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疫情下中國經濟哪裏最傷？ 復工外更應注重民眾需求
2月27日，疫情之下，距離2月18日中國政府正式全面啟動復工已經9天。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復工率已經超過90%以上。然而，相比於製造業，受此次疫情打擊最為嚴重則是，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餐飲、商超、教育、文化娛樂等強線下服務業和中小企業。
如果說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中國經濟還主要依靠製造業、建築業等第二產業，而如今中國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份額已經佔到了經濟總量的近60%，就業人數的近50%。而目前，中國絕大多數的服務業企業卻依然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的狀態，部分企業和從業者處於危機之中。
對此，中國政府儘管第一時間就出台了對於一些困難餐飲、商超企業的應急專項貸款扶助，減免了税費、房租，使得企業不至因一時疫情而倒掉。
2月2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扶持力度。2月26日開始，中國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出台税費減免措施。例如，自2020年1月1日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結束，旅遊娛樂、餐飲住宿等生活服務，以及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資快遞收派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徵增值税、城市維護建設税、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可緩繳最長6個月的社會保險費，免收滯納金；對企業從事經營活動所需的電、氣、水等，實行「欠費不停供」措施；對承租國有企業、機關和事業單位經營性房產的企業，可以減免或減半收取1個月至3個月房租。
如何刺激需求是重點
等等這些，可以說中國政府在維持經濟穩定，扶助企業方面已經做出了最快的反應，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隨着經濟恢復的啟動，如何加快恢復企業正常經營、推動內需的迅速恢復，甚至是抓住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推進產業升級、轉型，加速供需結構調整，將成為更重要的問題。如果在企業復工之後，面對的是社會總需求的下降和佔比50%以上的第三產業的經營艱難和大量失業、無力消費的局面，那麼復工的意義將大打折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傷害。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警告表示，在中國忙着復工的同時，為什麼不去調研一下樓市，不去港口看一看呢。復工是形式，需求才是核心邏輯。如果不能有效恢復需求，復工生產出來的商品就只能積壓，企業債務將更加惡化，隱性通脹也將加劇。
然而，目前中國政府和企業界顯然還沒有拿出更好的辦法來應對這種情況，抑或還在等待市場的自動恢復、產業的自然淘汰。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在此次疫情已經使得整個中國市場陷於停滯，失去了調節的能力，尤其對於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來講，整個「生產——收入——消費」的經濟傳導過程和市場循環已被打斷。當然，在疫情之下民眾的恐慌心理和防控隔離需要，才是導致內需不振，尤其是服務業停工的根本原因。但是，在疫情徹底結束之前，也並非沒有辦法加速經濟的恢復和供給結構的調整。只是對於單一一家企業來講，很難在現金流本就緊張的情況下，完成相應的產業和供給結構的調整。這就需要政府的適當介入。
目前，對於製造業，政府或許可以通過增加貸款的供給、政府的組織，快速完成復工、恢復生產。但是，對於嚴重依賴需求端的服務業來講，這種單純政府供給側的支持並沒有太多效果。這是不同產業之間的特點所決定的，因此簡單的「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使得事倍功半，政府花了錢、許了諾，而企業卻難以收到實惠，經濟也難以產生效果。
為此，中國政府應考慮更加細緻、靈活、有針性的市場恢復和需求啟動措施，幫助企業改變供給結構，幫助民眾恢復消費信心。
家電下鄉等措施難再現
首先，政府財政在本就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像2008年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的例如「家電下鄉補貼」「消費券補貼」等大範圍市場補貼已經幾乎不可能。而且大範圍的政府「發錢」還將帶來通脹隱憂。但是，中國財政可以更有針對性的，為關鍵民生領域和困難民眾提供更加精準的支持，並且可以成為種子資金，為調集更對社會力量的參與、建設產業平台、指明供給側調整方向提供基礎和擔保。
其次，中國可以通過更靈活的現代金融體系和信息管理大數據的結合，為市場消費提供更多、更廉價的信用擔保。在政府的協調和政策放開下，銀行可以和各行業協會、企業聯合適時推出低息專項消費信貸產品。例如，汽車消費信貸、職業培訓信貸、日常消費類網購信貸、文化消費類信貸，甚至是下半年的旅遊提前預訂，等等更小、更細微的金融服務產品，將通過大數據平台和個人信用監管、銀行資金監管等多個平台的綜合貫通，加緊實施改革，試點推出產品。
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有着龐大而高效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這種能力遠比財政和貨幣的經濟能力更加有效。儘管這樣做的副作用也不小，容易導致腐敗和資源錯配的風險，但是在疫情之下的經濟恢復中，也可以通過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加以利用。
政企與銀行合作帶動需求
目前，企業也希望通過一部分讓利來盤活銷售，只是缺少相應的宣傳和推廣平台。因此政府在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可以與企業協會或企業合作，一方面推出一些消費優惠券，代金券等非貨幣類券證，通過政府號召、企業購買的方式鼓勵員工消費。另一方面，通過現有的網絡平台經濟，組織跨企業、跨行業的合作，將一些原先過分依賴線下銷售的產品和服務，轉移到線上。
例如，影視院線、餐飲零售等產業，可以將網絡平台企業與線下企業的資源、產能進行結合，實現資源共享，利益均沾。這種跨產業的合作和市場供給結構的調整，原本需要一個緩慢的市場自發調節進程。但是，在疫情之下，則可以通過政府居中協調、主動組織，再加之金融、財政的有效引導而加速。目前中國的餐飲行業和電商、快遞行業就已經初步實現了這種產業聯合，而在影視院線、商超、醫療等領域，依然是線上線下還是兩條平行線，相互競爭，內耗不斷，沒有形成社會合力和有效供給。一方面，民眾不能及時在網上看到製作更精良的電影，不能更廉價地享受實體商超更優良的購物環境、不能享受便捷的線上醫療。但是另一方面，受平台壟斷、上線費用居高不下的困擾好的電影又難以推廣，實體企業運營成本居高不下，中國的公立醫院更是人滿為患。整合產業供給與民眾需求不能匹配。
而此次疫情則既是危機也是機遇，不僅能夠幫助中國政府和企業認清短板，也是一個經濟加速調整的時機。政府出一份力，企業出一部分錢，銀行讓一部分利，共同啟動中國消費市場、加速企業銷售收入的恢復，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經濟結構調整。
目前，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服務業不僅需要的是降低成本、加緊復工，更關鍵的是儘快啟動消費、恢復銷售和收入現金流。相比於，依賴疫情的自然結束，依賴於從工業復工向服務業的自然傳導過程復甦進程，中國政府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作出更主動地應對與改革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