「如果呢種草生長得好，遲早整個草原都生遍呢種草。」
然而，資本家如何肯放棄自己手上資本的增值，而換取整個生產機構的增值呢？年逾七十的地產代理大亨兩顆眼珠仍轉得飛快，「所以他們（泛民）經常說惡法，最大的惡法其實是公司法，公司的決策管理由股東選出董事會把持。有出息就不應該滿足於爭取最低工資和每幾年又一次票的政治民主。」那實現政治民主，難道不是實現經濟民主的先決條件嗎？施永青卻說，事情並非只是「政治問題」，而是先要解決「理念問題」。他始終牢記年輕時所讀過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對社會主義的批評，「認為只有一條必由之路，那是致命的自負」，如果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正確，那必須讓正確的理念，在競爭中不斷修正。施永青又說，自己在中原實施「無為而治」，亦是下放管理權的表現，讓勞動者自己掌握自己的工作，並自詡「某程度上算是在實踐馬克思主義，我都是想解決工作和生活異化的問題。」
至於長毛，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卻嚴格許多，他依舊相信托洛茨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他描述的天堂沒出現，這也是托洛茨基後期說的，資本主義已經爛熟了，但問題不是資本主義不夠爛，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危機。」
頭髮花白當的梁國雄感嘆，托派的要求，是職業革命家，「你除了糊口之外，其他的時間都放在裡面，所以很難捱，按照托派的學說來說，我不參加托派的組織，已經不是一個托派，因為它一定要參加一個革命的先鋒黨，當年革馬盟是這樣的，所以就很辛苦，你捱不了多久。」
而要在香港推廣馬克思主義，則更難，長毛說，「你現在問香港人，香港的資本主義不好，那是否要社會主義啊，他說是，那是否要毛澤東那套？你要回答，那事情就很複雜，要從俄國革命說到現在，為何革命政權會墮落，會反而變成資本主義，問題就在這裡了。」長毛感嘆，現在就連自己身邊，社民連的年輕成員，也未必會細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更不要說百多年前思想家們的原作。
訪問臨完結時，長毛微微發福地挺著肚皮前的捷·古華拉起身，從書架上利索地抽出幾本講述托派思想的書，包括《托洛茨基提供另類的出路》、《第四國際文選》等，要借給記者，「班𡃁仔都唔睇㗎啦，擺係到都係擺。」當中也包括梁國雄心愛的《雙山回憶錄》，那是中國老托派王凡西艱苦堅持革命的故事。記者告訴梁國雄，關於革命歷練，施永青讀的是另一本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該書是中國內地供中學生學習的官方讀物）。「哦，主角叫保爾那本，那是個虛構的」，長毛淡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