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GDP「仆直」 判斷失落的N年不再有意義

撰文: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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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日本GDP從世界第三位下降到世界第四位,被德國反超。不論是日本人,抑或是各大西方媒體,均認為這種下滑還會持續,最快兩年,最慢五年,日本GDP就會被印度超過淪為世界第五。

算一筆時間賬:日本GDP在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然後在2009年被中國超越,用時41年;從世界第三跌落到第四,僅用時15年;而按照目前普遍預測,與印度之間的位次競爭,最長預估來不過5年,就將被印度取代。從這三組時間差來看,日本GDP掉落的間隔期越來越短。

早前出現的是「日本失落的20年」,如今已盡默認的是「日本失落的30年」,但其實這些恐怕都已經沒有意思,日本走到如此,一蹶不振,已經一錯再錯。

日本衰退,誰在影響?

談及日本衰退,失落的三十年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來自美國的打擊被大部分人當作日本經濟不行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千禧年前後,正處於第三次產業革命成果在社會面孵化的黃金時代,而日本在這其中的每條賽道上,依然有着自己的王牌:在半導體領域,全球十大廠商有四家是日本的,只比1985年少兩家;在家電領域,電櫃、錄音機、電視機三大件的市場份額依舊被日企壟斷;在汽車領域,以兩田為代表的日系汽車還在北美洲稱王稱霸,全球市場更是坐二望一;在核電領域,三菱打破美歐的封鎖成功在國際核電裝備市場站穩腳跟。

日本經濟・日本就業市場・日本勞動市場・日本打工仔・日本OL:圖為2019年6月4日,日本東京商業區,一批日本女子走在路上。(Reuters)

在更精細化和受眾小的領域:九十年代末,日本隱形冠軍企業數量(那些不為大眾熟知、卻在某一細分領域處於絕對領先地位、擁有核心競爭力、年銷售額不超過50億美元的中小企業),以220家的數量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德美,是中國的三倍之多。日本企業模式均是以大集團為主,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擁有兩百多家隱形冠軍企業,實力可謂是強悍至極。

除了產業端,日本在科研端的優勢同樣不容小覷:研發經費佔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由企業主導的研發經費佔總研發經費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專利和專利授權率佔世界80%以上;全球創新企業數量世界第一。

不得不說,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必然是深遠的,廣島協議對日本的打擊是根本性的,但也必須看到,在那個階段,其實日本在工業產業上其實已經打下了基礎,各方面的實力在全球處於前茅。而至於後面一蹶不振,還越走越「畸形」,其實一個是日本自己,另一個衝擊是中國。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製造能在70-80年代一枝獨秀,有一半的原因要歸功於大集團模式。所謂大集團模式,可以簡單理解為全產業鏈,生產一款終端商品所涉及到的全部零部件和材料,都由這家大集團下屬對應的子公司供應,如果出現新的零部件,那就再開一家工廠。也因此,日本那些有名的大型企業涉及到的行業,越來越廣泛。

AI語言模型能模仿人類語言自動回答問題、寫小說,甚至生成樂譜等。圖為日本日立公司員工展示其AI應用。(Getty Images)

眾所周知的,比如日立製造所的經營範圍,涵蓋軌道交通、建築機械、化工、汽車零配件與材料、半導體和醫療設備、化工;再比如松下,電池、電機、電控、液晶電視、雪櫃、洗衣機、工業機械人都在生產。

90年代前,終端商品的零部件並不多,這種模式幫助日企能夠在短時間內將實驗室的技術轉化為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利用時間優勢和同集團採購壓縮成本的價格優勢搶佔市場。更重要的是,都在同一個圈子活,不同環節間銜接和反饋的效率要高很多,有利於加快產品的迭新換代。

在當年轟動業界的尼康(Nikon)和美國GCA的光刻機大戰中,兩家公司的技術不分高低,但尼康只用了五年的時間,就把GCA的客戶全撬走了。歸根結底,GCA輸就輸在沒有自己的鏡片技術和生產工廠,需要靠蔡司供應,但蔡司的研發和生產未必能跟上GCA的市場節奏,調試契合也要花不少時間。而尼康這邊擁有完整的鏡片技術及生產鏈,產品更新方面始終比GCA快一步。

可以說,大集團旗下按不同零部件開設子公司,並以全產業鏈和垂直管理的協同作戰,是日本製造一時獨霸世界的主要原因。

90年代後,情況大不一樣了。隨着晶片小型化取得質的進步,電子元器件逐漸被廣泛運用到製造業的各個方面,這使得終端產品變得越來越先進的同時,零部件格局也發生了兩點尤為明顯的變化:一個是供應鏈被大幅度拉長,另一個則是一些關鍵零部件已經直接影響到產品的性能。至此,製造業的格局開始由終端產品宰治一切的時代,過渡到零部件和終端品共治天下的時代。

2023年7月28日,台積電 ( TSMC ) 創始人張忠謀抵達台灣新竹的台積電全球研發中心落成典禮。 (REUTERS)

為了適應這一轉變,西方企業選擇了零部件外包。像鴻海精密、格羅方德、台積電等代工企業,都是在這時期誕生並成長為世界巨頭的。但日本一個勁的死犟全產業鏈,然後就引發了骨牌效應。對於依附於某個總裝企業的零部件廠商來說,因為不管怎麼樣都會有來自自家終端產品的訂單,所以沒必要死卷,躺平吃老本就行。

然而,在數碼化時代的背景下,技術升級迭代的速度,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缺乏外部競爭的日本廠商,零部件做得一天一天差,這導致終端產品不斷在國際市場喪地失城。

終端產品的出貨量少了,留給零配件廠商的訂單也就少了,此外在日企這類小院高強的產業鏈模式下,零件廠很難接到總裝公司以外的訂單,他們的收入就更少了。而沒有錢,就無法投資研發新的技術,做出來的零部件必然愈發差勁並進一步影響終端產品的競爭力,最終結果必然是企業在惡性循環中走向破產。日本家電和電子產品潰敗的核心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趁勢超車

在日本意興闌珊的時候,出現了最隨機應變的對手。反觀中國,終端企業就是終端企業,零部件廠商就是零部件廠商,兩者涇渭分明互不隸屬。做零件的企業不會像日本那樣嗷嗷待哺,而是時時刻刻瞄準世界最前沿的技術去死磕。這也是為甚麼跟聲寶、松下、索尼同時代的波導、天語、尼采、朵唯(DOOV)等手機品牌在退出市場後,華為、小米、OV能撐起國產手機的一片天,並逆向攻伐海外市場的重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製造業拉開了由紡織為代表的低端產業,向以電子產品為代表的中高端產業升級的序幕。相比起日本曾經遇到的美德韓,中國製造有三個很大的優勢:超大規模、全工業門類、單一市場。

圖為2024年2月9日,鏡頭下位於法國巴黎附近布洛涅-比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的華為法國總部,外牆裝有華為的徽標。(Reuters)

這三大優勢一方面極大地降低了製造業的六項成本,即研發成本、固定投資成本、採購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場開拓成本,以上六項成本結合後,終端品就具備了超強的價格優勢。

另一方面形成了虹吸效應,超大規模和全工業門類意味着生產分工可以更加細化,一旦某個或某幾個頭部企業落戶某地,就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跟着落戶。當終端品所需的零部件全在同一地區時,環節與環節間的銜接反饋效率將得到空前提升,產品生產和技術迭代的周期也會大幅度縮短,從而有利於企業以時間差鞏固市場優勢。

日本的再一次誤判 一敗塗地

中國製造一手價格優勢,一手技術優勢,日企本就難以招架,沒曾想捲土重來的安倍晉三又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為響應奧巴馬TPP戰略,推動國際供應鏈去中國化,日本政府要求企業把投資經營重點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東南亞。

日企曾經算過一筆賬,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回報率是17%,而東南亞市場的投資回報率僅有5%。結果可想而知:日本GDP總量在十年時間內蒸發超過2萬億美元,而這背後,是日本製造業不斷的喪城失地。

越南興安省一家服裝出口工廠。(路透社)

2012年,日本GDP達到巔峰,為6.2萬億美元,隨後安倍晉三二度上台,推行供應鏈和投資重點去中國化,同時大搞寬鬆的貨幣政策,再加上中國的產業的快速崛起,直接導致日本GDP在十年後蒸發2萬億美元。

在產品技術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價格就成為了核心競爭力。於是,日本從企業端到政府端出現了一系列的騷操作。企業端為了維持利潤空間,不惜大面積採用造價的零部件,在2011年到2021年的短短十年間,登上財富500強的日本製造類企業就有11家被爆造假醜聞,創下該周刊開欄以來單一國家企業造假數量最高記錄,其中小型企業造假的數量更是達到四位數,涉及行業包括但不限於航天、航空、汽車、建築、機械設備、化工、電氣、半導體、軌道交通等。毫不誇張的說,日本製造從根子上已經爛透了。

而日本政府端為了維持產品的出口優勢,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降低,日元貶值,日企整體利潤得到提升,按照政府的設想:企業拿到這部分錢後通常會有三個選擇:要麼增加研發費用,整體提升日本技術實力;要麼擴張產能僱傭更多的員工以拉高國內整體工資水平;要麼把更多的利潤分配給員工刺激消費。

但經過中國的折騰和造價醜聞的曝光,被三代目掌控的日企不再像前兩代那樣敢打敢拼了,乾脆集體躺平:既不搞研發,也不擴張產能和提高薪資,以保存現金流提高抗壓性為由乾脆把錢存起來,直接導致消費和產能雙重停滯。

日本勞工・就業市場・日本經濟:圖為2017年12月6日,7-11便利店的職員在店面工作。(Reuters)

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初期,供應鏈上下游配套正在經歷着全方位的洗牌。日企這麼一躺平,整個日本製造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物聯網、可控核聚變技術、量子信息技術等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領域,沒有一個能跟上中美歐的節奏。

產業是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在一個產業圈中,某項或某幾項核心技術的落後,將引發某條或某幾條核心產業鏈的落後,進而導致整個產業圈的崩潰。

同理,在工業革命締造的全新產業生態裏面,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把握住幾項關鍵的核心技術,那麼他的製造業就會崩盤。因此,當世界整體邁入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生態,供應鏈上下游配套洗牌完成,日本必然只能愈加「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