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來港做紮鐵日薪逾千　住公屋拿到3粒星：賺夠錢回老家養老

2023年6月中旬，香港政府宣佈將有限度輸入外來勞工，以應對本地建造、航空、運輸等多個行業及工種勞工短缺的現實。這輪輸入勞工計劃的配額上限為兩萬人。

原廣州公交車司機傅鳴，生活在珠海的陳芳昱，生活在江門的莊玉華，都是通過這一計劃，拿到了香港機場的聘用通知。

在應聘香港機場的工作之前，陳芳昱在澳門一家眼鏡店做過三年銷售，收入一萬多元（人民幣，下同），工作相對輕鬆，晉升空間有限。香港輸入勞工的政策落地後，她看到了勞務公司的招聘告示，通過面試，應聘上香港機場的客服崗位，「大企業，應該有晉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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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澳門眼鏡店的工作，陳芳昱新工作的收入明顯有提升，三人皆是如此。傅鳴在廣州月收入四五千元，應聘的香港機場牽引車司機崗位，月薪1.8萬港幣。莊玉華跟陳芳昱一樣，申請的是香港機場的客服類崗位，月收入不低於1.7萬港幣，她之前在江門的工作工資也是四五千元。

與內地工資水平相比，三人的月薪極其誘人。只是，與高收入相對應的是高支出。林寶雲在香港做了七八年工地勞工，她幾乎不用支付居住成本，日子過得非常節儉，即便如此，「每月日常開銷也得一萬多港幣」。

去澳門打工的「珠海人」

陳芳昱、傅鳴、莊玉華都在等待香港勞務簽證。根據政策，內地勞工要應聘香港工作，需通過經商務部批准的14家對外勞務企業。陳芳昱在香港機場的工作，首期勞務合同是跟勞務中介公司簽訂的，合同期兩年，她每年要向中介公司支付4800元的費用。好在，兩年期滿，她可以跟香港機場直接簽訂勞務合同。不同勞務中介收取的費用也各不相同，傅鳴的中介費用高達1.8萬元。根據公開信息，香港機場的勞工輸入計劃，涵蓋10個人手短缺特別嚴重的前線工種，包括地勤人員、機坪服務員、機艙服務員、倉務處理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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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勞工計劃公佈後，香港政府也一併提出了「香港工作、內地居住」的即日往返模式。根據規劃，大部分機場外勞會在內地居住，由機管局統籌每日跨境交通接送，但交通費用會由外勞自行承擔。針對建造業工人，建築商可安排工地宿舍或中央宿舍，港府將元朗潭尾小區隔離設施改作中央宿舍，由建造業議會管理。事實上，准許受聘的外勞放工返回內地居所這一做法，香港參考的是澳門的外勞政策。「跨境做工」在珠海、澳門兩地司空見怪，據澳門勞工事務局統計數字，截至2023年2月底，澳門約有15.2萬名外地僱員，其中來自內地的約10.6萬名，佔比近七成。澳門海外勞工協會會長林路寧曾透露，撇除居於僱主家的家傭，估計約85%來自內地的僱員居於珠海。

剛畢業時，陳芳昱在珠海做電話銷售，「早九晚八，一個月工資五六千」。幹了幾個月她便辭了職，結婚做了全職主婦，孩子出生後，她通過勞務中介，應聘上澳門眼鏡店的工作，「不想在珠海幹，工資太低了」。陳芳昱在澳門眼鏡店的銷售工作相對輕鬆，不過工作時間較長，「要求在店9個半小時，來回通勤還要3個小時」。在澳門工作這三年，她每年要給中介公司繳納4800元的管理費，澳門僱主不承擔社保支出，她要在珠海購買靈活就業社保。在澳門工作時，陳芳昱不少同事來自江門、茂名等地，他們在珠海租房，跟陳芳昱一樣每日兩地往返，以節省居住成本。

跟陳芳昱同店上班的另外兩名女性，都來自珠海，其中一位是驗光師明明，原本在內地做驗光工作，月薪六七千元，去了澳門後她還是做同樣的職業，月收入有一萬三四。眼鏡店的工作十分穩定，明明已經在店裏工作了七八年，「不會説隨隨便便把你開了」。陳芳昱每月有5天休息時間，節假日另算。雖然不能雙休，但她覺得，自己的休息狀態比在珠海上班的丈夫強，「我們休息就是休息，一天不看手機也沒事，他週末一天24小時手機不離手，説開會就要開會」。陳芳昱不想再考慮內地的工作機會，「工資太低了，都不夠我花的」。她三十多歲，已婚已育的身份，也讓她覺得在內地職場缺乏競爭力，「國內招人比較喜歡應屆生，實習生，你又沒有像程序員那種技術，你很難找到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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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沒傳説中高，花銷比想象的多」

對於未來在香港的工作狀態、生活成本，陳芳昱等三人還沒有多少概念。陳芳昱計算過，去香港工作，通勤成本比去澳門高了許多，香港機場提供的員工班車，往返珠海每月費用2900元左右，澳門珠海兩地通勤一個月只要600元，「各項成本扣除下來，好像收入也沒有漲」。莊玉華打算在香港租房，租金將是一筆不菲的支出。傅鳴則計劃去珠海租房居住。

在香港做紮鐵工的林寶雲，在當地生活了七年多，她對香港的謀生環境、生活成本，賺錢機會以及不盡人意之處，有着深切的體會與理解。林寶雲父母在香港生活多年，直到香港「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的移民政策放開，林寶雲才得以赴港謀生，而後一直在當地從事藍領工作。林寶雲住在公屋，居住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日常生活精打細算，「幾年都沒買過一件衣服」。即便這樣，她「每個月花銷怎麼也得一萬多港幣」。

林寶雲去香港做工，同樣是想「掙多點錢」。她中專學歷，離異後獨自帶着孩子，去香港前在深圳的月薪只有兩三千元，當時她四十多歲，孩子在深圳讀高中，「日子根本熬不下去」。林寶雲原籍寶安，爺爺和父親早年去了香港。爺爺心疼留在寶安的孫輩，80年代在羅湖，給林寶雲姐弟幾人買了一套房子，他們的户口也從當時的寶安縣遷入羅湖，「後來寶安劃進特區，城中村分紅、拆遷那些，我們都沒有份的」。

初到香港，林寶雲兩眼一抹黑。親人當中，大弟和三弟都在深圳，二弟剛到香港一年，父母年紀大了，給不了她多少建議，她不知道該從哪裏討生活：「別説我這樣的學歷，就是大專，在香港也沒有人認的。你沒有好學歷，在香港賺錢也不容易。」「網上説香港工資有多高多高，好像遍地是黃金。説老實話，香港還有很多工作，工資一萬剛出頭，甚至還不到一萬港幣。就是在香港政府單位做個文員，一個月也就一萬多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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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建議她去做security，她不願意，這個職位一天工作8小時的話，月收入不到一萬港幣，再説，在一個地方坐一天不能動，她熬不住。在屋裏閒着不是辦法，沒有什麼門路的林寶雲，跟着一個遠方親戚，入了裝修這一行。她在裝修工地打了6年零工，「洗玻璃、刮牆皮什麼都幹」，日薪600港幣。她和二十多個女人，跟着一個「大家姐」，其中年齡最大的姐姐已經69歲了。「大家姐」認識很多裝修公司，總能攬來源源不斷的活兒，「頭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就有活兒幹，一個月起碼20天有工做」。在香港打零工，保障也是一個問題。林寶雲做裝修零工那幾年，沒有僱主為她購買強積金（備註：類似於內地養老社保）。

去年10月份，林寶雲一個姐妹阿玉，做裝修時從樓上摔了下來，受了重傷，需要做手術。阿玉找到裝修公司，希望得到工傷賠償，裝修公司本就購買了團體性質的工傷保險，可一旦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公司來年的保費就要漲。因為這個，裝修公司不願意為阿玉爭取理賠，雙方為此扯皮到現在。

1年多前，林寶雲進入建築工地，成為一名紮鐵工。剛入紮鐵這行的新人，人稱為「白紙」，即什麼都不懂。在香港建造業議會學習四個多月，拿到紮鐵中級牌照的工人，被稱為「靚仔」。在紮鐵這行做過幾年，但沒有中級牌照的工人，人稱為「大靚」。經驗豐富又有工牌的工人，才被稱為「師傅」。「薪酬的高低，跟牌照和經驗相關」。香港建造業總工會2022年10月公佈的信息中，紮鐵工人的日薪為2600港幣，「實際上工人拿到手的，沒有這麼多」。

林寶雲還是「白紙」時，日薪1100港幣，隨着經驗技術提升，現在她的日薪達到1250港幣。就林寶雲了解到的情況，跟她同一個工地的老師傅，日薪是2200港幣，這是他們工地上最高的工價。另外，工地做地基的時候，僱主請過一位經驗豐富的師傅，只幹了幾天，每天工價2440港幣，其中40港幣要付給中介，「他這種只幹幾天的，屬於散工，僱主不給買強積金。我們這種，一般會幹到項目結束，屬於長期散工，僱主要給我們買強積金。」

林寶雲認為，政府公佈的工價裏，計入了一部分隱性成本，比如某個工人受傷，需要休息幾天，他仍然可以領到原薪酬的70%到80%，僱主為了如期交付工程，可能還要多僱一個工人。另外，林寶雲觀察，香港建築工地上，女工起碼佔三分之一，不過，即便女工跟男工做同一工種，能拿到的日薪也比男工要低幾百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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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謀生：吃得苦，捱得住，靠自己

跟林寶雲一起做裝修工的二十多個姐妹，都是通過移民政策來到香港。「有些是父母在這邊，大部分是通過結婚過來的」。一個內地人來到香港，不是誰都能接受工作機遇、環境的落差，也不是誰都能適應生活空間、日常習慣上的差異。

林寶雲的一位朋友，原本在深圳開了一家雜貨店，生活不算辛苦，兩三年前，這位朋友投奔早幾年去了香港的丈夫，她丈夫跟林寶雲一樣，也是通過超齡子女移民政策到的香港。朋友來到香港後，熟人介紹她去快餐店打工，她幹了三天就辭了工。接着又有朋友介紹她去鞋店上班，她熬了一個月，又不幹了，辭工的理由無外乎「站得累」、「好辛苦」。林寶雲本來想着，朋友熬得住店鋪工作的話，她就帶朋友去做工地。看到朋友一連辭了兩份工，她放棄了這個念頭，工地可比鞋店、快餐店辛苦多了。

年前林寶雲看新聞上説，一個女人跟丈夫、孩子遷居香港，丈夫、小孩適應了當地環境，她怎麼都不習慣，又回到內地生活。「聽不懂，或者不會説廣東話，在香港也很麻煩」。林寶雲二弟也在香港做建築工人，他現在做工的工地，有些工人來自內陸地區，普通話裏可能帶了家鄉口音。弟弟在飯桌上跟她聊到這個就很苦惱，「很難溝通，他們的普通話我完全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他們也完全聽不懂」，他説。

林寶雲剛到香港時，也不習慣，不説別的，屋子太逼仄了，「廁所一平方米不到，洗個澡胳膊都伸不開」，跟香港很多人比，她和媽媽、二弟住在公屋，空間和環境已經很不錯了。母親在家裏，能幫林寶雲和弟弟做飯，所以她中午一般都帶飯。弟弟只有晚飯在家裏吃，早午飯都在外面吃，還要抽煙，一天的花銷至少得三四百港幣。

林寶雲不抽煙不喝酒，日子過得節儉，弟弟老是揶揄她，「你的衣服都是多少年前的，你也不打扮打扮」。她的錢賺得不容易，一次出門做工時，她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左邊髕骨裂開了，她不清楚嚴重性，忍痛在工地上幹了一天，別的工人看她神色痛苦，還以為她來了大姨媽。到了晚上睡覺時，她痛得躺不下牀，咳嗽一下也覺得痛。第二天她去看急診，拍了片子醫生開了一週止痛藥，看完病她接着上工，吃完了止痛藥，她覺得痛感到了可忍受的程度，連止痛藥也不要了。

林寶雲幹裝修工不久，已經把香港的邊邊角角跑了個遍。香港的交通成本，貴得令人咋舌，車費最高的一天，她花了100多港幣。她住在新界，位於香港的最北邊，這段時間她在香港最東面的工地上班，通勤距離漫長，她只能早上5點鐘起牀，因為弟弟用洗手間的時間很長，她得提前進去。洗漱完她5點50分左右出門，不塞車的話，到工地也要7點10分了，換換衣服，準備一下， 也到了8點鐘上班時間。「下一個工地在西貢，比現在這個還要遠，為了生活，只能起早貪黑了。」

在香港幹建築工地，要有三寶——身份證、平安卡、工人註冊證。林寶雲是紮鐵工，不同於普通雜工，她還需要拿到銀卡——接受一天建築行業相關培訓，通過考試後發的證明。銀卡涉及的課程不難，「有點文化都能過」，不過，她一個年齡偏大的朋友，不識字，考了四次都沒通過。

工地上的女工人，年齡至少在30歲以上，更年輕的女性，會選擇工地上的文職工作，「坐辦公室的」。上了年紀的工人，不少也在做耗力氣的工種。工地上，最輕鬆的是開升降機的工人，幹這活兒的一般都是女人，不過她們的工作時間被拉得很長，從早上7點到晚上6點。其他的工種，即便是做雜工，也非常辛苦，林寶雲在工地上做過三個月雜工，「説老實話，挺不容易的」。

林寶雲曾在一個私人的工地上做過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天下着雨，天氣很冷，一對老夫妻負責清理外牆，有些地方沒清理乾淨，他們需要乘升降機返工。如果請操作升降機的工人幫忙，那要給對方另外付錢。老夫妻跟升降機工人簡單學習了操作流程後，便自己上手操作，「這在工地上其實是違規的，只有擁有操作合格證的人，才能操作」。老夫妻還未清理完，升降機卡在了半空，上不去也下不來，故障遲遲未能解決，妻子太害怕了，嚇得尿了褲子。

林寶雲父母早年間，也在香港工地討生活，父親做水泥工，母親跟着父親做小工，當時的僱主，不給他們繳強積金，只能自己出錢繳，父母只繳了一人份的強積金。老兩口退休時，強積金賬户裏的錢，扣掉管理費，「到手的只有一點點」，他們現在主要靠以前的積蓄在生活。

林寶雲做了紮鐵工以後，僱主才開始為她繳納強積金。「強積金是超過65歲，就不讓你繳了。積金局拿着你的錢做投資，有時賺，有時虧，65歲時你賬户裏剩多少錢，你可以一次性提出來。我弟弟的強積金賬户，疫情期間虧了幾萬港幣，他氣得打電話到強積金管理局罵他們。」

香港的公共醫療很「平價」，林寶雲掛過幾次公立醫院的急診，診費100多港幣，「在私立醫院，看一次診起碼得300港幣，有名的診所、醫生有些要一兩千港幣」。「但很多時候，你去公立醫院看診，做手術，要排很久很久的隊」。疫情期間，有天早上，林寶雲頭暈目眩、上吐下瀉，她想去樓下最近的私人診所看診，對方告訴她，當晚7點鐘以後才有號。她又試着在政府醫療系統預約，平台顯示當天的號已經放完。她身體太難受了，跟朋友求助，朋友告訴她，那個平台某個時間段可能會再放號，林寶雲按朋友的指點，在那個時間不停地撥電話，總算約上了晚上6點半的號。

前年，林寶雲的母親患上白內障，視力只有0.1了。他們原打算回深圳做手術，當時還在疫情期，來來回回太麻煩，最後母親在香港一家私人醫院做了手術。當時，母親的眼疾手術，也在公共醫療系統也做了預約，「事隔一年半，還沒有收到診療通知」。

林寶雲已經拿到了香港永居身份，不過按她的計劃，她未來要回深圳養老。弟弟的老婆孩子也在深圳，將來一樣要回深圳生活。

這些年，林寶雲的兒子一直在深圳讀書、工作，兒子沒有去香港生活的打算，林寶雲也想葉落歸根，在香港，她只是為了謀生。林寶雲有個同學，讀完大學後去了香港，她一直沒結婚，父母、哥哥一家都在香港，她跟林寶雲説，「像我們在深圳長大的，以後總是要回深圳的」。

林寶雲有個心願，能攢下錢來，在深圳買個小房子養老。她和兒子在深圳有一套房子，她認為那是留給兒子結婚用的，「將來他有了小家庭，我們一個屋檐下，萬一有磕磕絆絆也不好」。可是，看看深圳的房價，林寶雲又覺得，想給自己攢出一套養老房，「估計也是不可能了」。

（備註：文中人物林寶雲、陳芳昱、傅鳴、莊玉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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