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加沙屠城和納粹相提並論 就是反猶人士?
最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駐紐約辦公室主任克雷格·莫克希伯（Craig Mokhiber）辭職了，他在辭職信中講道：「這是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大屠殺」。一戰和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用流水線的工業化方式，把徹底消滅一個族群作為國家政策。沒有想到在2023年，同樣的事情上演在人們的面前。
作者：沈逸，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10月7日，加沙哈馬斯襲擊事件發生之後，事情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以色列發出了僅24小時撤離100萬人的指令。現在有新披露的軍事行動計劃和宣傳計劃都證明了他們最終的行動目標之一——強迫埃及開放邊界收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民眾們，在沙漠建造難民營地，用脅迫的方式迫使一個特定族群離開他們原來的居住地，進入到一個事實上不適合生存的區域，讓他們去自生自滅。
以色列切斷水源、電源、糧食供應，對加沙北部難民營的襲擊中至少運用了5枚2000磅級的傑達姆聯合直接攻擊彈藥，造成了巨型彈坑和滿目瘡痍的廢墟，除了加沙浸會醫院外，不止一家醫院遭遇到襲擊，以色列用這樣一種違反國際人道主義的戰爭行為，推動了一場人間慘劇。
這樣一場行動，發生在2023年的世界，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讓我非常的震驚。《紐約時報》點了我說，我把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行動和納粹相提並論，這兩者有區別嗎？
當然有區別，而且是本質性區別。儘管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沒有看到毒氣室，沒有看到氰化鉀，沒有看到奧斯威辛，也沒有看到集中營。但加沙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還不夠嗎？以色列的戰鬥機對着醫院狂轟濫炸還不夠嗎？
究竟要怎樣才夠得上是一場大屠殺？像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吉拉德·埃丹（Gilad Erdan）做的那樣，身上戴一顆紀念猶太人被屠殺的小黃星，這個「受難聖物」從此就成了一張自帶辯護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大屠殺執照」？他們的祖先曾經被人屠殺了600萬，但不意味着有了猶太星這樣一個歷史性的紀念物，就可以保護他們肆意妄為地進行屠殺。
如果套用西方宗教的概念，因為猶太人所經歷的特殊歷史情境，使得這個小黃星成為某種帶有神聖意味的「聖物」的話，那麼今天讓這個「聖物」變成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大開殺戒，對巴勒斯坦人搞種族滅絕、搞大屠殺的一張「特權」，我唯一能想到的一個詞是「褻瀆」。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如果僅僅停留在人道主義和情緒層面是不夠的，我們沒有必要去迴避這種情緒，而且我甚至認為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大開殺戒的情緒性反應是彌足珍貴的。因為這反映出人道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生而為人，看到這樣一種場景不能忍，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是作為真正意義上人的價值性存在。
當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說，我們看到了一個畸形的結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不是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了。但這次他們的所作所為，以一種動態的、近似於現場直播的方式展現在了世人的面前，大家第一次沒有辦法迴避地看到了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場景。
以色列軍方的發言人絲毫不認為轟炸一所醫院有什麼錯，因為這是他們對於那顆猶太星上寫着「never again」的理解。納粹德國屠了600萬人，現在我屠光所有我看不順眼的人是理所當然的，這樣可以避免將來再對我這樣做同樣的事。
以色列人在中東地區、在巴勒斯坦地區、在約旦河西岸，在漫長的時間節點裏面，被賦予了一種極具殖民主義色彩的，對當地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種族清洗和屠殺的特權。
這個特權是誰給他們的？是把以色列變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始作俑者——英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這種特權是特定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下的產物。
今天的巴以問題是美國主導下的、基於規則和法治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具體體現。這種秩序是以色列可以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可以不受聯合國的制裁，巴勒斯坦人不能還擊，若過程中傷到了以色列的平民，那就是恐怖主義。
它體現了西方殖民者在全球範圍對待本地原住民的一般看法：巴勒斯坦人只是「人形生物」，而猶太人非但是人，還是神之子，是上帝的選民，是特殊種族，甚至不能被平等地對待。若將猶太人跟其他種族平等對待，你就是反猶主義；若是試圖批評猶太人，你就是反猶主義；若是不支持內塔尼亞胡，不支持那顆對着醫院砸下去的炸彈，你就是反猶主義……
這就是一個不公平、不公正的秩序催生出來的巨嬰式怪胎，在全世界面前胡攪蠻纏。這一切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它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舉個簡單的例子，歐洲歷史上經常出現大規模的排猶事件。在中世紀歐洲的很多國家，猶太人擔當了個一個特殊的社會角色——幫國王和貴族收稅。
所以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他們認為錢被猶太人拿走了，但事實上有相當一部分進了貴族和國王的腰包。於是當貴族、國王與民眾產生矛盾分歧，民眾的情緒被激怒時，猶太人就被推出來當成替罪羊，才會出現周期性起伏的排猶浪潮。
妖魔化猶太種族，然後加以簡單地否認，這種反猶主義毫無疑問是錯的。我看到網上很多戲謔調侃的段子，認為希特拉當初做的是對的，但我們一定要明確，這種做法無論是在倫理上、道德上、政治上都是錯的。
希特拉對猶太人的屠殺是錯的，同樣，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大打出手，搞教科書意義上的反人類行為、搞種族清洗、搞超出匹配和對等原則的針對巴勒斯坦民眾的群體性懲罰、搞具有顯著國家恐怖主義特徵的行為，同樣是錯的。
這兩件事情可以同時並立存在，背後的結構就是美國霸權體系中美國和盟友的關係。
對於內塔尼亞胡政府來說，在衝突爆發初期非常需要美國一邊倒的支持，所以一開始美國政府在以色列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拜登政府沒有想到以色列真的敢這麼做，並且到了無法洗白的地步。
而且拜登本人也受制於美國國內政治結構的影響。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國內阿拉伯後裔選民的數量不容小覷。他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對拜登的支持率大概是59%，現在下降了將近20-30個百分點。
按照這個局面繼續發展，拜登明年面對共和黨候選人（極有可能是「懂王」）的勝算有多少？如果後續沒有辦法讓這些人出來「含淚選拜登」，不說拜登一定落選，至少拜登要「涼」的概率就會往上升。
有人甚至已經說，歷史是公平的，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特朗普躊躇滿志要連任的時候，天降新冠直接把他治理能力為零的缺點盡數體現出來，而如今拜登最引以為豪的外交經驗也要經歷本輪巴以問題的考驗，這還真不能怪是老天去懲罰拜登。
跟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決策邏輯相似，拜登和他的團隊同樣是一種非常想當然的方式：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只想到了一種最有利的、能獲得最大理想化收益的場景，然後就認為可以心想事成。
拜登想得很簡單，認為巴以問題持續這麼多年，只要讓沙特跟以色列媾和，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是否有考慮過所有不希望或者認為在此過程中自己利益受損的行為體會有什麼反應？若是「預判了你的預判」，當他們做出相應的反應時，美國的行動方略又是什麼？這些恐怕拜登都沒有細想過。
除了人道主義危機之外，這場巴以衝突對地區地緣政治結構是一個巨大的擾動。目前，以色列給出的方案已經很明顯了，它將不惜一切代價壓迫埃及打開邊界，然後把加沙地帶絕大多數或者相當一部分巴勒斯坦人驅趕到西奈半島的沙漠地區。
為此以色列除了出動歐盟進行遊說之外，還開出了埃及可能難以拒絕的條件，瞄準埃及的一個結構性弱點——幫助埃及免除一部分外債，避免埃及債務信用違約，以此為交換條件，強迫埃及接納這批難民。
當然，後續如哈馬斯等抵抗力量從西奈半島向以色列境內發起襲擊，以色列軍隊越境進行清剿行動，這些難以避免的問題會不會發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些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不確定性正在顯著而持續地提升。
在此過程中，巴勒斯坦人首當其衝是受害者。但普通以色列民眾真的能從中獲益嗎？美國讓中東局勢朝着這樣一鍋粥的方向發展，醖釀大規模地區衝突的風險時，美國能從中獲益嗎？
美國在俄烏衝突中傾注的資源，推動其朝向一個相對中長期化方向發展，在中東地區則陷入內塔尼亞胡政府為了保障自己政權而挖下的深坑，這兩點對於美國來說，都無助於實現它的總體戰略，甚至對它的目標產生了巨大的、實質性的、不可修復的損害。
中東地區要達到以色列想要過上的太平日子，3個月至6個月的軍事行動恐怕難以結束。這種用火箭無人制導火箭方式進行襲擾的形式，也不是36萬軍隊輕輕鬆鬆掃幾個來回，就能快速解決的。
現在已經是年末了，若是來年6個月之內以色列不能夠在加沙地帶明確收尾的話，美國也無法無條件、無限制地繼續支援下去。當然這種盟友關係中的陷阱效應，倒也不完全怪以色列，美國無條件支持和偏袒以色列，把以色列作為美國插手中東事務的工具，在戰略上看是成功的，因為美國能夠把手深入到中東地區去製造矛盾，但因此也承擔了相應的義務。
美國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到處伸手，培養了很多這種代理人，培養了很多自己的楔子。當美國能夠將他們充分協調、控制的時候，這些楔子對它來說是工具；反之，當美國資源變得相對衰退、精力沒有這麼充沛時，這些過多承擔的戰略義務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繩索，甚至當這些牽制它的繩索拽動整個體系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個教科書式的現象——霸權的衰落。
這次俄烏和巴以兩個攤子同時進行，美國之前存在以色列的30萬發炮彈，從以色列搬到烏克蘭，現在又從烏克蘭搬回到以色列，就充分證明美國無法同時執行兩場援助，並不是能夠包打天下的超級無敵大佬。它的資源是有限的，它的精力是有限的，它可以同時關切的戰略方向也是有限的。
上一個說出「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人是戈培爾（德國納粹宣傳部長），一些親以色列的力量，甚至某些以色列官方賬號，用戈培爾一樣的宣傳策略去證明自己在加沙地帶所作的事情是正確的，這等同於證明當年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上一個說出「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人是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德國納粹宣傳部長），一些親以色列的力量，甚至某些以色列官方賬號，用戈培爾一樣的宣傳策略去證明自己在加沙地帶所作的事情是正確的，這等同於證明當年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美方如果繼續以無限的方式去承擔這些義務和責任，到處去當世界警察，最終有一天會淹沒在自己給自己挖掘的深坑當中，那就不是「美國反對美國」了，而是一個自我潰敗的霸權。目前這種霸權的潰敗態勢其實非常微妙，非常具有諷刺意義，值得認真去學習和體會。
之前有一段時間，美國的霸權被稱為是「良性霸權」，被認為是良心的體現，是一個善意的霸權。美國人標榜自己擁有的軟實力（如價值觀和行為標準）中藴含了許多美國的歷史性特點，是人類對於美好生活樸素的、正當的、必要的、共同的追求。對於這一價值觀，大家都願意表示接受和認可。
現在美國在眾目睽睽之下違反了所有這一切，用自己的方式剝掉這層人權的外衣，比如要求TikTok、METAS刪除親巴勒斯坦、反猶太主義的內容。
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是無差別地、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猶太人作為一個單獨的整體，對它進行污名化，甚至煽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這當然是錯的。但是如果你濫用這種東西，把它解釋為不能批評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帶的不人道行為，這種做法也是錯誤的。
對以色列民眾來說，也需要反思，否則就印證了「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二戰結束以後對大屠殺的反思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去反思普通德國民眾在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當中做了什麼。
有人還專門寫過這本書，書名叫《希特拉的志願行刑者》。當這些人褪去集中營看守的身份，脱下帶着閃電和骷髏標誌的服裝之後，他可能是個慈祥的父親，可能是一個普通的花匠，也可能是一個小店員。漢娜·阿倫特的」現代性與大屠殺「理論，就是研究一個有真情實感的普通人是怎麼變成一個殺人機器的。
今天以色列可以拿出一個計劃，分幾個具體的步驟，準備把幾百萬人從加沙地區遷到沙漠裏去。這個和種族清洗有什麼區別？現在的以色列同樣是一個非常冷靜的機器。
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國防軍用2000磅的傑達姆直接去轟炸最大的難民營，其中還有許多婦女和兒童，連CNN記者都忍不了。
當談到俄烏衝突當中烏克蘭平民時，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潸然淚下，情難自已，幾次哽咽，就差泣不成聲了。而講到巴以衝突中傷亡的巴勒斯坦人，科比卻說：」這就是戰爭。」這和以色列說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是「human animal」有什麼區別？烏克蘭平民是人，頓巴斯、俄羅斯和巴勒斯坦人就不是人了？
在以前特殊的權力關係下，傳統媒體被特定資本壟斷，少數幾個人就可以制定規則，但是現在社交平台擋不住全球人的關注。這些人不見得支持哈馬斯的主張，但他們看不慣以色列這樣大規模的狂轟濫炸，這叫人之常情。
因為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和人類共有的情感價值是背道而馳的。這些事情讓人感到很無奈，似乎不太能做什麼，但其實能做的有很多，如提供援助、推動人道主義停火，同時幫助我們更好地去認識和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這個月，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今天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在會上拿出了一個魯班鎖，打了個比方，說這個東西像和平一樣很脆弱，破壞起來很容易，建起來很難，需要我們用智慧的方法去推進它。這是負責任大國的做法，在這種問題上，我們不要去追求一時的爽氣。
有一個著名傳說叫「所羅門王結」，說的是亞歷山大大帝進兵到亞細亞的弗吉尼亞城時，聽說城裏有個著名的預言：幾百年前，弗吉尼亞的戈迪亞斯王繫了一個複雜的繩結，並宣告誰能解開它，誰就會成為亞細亞王。亞歷山大解了半天都沒有解開，就抄起劍把繩結劈成了兩半。
張軍代表拿出魯班鎖的寓意也是告訴大家，現在有人半天打不開魯班鎖，就惱羞成怒，拿把斧子啪一聲劈開，看看裏面有什麼，乾淨徹底地破壞，這就是霸權和霸道的做法。它可以在短時期內，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建立一套秩序。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不公平、不公正的秩序是不穩定、不長久的。
就像巴勒斯坦問題，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一直存在，除非所有巴拉斯坦人都死光，除非關於巴拉斯坦的記憶全部被刪除和修改，否則遇到這件事情，大家的公平正義都會被喚起。
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是人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在這件事情上，其實每個人都能做點什麼，比如在網上評論表態，就是一種作為。比如看到有一些人非常活躍，從支持烏克蘭轉向支持以色列，他們把外網上所有由親以色列力量發布的虛假訊息一個不剩的全部搬過來。這個時候你可以闢謠，進行更正。
上一個說出「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人是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德國納粹宣傳部長），一些親以色列的力量，甚至某些以色列官方賬號，用戈培爾一樣的宣傳策略去證明自己在加沙地帶所作的事情是正確的，這等同於證明當年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這是反諷嗎？這當然不是歷史的諷刺，這是何等的「褻瀆」。我們對此要有基礎的判定，要能夠採取力所能及的行動，確保這個世界的和平發展。
雖然步履非常艱難，雖然每次的步伐也許不是很大，但終究是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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